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新銳作家程皎旸很喜歡伍迪·艾倫的電影《開羅紫玫瑰》，片中的女主角愛看一部電影，由此愛上了電影里的男主角。有一天，男主角居然從銀幕里走出來，與她開啟了一系列奇妙之旅。對于程皎旸而言，香港就像是那個男主角，深深吸引著她。程皎旸沒想到有一天自己可以走進香港，“成為這個城市里的一部分，我與它之間的銀幕被打破了，我的想象與現實融為一體，好像一種靈光閃現，啟發了我一系列與這個城市有關的創作。”

程皎旸在武漢出生，北京長大，18歲后去了香港讀書工作至今。她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大學文學碩士，曾做過國際4A廣告公司策劃師、金融集團市場營銷、大學講師等；著有《飛往無重島》《烏鴉在港島線起飛》《危險動物》等，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廣州文藝》“都市小說雙年展”新人獎等。小說集《打風》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講述了十一個發生在香港不同角落的故事，涵蓋了愛情、友情、職場、家庭等多個主題。故事中的角色，既有在游艇會上享受奢華生活的富有人士，也有在西貢漁村掙扎求生的底層民眾；既有在職場中拼搏的年輕白領，也有流浪街頭孤獨度過余生的老人。

近日在接受采訪時，程皎旸表示，《打風》中的故事，很多都來源于她的職場經歷和生活反思，希望以此書致曾經年輕、正在年輕、將要年輕的我們。“我希望通過我的文字，記錄下這個時代人們的生存狀態和情感體驗，也希望能夠引發讀者對生活、對人生的思考。這是一本記錄年輕人跌宕生活的故事集，它就像來勢洶洶的風，是青春的，熱烈的，偶爾也是噼啪打臉，令你覺得疼痛的。但風就是風，風來了，也會去。無論迎風逆風還是追風，生活必須繼續，打風都打唔甩！（意為縱使臺風肆虐，也要堅持前行）。”

年輕人的野心就好像臺風

打風都打唔甩

程皎旸告訴記者，這本小說集原本的書名是《8號風球》。香港將臺風的分級取名為1號風球、3號風球等等，如果是8號風球，就意味著要停工停課，“對于我這種打工人來講，聽到8號風球的消息會竊喜，因為可以不上班了。但魔幻的是，8號風球經常是晚上出現，等到第二天中午12點之前，通常就會改成3號，這樣我們只能放半天假。此外，8號風球還會在節假日時來，節假日結束時，又變成3號。所以說起8號風球，香港人總是會心一笑。”

取名《8號風球》的另一重意思是，8號風球過后，香港可能會有樹倒，有廣告牌掉，有老房子屋頂被掀翻。程皎旸說：“我們怎么面對生活，怎么從這個七零八落的世界里走出來，這是一個隱喻。小說中的主角遇到人生風暴以后，要怎樣走出困境？我的故事里面很多角色都是在大都會里面打拼的年輕人。在人生的風暴漩渦之中，很多年輕人依然是充滿野心的，希望通過自己的實力去證明、收獲，我覺得也很像來勢洶洶的風，年輕人的那種野心就好像臺風。”

后來改名為《打風》，緣于程皎旸和母親的一次聊天，兩人聊及8號風球，臺風用粵語說是“打風”，這個詞立刻觸動了她，“粵語里這個詞本身就很妙，風是看不到的，為什么要去打它？還有一句粵語俗語是‘打風都打唔甩’，是形容有些東西，連臺風都刮不走。曾經有個樓市開盤，趕上了臺風天，后來的新聞標題就是‘香港人買樓打風都打唔甩’，形容大家就算面臨臺風危險，依然爭先恐后搶樓花。一對情侶的愛情長長久久，也可以說‘打風都打唔甩’，來形容一個人對夢想的堅持，也很合適。我覺得‘打風’這個詞具有多種多樣的意象可講，所以最后就拿它作了書名。”

