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世界各國紛紛組建國家級實驗室、啟動大科學計劃，投入大量資源搶占科技高地，以有組織科研模式應對能源轉型、環境變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關乎人類命運的重大科研挑戰。高度組織化、系統化、資源集約化的“集團作戰”模式已成為各國科技創新政策的核心之一。那么，與科研人員個人“單打獨斗”相比，“集體作戰”的有組織科研模式有哪些優勢？如何平衡集體科研成果與個人研究動機，實現有組織科研效率最大化？圍繞這些問題，本報記者近日采訪了愛爾蘭梅努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戰略與治理部副主任奧爾加·羅扎諾娃（Olga Ryaz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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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學科個人研究效率越來越低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什么是有組織科研？有組織科研為何會成為一種知識生產模式并日益受到重視？

羅扎諾娃：我這里提到的“有組織科研”是指基于實驗室或項目的研究，由首席專家領導，研究人員組成團隊通過正式確定的治理結構參與到研究中。與之相對的個人研究是指由個人單獨或可能與合作者一起進行的研究活動，但沒有正式的研究團隊治理結構。

我認為，以下三方面因素是有組織科研受到重視的主要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隨著科學事業的不斷發展，研究所需的設備愈發昂貴和復雜，這使得某些學科中個人研究的效率越來越低。從研究管理的角度來看，對科學設施的投資越高，科研資助者就越希望看到高效的知識生產。然而，即便科研人員將工作時間的每一分鐘都花在研究上，作為個體的他們能做的也只有那么多。因此，成立研究小組、協調使用設備以實現資助者目標的方式逐漸受到青睞。

第二個原因是為了防止科研資助者所提供的、本應被用于學術研究的資金被濫用，學術界出現了控制制度。這雖然合理，卻催生了高度復雜的匯報制度，導致人們用于管理的時間幾乎與用于科研的時間一樣多。個體科研人員既要研究，又要向上匯報，浪費了很多時間。相比之下，有組織科研團隊的集中匯報可以為參與其中的科研人員留出更多用于科研的時間。

第三個原因是在科學研究涉及國家安全的情況下，尤其是涉及科技創新領域的國際競爭時，有組織科研模式對敏感知識產權的保護比個人研究模式更有效。這為科學研究增添了一個關鍵的政治維度。有組織科研也可以確保優先研究計劃有充足的資金保障，而且這些計劃需要高度集中的管理結構。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每個學科都會采用有組織的科研模式，一些學科依舊偏好個人研究模式。對于依賴基礎設施和材料或生產具有高應用價值成果的學科而言，有組織科研是首選的知識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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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科研的優勢因學科而異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與個人探索研究相比，有組織科研有哪些優勢？哪些方面是個人研究做不到的？

羅扎諾娃：有組織科研的優勢因學科而異。對于某些學科，尤其是那些科研活動高度依賴外部資助的學科，如果沒有某種形式的分組，研究匯報和資金的使用效率會很低。其他學科可以有效地依靠高校的集中服務（如圖書館和院系行政團隊）為個人研究提供必要支持。

然而，即便是諸如商業研究或管理這種過去通常依賴個人研究的學科，我們也看到了合作研究的大趨勢，而且合作團隊的規模越來越大。這可能是因為在知名期刊上發表文章的難度越來越大。論文合著者可以為團隊帶來技能、知識和社會資本，更容易產生可發表的研究成果。目前，這些合作往往是非正式的，依賴個人關系并基于互惠原則。隨著學術環境中的挑戰增加和壓力加大，我們可能會在這些領域看到更正式的合作，其中團隊成員與特定主題相關的研究活動取決于他們的合同而不是他們的興趣。換言之，學者們可能會認為，聘請專業研究人員比和忙于自己研究的同事合作更有效。有組織的科研團隊可以確保項目執行的一致性并降低協調成本。

有組織科研的另一個顯著優勢是，由于有更高的研究成果產量和團隊成員社會資本的綜合效應，團隊能夠更快地提升其研究項目的知名度。當科研人員需要與非學術的外部利益相關者共同創造和傳播成果時，有組織科研團隊內知識、技能和人際關系的多樣性非常關鍵。很少有科研人員能既擁有深厚的學科專業背景，又擅長與廣泛的非專業受眾互動，更不用說有時間進行新穎而出色的研究并與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保持聯系。團隊內部的分工對最大限度提升項目影響力至關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有組織科研項目中，我們該如何評估個人的貢獻？或者說，我們該如何在集體成果和個人動機之間實現動態平衡？

