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獲授權轉自公眾號中國新聞周刊（ID：chinanewsweekly）

作者：倪偉

一枚流散百年的疑似佛眼，前不久回歸云岡石窟。

這枚表面覆蓋黑釉的陶制眼球，至今光可鑒人，與云岡石窟中仍保留在原位的陶眼酷似。

這枚陶制眼球的捐贈者為太原市民田亦軍。2006年，田亦軍在大同體育場外圍路邊的古玩地攤上偶遇這件黑色的陶器，賣主也不知道這是何物。田亦軍對古瓷器有所了解，但從未見過這種器型，出于好奇便買了回去。

直到近20年后，田亦軍偶然見到一張照片，發現照片中藏于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云岡第8窟陶眼，與自己多年前購藏的陶器極其相似，便主動聯系云岡研究院。如果確認是云岡石窟的佛眼，他表示愿意無償捐贈。

今年3月，山西省靈巖云岡石窟保護基金會理事長、云岡石窟博物館原館長趙昆雨受托赴田亦軍家中見到陶眼，并帶回大同開展鑒定。

圍繞這件陶眼身份的鑒定，以及更多云岡陶眼的下落之謎，還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云岡第19窟佛像，雙目眼球都已脫落。本文圖/趙昆雨供圖

佛眼爭議：是遼金文物，還是瓷拍子？

云岡佛眼回歸信息披露后，一些網民提出疑義，有人認為這件陶器酷似瓷拍子。瓷拍子是制作陶器時，用于拍打陶器表面的工具。

實際上，這種可能性在鑒定工作開展之初就已列入考慮范疇。趙昆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件陶器抵達云岡后，經過了專家反復論證，首先考慮到的可能性，就是研磨器或者瓷拍子。瓷拍子通常表面較平整，而這件器物明顯呈凸起的球狀，表面釉色細膩，光可鑒人。

至于研磨器的猜想，為了達到研磨效果，研磨器一般都制成碾盤般的粗齒面，這件陶器表面也并無研磨痕跡。而且器物來自大同地區，專家的意見傾向于佛眼，但也不排除其他功用。

“為什么呢？因為不同于其他可供比對的陶瓷器，陶眼之器，典型性特質很少，可參照的案例又嚴重匱乏。”趙昆雨說，近些年，云岡研究院致力于對流失造像進行深入調查與追蹤，“這件器物如果確系云岡佛眼，那就萬幸，我們爭取了一次難得的機會；如果不是，也為今后研究造像眼球提供了借鑒。文物鑒定本身，需要不停地論證”。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原副院長、二級研究員詹長法曾主持多項國家石質及石窟遺產保護研究與修復工程項目，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鑒定陶眼歸屬，需要綜合藝術風格、材質工藝、考古學及科技手段分析。

近日回歸云岡石窟的疑似陶眼。

比如藝術風格方面，可以根據云岡石窟佛像細長眼型特征、不同時代造像風格特征，對比陶眼的藝術風格來判斷。材質工藝方面，石窟佛像材質具有地域特征，疑似眼珠若材質成分與特定石窟一致，或含相同的特殊添加劑，可作為鑒定依據；眼珠彩繪風格或雕刻細節若與特定石窟工藝吻合，也可溯源關聯性。

一些考古學和科技分析手段，也可以派上用場。詹長法說，通過光譜和質譜分析，可以對佛眼的材質成分進行詳細研究，將這些分析結果與石窟佛像材質數據庫進行比對，可以增強關聯性判定。2022年，龍門石窟修繕中，考古人員在盧舍那大佛右側脅侍普賢菩薩造像的眼睛里，發現了成分為二氧化硅和鉛的琉璃眼珠，經鑒定，其成分與古代琉璃一致。石窟造像中保存大塊片狀唐代琉璃實物，實屬罕見。