程皎旸本人也是大都會里那些打拼的年輕人之一。她18歲去香港讀書，老師雖然上課講英文，但是同學日常交流都說粵語。盡管在沒去香港前，就買了粵語書練習日常用語，但剛到香港，還是讓程皎旸感覺像去了外星。為了學好粵語，她看了大量TVB老劇，跟著臺詞學。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做普通話家教，“我正好和他們學習粵語。”這份工作讓她開始了解香港。程皎旸說自己曾去過住在廉租房的家庭，“可能只有30平方米，住了一家五口人。擺的都是高低床，折疊椅子。”也去過地鐵邊上的豪宅，“一進去就是菲傭接待我，裝修得非常漂亮。”

程皎旸笑說那時她教了很多學生，“后來發展到也教成年人。有一段時間的客戶都是金融界的，我經常跟他們約在中環很貴的地方，他們請我咖啡，我跟他們用普通話聊天。”

由于香港生活成本高，程皎旸始終有掙錢的壓力，“我大學還沒畢業的時候，已經做了兩份實習。一位老牌導演開了一家廣告公司，我的第一份實習工作就是做他的編劇助理，他當時拍一個廣告片，是用武俠的形式講投資風險與回報的公益廣告片，一共拍了六集，劇組里都是業內老人，但他們的敬業讓我感動，親身感受了‘香港精神’。之后又找了一份實習，是在一個小型廣告公司做創意文案。畢業后做網站編輯，但香港生活成本太高了，我還要租房子，編輯的收入沒有辦法維持生活，所以后來我又做廣告策劃，從文字編輯轉成了策劃師。這些年做過很多職業，可以說小說中這些故事的創作，伴隨著我跌宕的職場之旅。”

沉浸式地書寫香港

大街小巷發生的事情是寫作靈感

程皎旸此前一直是業余寫作，工作繁忙讓她寫作時間緊張，但也為她帶來了大量創作素材，讓她得以“沉浸式”地書寫香港。從去年開始，她轉為專職寫作。“我讀大學的時候，身邊還有一些內地來的同學，進入職場后，很多時候在整個公司，只有我一個是從內地過去的。后來在奧美工作，感覺公司更像是個地球村，比方說有同事是在南非長大的英國人，有的是在英國長大的非洲人。還有的是中國香港人，但在加拿大長大。大家來了又走，而我一直留在香港，面對各種各樣的人，每個人都有故事，有他的過往和感情，像浮世繪一樣在我眼前展開，為我的寫作帶來靈感。”

程皎旸一直覺得香港很像大型舞臺，“空間非常小，都是縱向發展，基本上每走幾步就是一個風景，而且風景完全不一樣。比方說我走在灣仔，這一條街的正面全是非常靚麗的高樓大廈、玻璃幕墻，但是一個十字路口拐進去，里面就是唐樓、掛黑色小簾子的酒吧——這就是我所見到的香港，它好像萬花筒，而我就是在萬花筒里面行走的一個人。”

香港的公共交通非常發達，很多人選擇坐地鐵出行，程皎旸也不例外，她喜歡在地鐵觀察，“港島線是通往中環的一條線，中環是金融區，你離中環越近，感覺地鐵上的味道越來越香，里面的人越來越光鮮亮麗。港島線永遠有很多人，有一次，有個女孩站在我前面，她披一個黑色披肩，披肩后面拱起很大一塊，我猜可能是書包。那個女孩一直在叫，叫聲很像烏鴉的聲音。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患有某種身體或心理上的疾病，很大聲地叫，但周圍人視若無睹。她后面站著的應該是她父母，臉上的表情很尷尬，他們一直壓著女孩，不讓她亂動，直到到站了，兩個人一左一右夾著女孩出去了。我就想這個女孩為什么會學烏鴉叫，她后背拱起的會不會是一對烏鴉的翅膀？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她有了一對這樣黑色的翅膀，父母不想她被看見，所以將她綁起來了。后來我寫了篇小說《烏鴉在港島線起飛》。”

在香港這個大舞臺中，程皎旸隨時都能體驗到“人生如戲”，她公司的寫字樓外曾有一人被捅傷，“這個事情還上了新聞，那個受傷的男子跟我在同一棟樓上班，他在一家金融公司，每天西服革履，好像是誆騙老人買了倫敦金，害得老人傾家蕩產，結果被對方尋仇扎傷。我就想，天哪，還有這種事情。那個金融公司的人我經常看見，我們經常坐一個電梯下來，原來詐騙離我這么近。”

