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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傳至今的典故乃至神話傳說中，“斧”的身影隨處可見。盤古抓來一柄斧頭，便開天辟地；程咬金憑借三斧子半，便闖出“混世魔王”的名號；至于那“斧聲燭影”，則是讓趙匡胤之死平添了幾分詭譎莫測。

且不論成語當中還有班門弄斧、疑鄰盜斧、大刀闊斧、雙斧伐孤樹等典故，人們于古籍中常見的其他冷兵器，其實與“斧”也有莫大關聯。如刑天所舞干戚、天子常用黃鉞，都是斧類兵器的一種。

據現有記載，斧類兵器貫穿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已成常制。尤其在上古時期，斧類兵器更是擁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那么，看似有些“笨重”的斧類兵器，為何在這一時期備受歡迎呢？

上圖_ 冷兵器中的各種 斧

一、斧的“兄弟”們：斤、戊、鉞、戚

在古代冷兵器中，“斧”有不少“兄弟姐妹”。如果說，“斤”與“戊”是“斧”的兩個“化身”，那么“鉞”與“戚”就是“斧”的同族晚輩。換言之，前者與“斧”字有同義，后者則是與“斧”有略微不同的斧類兵器。

先說“斤”。《說文解字》曰：“斤，斫木器也。”從其象形字體來看，正像是古人用斧在劈砍樹木。是以，段玉裁注曰：“凡用斫物者皆曰斧。斫木之斧，則謂之斤。”用來伐木的斧頭，就是“斤”。

傳說“神農作斤斧陶冶”，可見斧在冷兵器中“輩分”很高。仰韶文化（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到前3000年）中出土的石斧，便印證了這個觀點。

上圖_ 新石器時代 石斧

在舊石器時代，石斧用途廣泛，適用于伐木與農耕，故而頗受遠古初民喜愛。為加強殺傷力，他們又增大刃面，從而讓斧頭具有了大而闊的特點，并逐漸成為當時戰爭中的大殺器。

這種大號斧頭，便可稱為“戊”。按《說文解字》：“戊，斧也。”段玉裁注曰：“大斧也”，而后又援引《司馬法》：“夏執玄戊，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戊，右乘白髦。”說明在“上三代”，“戊”是斧的一種常見叫法。

又據《尚書·湯誓》記載：“（周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人云“鉞大而斧小”，可知武王所執黃鉞，乃一大斧，帶有肅殺之意。

竊以為，“戊”與“鉞”有時可劃上等號。二者的區別在于：“戊”字可釋為“大斧”，出現時間更早，與“斧”字一樣，是斧類兵器的統稱，它既可用于農耕與伐木，也可用于戰爭；而“鉞”則誕生于青銅時代（且看它的大金旁），是帶有自己特點（或者說它有特殊文化內涵）的一種斧類兵器，多用于戰爭、刑罰、威儀等方面（見下文）。

上圖_ 青銅鉞 商王武丁時期 婦好墓出土

斧的“族人”還有“戚”，其象形文字似帶齒之斧，同樣是一種斧類兵器，亦如上文所述“殷執白戚”。另外，按照《尚書·禹貢》中“禹錫玄圭”的記載，“圭”也極有可能是一種斧類兵器。

不難發現，上古時期的重要事件，多伴隨斧類兵器而出現。那么，為何斧類兵器會在上古社會中備受青睞呢？

這還要多虧“鉞”和“戚”這兩個優秀“后輩”。殷周以來，盡管斧類兵器依舊非常實用，但“鉞”和“戚”背后的象征意義，同樣不可小覷。

上圖_ 獸面紋銅鉞

二、斧鉞之王權象征

諸多跡象表明：斧鉞與王權之間密不可分。考古研究發現，石斧是頗為常見的陪葬品，而在一些葬品極為豐富的墓葬中，還有可能出現玉斧。這便意味著：在原始社會，只有地位非比尋常之人，才有資格以“玉斧”襯托身份。

不僅如此，“王”字甲骨文便作斧鉞狀。武王伐紂，曾執黃鉞；商湯滅桀，亦是如此。斧鉞常跟隨君王征討四方，定鼎天下，業已成為王權象征。因此，《太平御覽》引《字林》明確指出：“鉞，王斧也。”

斧鉞之于王權，亦曾流傳后世。彼時，斧鉞反倒是一種禮器，成了帝王彰顯自身權威的“信物”。在一些特殊場合，君王賜臣子以黃鉞，便如同天子親臨，付與臣下以“專擅之權”。

上圖_ 鉞戟 徐州博物館藏

以漢末三國時代為例。在“假節遍地走”的情況下，被冠以“假節鉞”的臣子可謂屈指可數，非權臣、都督、武將之巔，不可輕易相授。

注：據《三國志》統計，漢末三國時代的假節鉞者有：董卓、曹操、司馬懿、諸葛亮、關羽、陸遜、曹真、曹休、曹爽、夏侯尚、于禁、滿寵、司馬昭。而夏侯尚、滿寵等人之所以能假節鉞，是因他們需要都督地方，以便于行事。

蜀章武三年（223年），諸葛亮率眾南征，后主下詔“賜亮金鈇鉞一具”。《禮記·王制》有云：“賜鈇鉞，然后殺。”諸葛亮得劉禪“付之以專命之權”，自此掌控三軍，不在話下。

上圖_ 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

三、斧鉞之禮樂教化

按《禮記·樂記》：“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孔穎達疏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之具。”

古代社會禮制森嚴，戚既然是一種“武舞”禮器，便不可能太大，否則便不易施展。而根據“戚”字狀似豆莢來看，它應當是較為狹長且形狀不大的斧鉞。那么，戚為何會成為一種禮器呢？

上古社會，“君權神授”之說蔚然成風。無論是征戰四方，還是王權更替，君王都會舉辦宗教性質的祭祀活動，以奠定其舉動的合法性。這種制度，對后世可謂影響深遠。

上圖_ 王莽篡漢

據《漢書·王莽傳》記載：“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顏師古注曰：“言天降賢才以助王者，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

王莽僭越稱帝前，曾極力渲染“天命神授”思想。在他受封大將軍時，也曾“受鉞高廟”，以示其權柄來路之“正”。是以，王莽欲完成篡位之舉，自然要效仿大禹、周公這些上古賢王，將斧鉞給高高“捧起”。

諷刺的是，王莽在稱帝之后，并沒有讓天下萬民歸心。洛陽一帶，起兵反抗者多如牛毛。司徒王尋得王莽之令，欲鎮壓各路叛軍，卻在出發時“亡其黃鉞”。此事雖不見得為真，但史家此語，恐怕是打算借“失黃鉞即失王權”的說法，來隱喻王莽政權多行不義必自斃的結局。

上圖_ 商代晚期蛙紋鉞，城固五郎廟出土，陜西博物館藏

言歸正傳，繼續看斧鉞之“演變”。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作為王權象征，斧鉞難免會在此過程中被“神化”，進而成為各項禮儀活動中的“常客”。

然而，斧鉞原本用于作戰，其“笨重”形態顯然不太適合展示。或因如此，禮官才會對斧鉞進行“改造”，于是，更加適合“武舞”的戚便誕生了。

當然，戚不止能用來“表演”。作為斧鉞的一種形態，戚自然不會墮其雄風。它仍保留了一定殺伐之權：因其刃較為狹長，戚還常作為一種刑具，用于斬首要犯。

參考資料：《三國志》《說文解字》《中國古代兵器與兵書》《斧鉞象征芻議》《中國古代斧鉞制度的初步研究》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