陶眼體形都不大，并不昂貴，卻為造像賦予靈性的神采。

云岡石窟博物館里收藏著數枚陶眼，這些陶眼形狀、尺寸各異，主要有蘑菇形和圓錐形兩種。其中最大一枚呈圓錐形，直徑11.5厘米，高14.4厘米。此次發現的疑似陶眼高7厘米，頭部呈半珠狀，直徑10厘米，尾部為直徑4.5厘米的平底，約一斤重。

北魏時期，云岡石窟造像都是純石雕的細眉長目，為造像額外安裝眼球，是在遼金至晚清時期。據統計，云岡石窟共有16個洞窟計76件造像加裝過眼球，涉及佛像、菩薩、供養天、力士等雕像，今存者僅剩10余件。從殘跡看，當時嵌入石雕部分的眼球球柄，有漏斗形，也有平底狀。

詹長法說，在“涼州模式”和“云岡模式”影響下建造的石窟，如敦煌、龍門等石窟，北朝及之前通常不嵌入眼珠，而是通過刻制或彩飾表現眼部。到宋金時期，介休窯、鶴壁窯等著名窯場制作過半球形的陶質“摩尼珠”，或許曾被用作佛眼。敦煌石窟裝配眼珠的造像，普遍為清代重塑的像；響堂山石窟未見遼金裝配佛眼的明確記載；天龍山石窟現存資料僅記載佛眼遭竊，未說明裝配技術。

現藏于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云岡第8窟陶眼。

“云岡石窟是當前僅有確鑿證據顯示，在遼金時期廣泛配置佛眼的石窟寺院。其余石窟寺院或因史料缺乏記載，或因考古發掘不充分，未找到相近舉措。”詹長法說，這一現象與遼金政權對云岡石窟的特殊重視，以及佛教藝術在當地的發展密切相關，進一步凸顯了云岡在遼金時期作為佛教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在石頭上鉆孔安眼球，有相當高的技術難度。遼金時期安裝眼球工程，與佛教藝術的進步、琉璃工藝的完善以及對佛像靈性象征的注重緊密關聯。詹長法說，當時的匠人在承襲北魏風格的同時，結合了遼金本土美學，特別強調佛像裝飾性與靈性的呈現。

多年以來，在各類紛繁緊迫、千頭萬緒的文物保護工作之中，陶眼尚未上升為一個受關注的議題。“對佛眼的研究才剛剛開始。”趙昆雨說。

佛眼是如何丟失的？

1992年至1993年，在云岡石窟窟前遺址發掘時，一枚指甲蓋大小的佛眼從遼金地層中出土。這是迄今唯一一枚真正意義上出自云岡石窟的遼金時代陶眼，因而沒有任何疑義。

這枚陶眼有可能是自然脫落的。詹長法說，在石刻雕像上安裝眼球，需要使用到榫卯和粘接技術，比較難保存，年代一久容易脫落。因而石窟寺中現存佛眼實例較少，多見于寺院木刻的彩塑造像。

除了自然脫落，也有人為破壞的可能。20世紀初，云岡石窟經歷了至暗年代，外國不法文物商販勾結村民，大肆盜鑿云岡雕像，一些造像的眼睛本屬后世附裝物，極易盜取，所以慘遭厄運。然而，文物商販感興趣的是有藝術造型的雕像，對這些光禿禿的眼球并無興趣，既然沒有流通價值，帶不來收益，盜鑿者多將眼球隨手遺棄，僅個別或散落民間。久而久之，老百姓也不知道這是什么了。這就是云岡佛眼盡管失落那么多，存世者卻一目難求的原因。

如今，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還保存著兩枚云岡佛眼，均“采集”自第8窟內，其中一件高7.2厘米，直徑7.0厘米，原為第8窟北壁上層中央倚坐佛的眼珠。2006年，日本學者岡村秀典在其《云岡石窟遺物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一書中首次披露了這個信息。這是迄今所知僅有的兩件散落海外的云岡陶眼。