下班回家時，程皎旸會走過一條很幽靜的路，路過一個很大的垃圾站，“不知道為什么，這個垃圾站里有很多被遺棄的神像，垃圾站對面是公廁，公廁旁邊有個廢棄的公用電話亭。我加班回家時就看到一個老爺爺坐在電話亭里，借著路燈的光看書。我每次加班回家，只要是那個時間，他永遠在。后來我發現他穿的是工作服，猜他是公廁清潔工或者是垃圾場里的人，可能休息的時候就坐在那兒看書，這一幕給我很大的震撼，就是我的周圍怎么有金融詐騙，有很多廢棄神牌，還有這樣一位老人每天看書。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城市，給我的一個感受是什么人都有，而且不管你做什么，都不用在意別人的眼光。因為你只要在這兒，你就是主角，這塊地方就是你的舞臺。我就在各個舞臺之間行走，看各種各樣的戲劇，然后記錄下來。”

程皎旸喜歡拍照，她用手機街拍了很多照片。她曾注意到大街上有很多駝背老奶奶，又矮又瘦，背駝得令她們抬不起身子，“她們多數會推一個鐵板車，車上堆滿了紙皮，比她們還高。我后來查資料才知道，原來這些老人都是撿紙皮去賣錢，她們很窮，有的甚至沒地方住。有一天晚上我回家，遠遠看見一個駝背老奶奶正趴在地上整理紙皮，我忽然覺得這個老奶奶特別像一個巨大的烏龜，因為她的駝背很像龜殼。我后來寫了《紙皮龜宅》。那篇小說就是講一些撿紙皮的駝背老人，但我設計了很魔幻的情節，駝背原來是可以打開的，里面有房子可以讓他們住進去。”

程皎旸已經在香港生活了近15年，“但大街小巷發生的一些事情，依然持續給我靈感，啟發我的寫作。”而隨著融入程度的加深，她也在慢慢地融入這個城市。程皎旸的語速很快，伶俐利落，她說自己感受到的香港是一個超級高效的城市，“好像香港電梯都要比別的城市快好多，它不僅快，人們還自動站在右邊，讓那些更著急的人可以從左邊更快地走上去。無形之中我也變成這樣的人，我現在去了別的地方，都會覺得電梯太慢了，不夠快。”

香港真的是一個很魔幻的城市

程皎旸的很多寫作是受現實問題、社會現象啟發，但風格魔幻。她擅長虛實結合的寫法，書里充滿大量的超現實意象，例如身上生出刺的男孩（《海膽男孩》）、手背長出條形碼的新媒體小編(《條形碼迷宮》)等，以極具想象力的魔幻設定，反映現實人性的復雜與掙扎。

談及此，程皎旸表示這和她“爛漫的，鬼馬的”寫作手法有關，也與香港這個城市有關，“香港給了我很好的創作基礎，因為香港真的就是一個很魔幻的城市，你能在中環里面碰到野豬，在巴士站碰到猴子，這些動物出現在如此發達且人來人往的國際大都會里，是不是很神奇？其次我個人喜歡看《聊齋》，我前段時間還看了《山海經》。”

程皎旸喜歡在寫作時加入一些科幻或者超現實的情節。“比如《狂夏夜游》里有一段我自己很喜歡，在泳池里，女主角感覺有人把她往下拉，突然一個生物出來，是像牛一樣的魚，魚帶著她穿到了另外一個人家里，她再從那個人家里出來，沿山路慢慢走回到自己家。我現在住在西貢，我家對面真的有一座山，從一條小路爬上去，就可以爬到昂平高原。我鍛煉走的那條山路，其實就是我小說里女主角從朋友家走下來的那條路。《狂夏夜游》中，我把都市傳說也雜糅進去。結尾女主角來到海濱避風塘，看到一頭牛，這個也是真實的，西貢真的有牛。西貢有海濱長廊，很多游客來玩，那里的生態環境很好，草坪上時常出現野牛，所以這是很真實的畫面。”

