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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瀛洲?？?/p>

編輯：莉莉絲

告密，向來見不得光。此舉雖不犯法理，卻難免與私德掛鉤。

小說《三國演義》中，便有層出不窮的“告密事件”，成一時之風氣。而在歷史上，東漢名士卻以“重名節而輕生死”著稱。因此，很難讓人想象，這些自詡“清貴”的讀書人，會常用告密手段達到目的。

那么，這些“告密事件”真是羅貫中憑空捏造出來的嗎？倘若不是，這些見不得光的告密者，又如何會出現在一個“重名節”的時代呢？

一、小說情節發展的推動力

大略來看，小說《三國演義》中的“告密事件”大大小小加一起，可達三十次左右。按小說120回來算，平均每隔4回，便要出現一次“告密事件”，其主要作用在于：這種“萬金油”式的消息傳遞方式，可以巧妙推動情節的后續發展。

見原著第四回，少帝與何太后困于永安宮，偶見雙燕紛飛，遂賦詩一首。尾聯所言“何人仗忠義，泄我心中怨”，被董卓“使人探聽”到，后者隨即以“怨望作詩，殺之有名”為由，毒殺少帝。由此，引出十八路諸侯討伐董卓。

又見原著第六回，孫堅從洛陽偶得傳國玉璽后，“密諭軍士勿得泄露”，誰知孫堅麾下一軍校，竟連夜密報同鄉袁紹。由此，引出袁紹與孫堅交惡，前者連夜給荊州劉表修書，令其截擊孫堅，將這頭猛虎絞殺。

除此之外，小說中的不少經典橋段，也離不開“告密”的推動。

如關羽過五關、斬六將，途經鎮國寺時，全靠一老僧告密，方才反殺卞喜；又如周瑜誘使蔣干偷盜書信，竟然將曹操也騙過，可謂是“反告密”手段的高級運用，令人拍案叫絕。

言至于此，這么多“告密事件”到底有沒有歷史依據呢？

以蔣干與周瑜舊事為例，見于《三國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

按正史記載，蔣干雖勸說周瑜降曹，卻始終保持著“君子之義”，也未曾被周瑜誘使偷盜書信?？芍≌f中所見“告密事件”，多半為羅貫中杜撰。

歷史上的諸多事件、戰爭，其實都有頗為復雜的背景及經過。因此，若小說也如實而錄，未免會顯得過于復雜和枯燥，無法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反之，用一次告密，就能簡化整個事件的邏輯脈絡，無疑是極為高明的。

更何況，羅貫中雖杜撰出了一些“告密事件”，卻也尊重了時代背景。因為歷史上的漢末三國時代，的確存在著一股令人談之色變的“告密之風”。

二、正史中被忽略的“白”者

三國時代的告密者，有兩人較為知名。一位是馬超，向劉備告發了彭羕；另一位則是費祎，向劉禪告發了楊儀。這兩位被告發之人，最后皆下獄而死。

令人意外的是，雖然馬超、費祎都是蜀國人，但三國時代的告密之風，卻多集中在魏、吳兩國，其中又以曹魏最為盛行。之所以如此，蓋因史書中的“白”者容易被忽略掉。

嚴格來說，“白”只有報告、陳述之意，與“告密”尚有分別。但《三國志》中所見“白”者，卻明顯指專門向曹操告密的人。諸如崔琰、毛階、婁圭、楊修等人，幾乎每一位被曹操用來“殺雞儆猴”的名士，都曾被人“白”以舊事。

據《三國志·和恰傳》記載：“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嘆，殆不可忍也?！?/strong>又據《后漢書·楊震傳》所附楊修小傳：“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彰，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strong>

不難看出，曹操不僅支持告密行為，還總能利用“白”者告密，借機除掉一些不肯與自己合作的清流名士。且值得注意的是，“告密之風”是伴隨著曹操權柄的加深，才逐漸盛行開來的。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平定北方，進大漢丞相，“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此后數年間，曹操又因功受封魏公、進魏王、立宗廟，從而一步步蠶食了漢王朝。

在此期間，曹氏一族的反抗者，如過江之鯽一般，多如牛毛。為此，曹操每次在朝堂上更進一步，不僅需要一場大勝，也須“請”出一位名士赴死。這又是為什么呢？

三、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余矣

曹操多次對清流名士動手，源于其“破浮華交會之徒”的政治主張。

東漢以來，凡舉孝廉者，要么出身清貴，要么名聲顯達。雖說世家子弟中不乏有才之士，但從總體上而言，大多數人卻是沽名釣譽之輩、有名無才之徒。時民間有諺云：“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p>

重癥需用猛藥。為打破這種壟斷現象，曹操在掌握有足夠權力后，便開始不遺余力地打擊清流士族。

政治上，曹操“唯才是舉”，拔擢大批寒門子弟入仕；經濟上，他大力推行屯田，并提供農具，以鼓勵百姓恢復“小農經濟”；軍事上，曹操又在地方上設立都督制，并派出心腹武將，以統率各路豪族部曲。

而曹操“擅”殺名士，更是他“破浮華交會之徒”的直接表現。

當然，僅憑“白”者告密，仍不算直接證據。只是，曹操早已大權獨攬，他想要處理一位名士，僅需一個借口而已。恰好，告密這一行為，又總能恰逢其會地滿足曹操的“借口”。

令人不解的是，東漢名士向來“重名節而輕生死”?？上虿懿俑婷艿娜酥?，卻不乏一些早已倒向曹氏的士族。那么，這些人又為何敢于積極地參與告密活動呢？

究其原因，還在于統治階級的傾向已發生明顯變化。

四、告密者的態度變化

首先要明確的是：為何東漢時期的士族，會如此重視自己的名節？

顯然，東漢王朝的“宣傳工作”做的很到位，以致于給社會傳達出了這么一個信號：就某種程度而言，名氣大小可暫時與官職高低劃上等號。

名氣越大的人，越容易入仕；在入仕以后，也有更大可能擔任高位；反之，名聲一旦墜落，其人不僅會失去做官資格，更會遭到整個社會的“排擠”。

基于此，哪怕梟雄如曹操、劉備，能臣如荀彧、諸葛亮，也不得不遵守這一“潛規則”。他們在年輕之時“汲汲營營”，只為得到長者“好評”。唯有如此，他們才能在仕途之路上走得更加順暢。

而東漢年間的多數官員，雖說才干不怎么樣，但品行都還算不錯。是以，這一時期也就很少出現告密這樣的“缺德”事了。

直到曹操掌權后，為“破浮華交會之徒”，他多次頒布“唯才是舉”令，并以西漢名臣陳平為例，聲稱只要有才學者，即便道德上有瑕疵，他也樂于接納。于是，在大批寒門子弟（或有才無德之人）入仕后，社會風氣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

當時，有不少士族已經不以“告密”為恥。相反，他們為了抱上曹氏一族的“大腿”，總是熱衷于告密，以此在曹操面前“刷足好感”。

一向有清正之風的北方，就這么被籠罩上了一層“白色恐怖”。曹操此舉，到底是對是錯，恐怕難有定論。

參考資料：《三國志》《后漢書》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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