而很長一段時期，在云岡石窟之外，只有一枚云岡佛眼曾經現身。1985年，云岡石窟迎來這枚重要佛眼的回歸。

“送上云岡石佛陶眼一件。”當年年初，考古學家、北大考古學系教授宿白給時任中國文化部文物局局長呂濟民致信，開頭如此寫道。宿白在信中介紹：“此物系美國堪薩斯納爾遜美術館退休董事史協和先生所贈……云岡大佛遺失陶眼者甚多，但現知傳世的陶眼只此一件。”

史協和即美國知名博物館人士史克門，擔任過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館長25年。20世紀30年代，史克門在中國留學時，兼職為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采購中國藝術品，該館所藏7000余件中國藝術藏品，一大半由他收集采購，包括龍門賓陽中洞最著名的《皇后禮佛圖》等絕世珍品。1932年，史克門來到云岡石窟，當時云岡已經警戒嚴格，盜鑿行為受到嚴格管控，他只從村民手中購得了一枚云岡佛眼，花費一塊大洋。

河北曲陽北鎮定窯遺址出土的宋金粗黑釉拍子，即一般所稱瓷拍子，表面平整。圖/《文物》雜志

半個多世紀后，史克門與中國文物界互動頻繁，退休后決定捐出這枚佛眼。經由宿白牽線搭橋，這枚佛眼回到云岡石窟，至今仍是云岡石窟博物館收藏的最大一枚陶眼。

這枚陶眼由細膩的胎土燒制而成，大頭略凸，圓面，表層涂有厚重的黑釉。燒制時留下了近圓形凹坑狀疤痕，這是當時將眼球嵌入眼孔時，粘接巖石的固定點。為了給這枚佛眼尋找歸宿，云岡石窟研究人員研究了全窟眼球空洞的雕像。

趙昆雨說，第19-1窟主尊倚坐佛像，高7.75米，雙眼球均已失落，留下直徑為10—10.5厘米的眼洞，與回歸陶眼的尺寸規格基本吻合，可列為首位排查復位對象。他說，當前3D打印技術十分成熟，只要將此佛眼的復制品打印出來，在佛像上進行比對，應該很容易準確復位。

復位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石窟流失文物研究項目。趙昆雨說，未來希望云岡石窟保護基金會能獲得支持，啟動一項特別行動——對云岡石窟所有缺失陶眼的部位進行數字掃描，采集其直徑、進深、形狀等數據信息，對現在猶存的眼球胎土構成進行檢測分析、斷代。如果再有新的陶眼面世，根據數據庫記錄的尺寸，就可以較快地確定其是否出自云岡，可以復位到哪尊造像上。

云岡第16窟佛像，眼球已經不存。

“復位是最具說服力的。除此，如果能夠運用先進的透視掃描技術手段，探得目前造像眼球嵌入深部的形狀是錐形、蘑菇形，或是其他，那就一切爭議都煙消云散了。”他說。

如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山西博物院以及云岡石窟博物館里都展陳著回歸的云岡文物。趙昆雨覺得，云岡石窟是人類珍貴文化遺產，但其本體是不可移動的文物。這些年，隨著一些單體造像的回歸，可以讓公眾有機會在各地博物館中領略到云岡雕刻的藝術魅力，并借此了解文物流散和回歸的故事，完成對云岡石窟歷史更完整、更立體的認知。

目前云岡石窟尚未將回歸的造像構件回到原位，回到石壁上最初的位置。這是通行做法，回歸文物大多收藏于博物館。已經移位的石質文物回歸原位，應該采取何種技術，是否會對現存文物的安全產生影響，需要仔細研究才能謹慎實行。

流散百年，歸途漫漫

2016年，云岡石窟來了一位美籍華人，名叫王純杰，他剛剛向山西博物院捐贈了一件菩薩頭像。王純杰就職于美國佛瑞爾賽克勒美術館，兼任美國一家拍賣行顧問，3年前，他在遴選一場拍賣會拍品時，巧遇一件被藏家標注為云岡第17窟的菩薩頭像。他當即買了下來，阻止了文物再次流散。