創作的天馬行空

與父親的文學啟蒙密不可分

程皎旸創作的天馬行空，與父親對她的文學啟蒙密不可分，她說父親以前在湖北一個小鎮中學做老師，主教語文，但因為人手緊缺，所以什么都教。“他個人很喜歡文學，我記得我小時候，他帶我去玩，每次都問我，你看到這個很漂亮的風景想到了什么？我如果說沒想到什么，他就會給我講他想到的。他很喜歡漫畫集《父與子》，每天給我講里面的故事，我很喜歡聽。還給我讀《西游記》，都是原文，我那時雖然聽不懂，他自己卻講得很開心。到我九歲的時候，老師讓寫童話故事，我不知道怎么寫。爸爸就說你要不要根據老師和同學的特點，想象成他們是種動物？我突然就開竅了，寫得不錯。之后老師派我去參加武漢楚才杯作文比賽，題目叫《宇宙外的傳說》，我寫的是在宇宙之內有一幫神仙是掌管每個人的情緒的，后來有一天這些神仙發現宇宙之外還有空間，有些人就想出走，逃離到另外一個宇宙去發展，因為覺得那邊資源更多。”

14歲的時候，在北京念中學的程皎旸發現，楊樹葉子在風中互相拍打，很靈動。“我覺得葉子很像一大片綠色蝴蝶，但是這些蝴蝶永遠都不能飛翔，只能在樹上。盡管如此，它們并不悲觀，很有生命力，就寫了一篇中篇小說叫《綠色蝴蝶》。所以，我想自己為什么老有這么多聯想？可能是我爸爸小時候給我打下了基礎。”

從武漢，到北京，再到香港，三個城市對程皎旸的性格和寫作產生了什么影響？程皎旸笑說自己的性格三者兼備，很“雜糅”，“武漢人比較直爽，武漢女人潑辣、心直口快。我10歲到了北京，北京的同學很逗，幽默，見多識廣，生活多姿多彩。有段時間我的性格也很‘北京大妞’，說京片子，很熱情。但是這種熱情到了香港行不通，有些過于熱情，我跟每個同學都熱情打招呼，你好，你叫什么？我能記一下你的手機號嗎？把同學們嚇一跳，原來手機號是個人隱私。”

程皎旸笑說她慢慢發現大家很多時候幾乎沒有表情，“跟你說話也很禮貌克制，哪怕內心已經千軍萬馬，但表面風平浪靜。我在香港住久了，慢慢也變成那樣子。可能因為這個城市速度極快，人們沒有太多時間跟你說那么多閑話。如果要說閑話，也要在特定的場合才說。”

程皎旸表示，這也對她的寫作有些影響，“以前在北方的時候，文字更張揚些，現在在文筆上會更克制一點，我很喜歡用那種冷調，講一個很可怕的事情，我覺得這個反差是更劇烈的。聽上去是波瀾不驚，但是里面講的東西很可怕的，有很大的戲劇張力。我覺得這也是我小說的一個特色，但武漢的性格還是我的性格底色，比較火爆，我的小說也是很爆發的。”

2023年下半年，程皎旸父親被診斷出癌癥晚期，她瞬間覺得自己乘坐的熱氣球被戳爆，一下子跌入地獄。“病魔飛速掠奪人體的一切，我看著我那堅強又挺拔的爸爸，在短短的幾個月間，坍塌，衰亡，頓覺過去所在意的事，都變得毫無意義。”2024年春天，父親去世，“仿佛只是一瞬間，我就失去了他。與至親的生死離別，好像洪水壓頂，雪山爆炸，讓我分崩離析。”

父親去世后，很多她以前不屑思考的問題，沒日沒夜在她心里嗡鳴。“當經歷了真正現實的悲劇，生活的變化和沖擊完全無法預測和抵抗，你會發現那些科幻和魔幻的元素還是太輕盈了，遠不如現實來得更加讓人措手不及。雖然我這么努力寫作，就是我很想證明給我的爸爸看，但我平時卻沒有給父母足夠關注。”

現在，程皎旸也嘗試一些寫作變化，“從魔幻，到現實，從外化探險，到內化深思。我最新創作的故事依然發生在大都會，但我已隱身，縮小，潛入角色心靈最深之處，用放大鏡凝視其神秘的脈搏。”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嘉

編輯/張嘉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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