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雖然很多，但是能夠完成大一統的卻很少，無論是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前秦，還是南北朝時代的北魏，又或者是后世的金朝，頂多只是實現了區域性的統一，元朝和清朝是為數不多的特例。除了很難完成統一之外，這些政權存續的時間也往往相對短暫，五胡十六國時代的那些民族政權就不用說了，北魏與金朝都只有150年左右，元朝更是不到一個世紀就分崩離析，在這一塊，清朝無疑又是一個特殊的案例，存續了近300年之久，超過了大一統王朝的平均水平。

同樣是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清朝存續的時間為何會遠遠超過元朝，甚至不輸給任何漢族建立的王朝呢？除了清朝前期的幾位統治者相對勤勉，打下了雄厚的基礎之外，鴉片戰爭后，主要矛盾由階級矛盾轉移為民族矛盾也讓清朝續命不少。但是不管從哪個角度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滿清貴族統治漢人的各項政策更加高明。除了自始至終都小心翼翼的提防漢人造反之外，更是在掌控漢族文人這一塊絞盡腦汁。

毫不夸張的說，在清軍入關后的歲月里，滿清貴族自始至終都認為漢族文化人是難以掌控的潛在叛亂者，他們可能只要寫一篇振聾發聵的文章，就可以激起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揭竿而起，所以清朝統治者對文化人始終采取高壓政策。最直接的操作便是大興文字獄，一旦犯罪證據被“坐實”，輕則自己被處死，重則親屬遭到株連。盡管這種高壓政策在最初也引起了文化人的強烈不滿，然而只要政策一直存在，即便它是錯的，時間久了也會讓人們漸漸麻木。

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到了清代中后期，當文化高壓政策持續了近兩百年后，公開反清的文人已是寥寥無幾，不僅如此，大部分文人成為了清朝統治下的“乖寶寶”，他們或是閉目塞聽，莫談國事，或是愚昧無知，自詡天朝上國，對外一無所知。文字獄對于文化的壓制可謂是罪在當代，遺禍萬年，但是對于清朝統治的穩定，確是“功德無量”的。

除了大興文字獄之外，清朝統治者在接受儒家文化的同時，也對其進行選擇性的使用與改造。宋代以來產生的程朱理學在明代已經成為正統思想，由此延伸出的“禮教”也被視為萬物的基礎，到了清朝，更是成為封建統治者的理論基礎。經過改造之后的儒家精神，已經完全失去了孔孟提倡的“仁”與“義”的人文精神，與傳統的儒家思想產生了質的分離，雖然漢武帝是這方面工作的老祖宗，但滿清統治者卻“盡善盡美”，無所不用其極。

讀書人一方面受到這些改造后的儒家文化影響，一方面也因為文字獄等恐怖政策的震懾，變得越來越順從，也越來越脫離普通民眾，他們中的大多數不但沒有半點反清的意愿，甚至對清王朝的忠誠度超過了八旗子弟。以至于在出現反清起義的時候，主動幫助滿清政權，成為鎮壓起義的最可靠“盟友”，晚清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便是最好的案例。在太平天國運動中，以曾國藩為首的漢族官僚與文人，幾乎在起義的最初就堅定的站在清朝統治者的背后，自始至終都沒有想過要借助這股力量順勢推翻清朝統治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在推翻滿清政權的這一點上，他們的功勞甚至不及后來的袁世凱。

不難發現，元朝也好，清朝也罷，大部分漢族文人都是十分順從統治者的，而且越是信奉儒學的文人就越是順從清朝的統治。而另一方面，反對元朝與清朝的人似乎都與儒學沒有半點關系，元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大多都是披著宗教外衣，比如紅巾軍起義。而滿清時期的反清起義，諸如白蓮教起義，天理教起義，太平天國起義，乃至于一些少數民族發起的起義，也都和宗教有關。至于晚清的資產階級革命主要領導者也幾乎都是基督徒，沒有一位是篤信儒學的信徒。而那些儒學的虔誠者們，要么就是固步自封的守舊派，開明一點的頂多也是洋務派或者是立憲派，幾乎不會主張暴力革命。這又是為什么呢？顯然不是歷史的巧合。

其實要理解這一點也不難，這恰恰說明了文化高壓與改造后的儒學，對于文化人的影響或是危害是全方位的。以至于在民國建立之后，各種封建余孽依舊不依不饒?；蛟S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新文化運動中的那些領袖們才把中國在近代的落后歸結于儒家文化，以至于提出了否定傳統全盤西化的思想。這些思想在今天看來，顯然是極端的，但是在當時的時代里，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能夠有這樣的眼光，不得不說真的是跳出了那個時代，看的很高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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