王純杰來云岡石窟那天，十分熟悉云岡石窟雕像情況的趙昆雨對他說，這件頭像不是第17窟的。王純杰十分忐忑，以為買錯了。趙昆雨帶他進入第19窟，指向南壁東龕的一尊殘缺的脅侍菩薩說，捐贈的頭像屬于這尊菩薩。因為雕像頭部寶冠的繒帶依然保留在石壁上，與頭像可以“合璧”。王純杰當即激動不已。

1933年，日本出版發行了山本明《震旦舊跡圖匯（云岡石窟）》圖集，其中第19窟南壁東龕菩薩依然是完整的，如今對照來看，與回歸的菩薩頭像完全對應。這是另一個可以印證的證據。

云岡第7窟思惟菩薩，眼球已經脫落。

這是云岡石窟文物回流史中的標志性事件。兩年之后，王純杰再次巧遇一件云岡雕像，這是一件頭戴鮮卑帽的人物頭部。云岡造像中的鮮卑形象，大多出現在供養人行列，第7窟后室東壁原有兩尊并肩而立的鮮卑裝人物像，但其中一尊頭部殘缺，而剩下的一尊面相與王純杰捐贈的頭像近乎“孿生兄弟”。這件回流文物也順利找到了歸宿。

“非常幸運，王純杰先生捐贈的兩件雕像，盜鑿時留下的痕跡都很奇特，越奇特就越能準確復位。”趙昆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而其余很多雕像本身沒有太多特征，而且很多雕像遭盜鑿后，又被二次修飾砍削過，丟失了很多有價值的信息，使得復位十分困難。

迄今為止，包括史克門捐贈的佛眼和王純杰捐贈的兩件造像在內，只有為數不多的幾件流失海外的文物回歸云岡。趙昆雨曾全面調查過海外云岡流失文物，共計100余件。他比對百年前海外出版的云岡盜鑿前的圖錄，再觀察云岡石窟的文物現狀，試圖將流失文物一一復位，“現已掌握了30多件流失造像的原始位置”。復位是最雄辯的證據，證明流失文物的歸屬。“每一件被盜造像都是云岡失散在外的孩子。那些年究竟走丟了多少孩子，他們都在哪兒，現在還好嗎？這些信息一定要掌握。”他說。

云岡文物的流失始于20世紀初，尤其是1907年法國學者沙畹進入云岡大量拍攝，隨后出版《北中國考古圖錄》，向世人首次公開展示云岡石窟精美的雕刻藝術。云岡石窟開始享譽世界，也開啟了被盜鑿的厄運，尤以1918年至1929年間最為猖獗，云岡文物主要流布于日、法、美、德等國。

歷史上流失文物追索是國際性難題，至今仍爭論不休。每隔幾年，拍賣行都有云岡文物上拍，常常引來譴責。“我們對此也愛莫能助。”趙昆雨說，流失日本的云岡文物約占流失文物總數的65％，山西省靈巖云岡石窟保護基金會正關注日本有關慈善機構，期望今后能促成日本私人藏家手里的一些云岡文物回歸。

對于散落民間的云岡文物，這次意外的疑似佛眼回歸，是一次良性示范。“民間可能有一些小的構件，比如造像的一只耳朵、手指，孤立地看已經很難分辨是什么、屬于哪里。我們希望通過云岡石窟保護基金會這一新途徑，讓散落于民間的云岡文物找到回家的路，挽救那些走丟的‘孩子’。”趙昆雨說。

“實際上，如同圓明園獸首所呈現的，文物的價值不僅體現于物質形態，更在于其承載的歷史內涵與文化價值。”對于云岡文物回歸的意義，詹長法評價道。

參考文獻

[1]《留不住的永恒——云岡石窟流失造像之謎》，趙昆雨撰

發于2025.6.2總第118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云岡佛眼回歸背后

記者：倪偉（niwei@chinanews.com.cn）

編輯：楊時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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