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崇尚積極性文化的主流價值觀系統(tǒng)，也要有容納躺平這一看起來消極卻具有自我接納、自我認可性質的心理適應策略的氣度和胸懷。

原文 ：《當代青年自我塑造的另一種可能？》

作者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劉能

圖片 |網絡

當前的日常輿論經常聚焦青年人中越來越常見的一種適應路徑——“躺平”，其主要的引申含義是，青年一代中的很多個體放棄了在社會期待的方向上做持續(xù)投入的努力。“躺平”在這里既有停下來休息、暫時恢復體力的意思，又有暫時懸置重要社會角色的意思，同時還有一絲以“放棄高要求，接受低水平”為核心的“自我認可”和“自我接納”的意思。這三層意思層層遞進，從生物學層面到社會學層面，再到心理和精神的層面，是當代青年人在社會語言學層面上最強有力的一個自我定義行為，而這種類型的自我定義恰恰意味著他們的日常生活世界發(fā)生了極其重要的變化。因此，要想探討青年“躺平”的實質，就應該先對導致青年“躺平”的社會生態(tài)做一個解剖，尤其是對青年所面臨的高競爭性環(huán)境及其直接心理學后效作一番審視，同時也要對每一個青年面對自己短暫生命周期內的地位變遷曲線所做的激烈心理調適過程有一個全面的感知。

容納青年“躺平”的社會生態(tài)

容納（accommodate），是一個十分具有能動性意味的動詞，字面含義是有人來投宿，主人要供給他吃喝；在社會學里主要指的是一個社會性的環(huán)境/生態(tài)如何與一個具有特定社會特征的社會行動者的總體社會生命和社會實踐相遇，并且以一種深具互動性和調適性的方式相互接納、相互承載、相互支撐的一個社會過程。在當前語境下，面對青年一代生物學上的暫時休息、社會學上的角色懸置，或心理學意義上的“弱者的自我接納”這種三合一的“撤退狀況（retreatism）”，能夠以容納的心態(tài)來看待的理由應該都是結構性的，而非個體所嵌入的機會主義環(huán)境所主導的，即結構性的趨勢影響到了部分青年，因此，躺平是他們代際境遇的直接表達，而不是由各自碎片化的社會處境所架構和統(tǒng)馭的。

這一結構性社會生態(tài)的第一個維度是全球性的，可被歸納為全球范圍內青年一代的結構脆弱性。在北美，它表現(xiàn)為諸如嬰兒潮一代的年老各代，擁有比他們之后的年輕各代更優(yōu)渥的財務地位（如更豐厚的養(yǎng)老金帶來的安全感和保障感）；在日本，則是年輕職場人士在頻繁并購導致產權日益全球化的時刻，遭遇了終身雇傭制這一內生文化的逐漸退縮；在全球南方城市，則是大學畢業(yè)生遭遇到了不穩(wěn)定就業(yè)（precarity）的態(tài)勢，由此產生了“憤怒青年”；在中國則表現(xiàn)為青年必須去處理社會流動降速這一核心問題，既包括了青年在住宅商業(yè)化進程中面臨的經濟壓力，又包括他們在勞動力市場遭遇代內職位擠壓的處境。前者使得他們很難承擔得起與自己的社會地位相符的生活方式所需付出的財務成本（如以核心都市地帶的高昂房價為例），后者則更加令人郁悶——職場中的直接上級可能只比自己年輕三到五歲，這一點與其父輩可以在職場中迅速占據重要崗位的勢頭恰好相悖。此外，他們35歲之前的收入成長曲線一直處于顯著的平緩態(tài)勢，這進一步加劇了他們追求并維持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desirable lifestyle）的難度。

除了全球青年脆弱性，在當代語境下談及全社會對青年“躺平”的容納，還必須考慮到當代中國特有的一種結構性，即“啃老”文化所具有的中介和緩沖作用。所謂的“啃老”文化指的是當家庭日益小型化直至整個核心家庭變成一個包容親子兩代在內的單一經濟單位時，兩代間財務資源共享的一種狀況。由于親代相對于子代的財務優(yōu)勢，因此這一關系主要表現(xiàn)為單向的“啃老”（當然部分家庭也會出現(xiàn)“啃子”現(xiàn)象）。造成親代相對于子代的財務優(yōu)勢的原因，主要在于1990年代末以來的住宅商品化過程中，親代經歷了一個相對顯著的財富積累；此外，親代相對克制的自我消費欲望也使得這一財富積累效應更加明顯。因此，本人的一個社會學判斷是，中國的“啃老”文化不但確證了親代的生命意義（一種家庭內部代際之間的典型利他主義情結，即親代愿意為子代的社會成功鋪路奠基做無保留投入的心態(tài)），而且成為中國社會持續(xù)保持內部穩(wěn)定的一個重要的基礎性社會機制。因此，“啃老”文化內嵌于中國家庭文化之中，成為支撐當代青年，尤其是出生于城市中產階級家庭群體，得以實施躺平實踐的一個重要的結構性條件：當全球脆弱性遭遇家庭保護機制的時候，躺平這一適應模式應運而生。

結果工具主義化帶來價值倦怠

如果結構性故事是沿著青年地位的獲得這一脈絡而展開的話，那么，青年何以陷入的“卷”的心理境遇？

中國社會傳統(tǒng)上對人力資源的投資保持著一種高亢的態(tài)度：儒家修身哲學的終點便是人力資源的外化效用（以內圣外王的“王”和治國平天下的“治平”為表征）。延續(xù)科舉制度而來的高考制度為東亞世界的教育轉型所接納，這為東亞青少年打造了一個高度競爭性的制度環(huán)境。在這一環(huán)境中，盡管全面人格仍然是價值觀所追求的終極，但無論是家長們，還是身處績效評價核心的老師和教育機構，均將升學結果看作最直接的評價標準。由此可見，在整個教育階梯內，青少年的時間主權（決定在什么時間做什么事情的權力）日益受到了升學目標的約束；鑒于時間主權對于青少年完整人格培養(yǎng)的重要性，我們可以預見一個結構性問題的出現(xiàn)，即痛苦適應導致的病癥化（軀體化）。對于那些自我管理和自我學習能力突出的青少年來說，可能問題還不大，但對于學習有困難、學力不足，或者學習態(tài)度和方法尚不到位的群體來說，學習落后于同伴且持續(xù)無法改變，就似乎變成了人生中痛苦和失敗的一部分。

教育競爭加上職業(yè)選擇在一定程度上的異化，對于成長中的部分青少年來說，更大的代價在于結果工具主義化帶來的意義喪失。比如，考入了名校之后，無論是學習還是實習、找工作，競爭仍然持續(xù)，這支撐起了與躺平直接相關的另一種景觀，即由“卷”這一最精練的當代梗語所表征的無法逃離的命運。當成功的定義被縮減為世人所謂的理想學校和理想工作時，意義喪失將可能逐漸導向價值倦怠，而“躺平”也許是源于此種價值倦怠的最直接的心理抵抗和心理防御機制罷了。

互聯(lián)網時代的自我療愈和自我滋養(yǎng)

因此，如何看待青年的“躺平”呢？本人將其看作當代青年所采納的自我療愈行為中的一種，與社會性死亡、小鎮(zhèn)做題家、佛系青年等網絡亞文化有異曲同工之妙：當外部世界將青少年的某些特定行為看作失敗的時候，自我賦予的意義則將某些尚未被主流世界接納的實踐看作控制感和效能感的自我供給。這就需要我們從總體上對互聯(lián)網亞文化實踐做一個明確的定位：互聯(lián)網亞文化不僅為青年一代提供了地位獲得的額外途徑（如培育出并支撐起網紅、直播主和Up主之類的創(chuàng)新經濟行動者），由此開啟了多樣化的成功定義，還為青年一代提供了如何面對社會角色失敗之后的自我拯救的機會。通過互聯(lián)網亞文化所帶來的效能感供給革命，他們重新界定了多樣化社會生存的可能性，并且為這些可能性注入了新的價值——選擇、自我塑造和自我滋養(yǎng)。

也許有讀者會質疑如此評價“躺平”的積極性是否合理，甚至認為矯枉過正。當人們逐漸接納了“躺平”，“躺平”文化的自我標榜也將會變得收縮、變得不那么咄咄逼人。其實，共存是人類重要的價值觀之一。因此，崇尚積極性文化的主流價值觀系統(tǒng)，也要有容納“躺平”這一看起來消極卻具有自我拯救性質的心理適應策略的氣度和胸懷。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5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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