羅扎諾娃：正確處理個人和集體績效之間的沖突是管理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而且不僅限于科研管理。我們需要個人為團隊事業作出貢獻，也需要基于他們的貢獻在個人層面給予回報。當職業穩定性降低時，這種沖突會更加明顯。

科學研究是一項集體事業。將研究成果歸功于單個研究人員，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研究人員所在機構或組織為這項研究提供的支持。這也是為什么作為“生產力”的研究人員若是跳槽到研究密集度較低的高校，經常會發現自己無法維持以前的“生產力”水平。同樣，研究項目對社會的影響力往往取決于許多其他社會利益相關者，而試圖將“社會影響力”歸因于提供原始科學證據的個體研究人員往往夸大了這些個人的作用。

科研評估的目的歸根結底是支持那些幫助團隊產出優秀成果的個人，而不是那些使團隊運作更加困難的人。研究表明，個人對研究團隊的貢獻不是技能和知識的簡單線性添加。在某些情況下，吸納優秀的研究人員可以增強團隊內部動力和提升集體績效，但也可能會有削弱效果。

為了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了解個體研究人員的研究動機，并通過調整評價和獎勵機制來影響他們的動機。從廣義上講，我們可以考慮內在（內部）動機和外在（外部）動機。內在動機包括所謂的“科學品位”或探究某個問題的興趣，在此過程中增強工作自主權，并通過研究為社會創造價值。外在動機與工作穩定性、經濟回報、地位和聲望有關。例如，在一個有組織科研項目中，研究人員可能會受到科學品位和自主性的強烈驅動，并將自己視為學科專家。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評價應側重于體現專業水平的指標，可以獎勵科研人員一定比例的時間和一些種子資金，用于自由探索自己的項目，這可能與晉升到高級職稱后的經濟獎勵一樣有價值。或者，研究人員可能更希望獲得更高職稱所帶來的地位和聲望。由于高級研究人員有望成為研究團隊的領導者，因此對他們的領導和指導能力以及研究管理技能的評估特別重要，甚至比個人的專業水平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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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科研在“學科孤島”間建立聯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關于如何確保實現高效的有組織科研及相關跨學科合作，您可否提供一些建議？

羅扎諾娃：科學研究是藝術和技術的結合。它是一個創造性的職業，很多時候需要先進的技能來將我們的設想付諸實踐。因此，科學研究需要合適的條件來激發創造力，也需要合適的環境來確保有效實施。后者主要與基礎設施（實物設施和數字設施）以及高質量的研究培訓有關，而前者關乎績效壓力、工作量和專注思考研究問題的能力。在評估研究績效和優化研究支出時，我們往往會忘記戰略管理中“閑置能力”的價值，這是一種持續的資源儲備，可以幫助組織靈活應對環境變化。

我們要保證科研人員有一些集中的時間來思考，并承認無效的實驗、被拒絕的論文和資助申請等與研究本身有關的固有不確定性因素給科研人員帶來的損失。如果跨學科合作對于研究項目的成功是必要的，那么第一個挑戰往往來自在學科孤島之間建立聯系，第二個挑戰是確保這些聯系得到維持并取得成果。為了應對第一個挑戰，讓來自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在同一地點辦公是一種策略，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保證研究成果的質量。如果科學家定期非正式會面，他們會更多地了解彼此的技能和興趣，形成并促進跨學科合作。

不幸的是，一些跨學科合作是短暫的，因為對研究成果的認可方式因學科而異。例如，一些學科只承認在少數知名期刊上發表的文章，另一些學科只承認已出版的專著，這就導致可能很難找到一個適用于這兩個學科的合作方案，因為研究方法的類型根據預期的最終成果有很大差異。為了解決這種問題，或許可以讓跨學科項目的績效評估與學科成果要求脫鉤，確保主要關注點是項目的最終成果，而不是立即產生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是否了解中國教育部提出的關于加強高校有組織科研、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要求？在您看來，中國的有組織科研模式與西方的有組織科研模式有何異同？

羅扎諾娃：我認為，中國教育部關于加強高校有組織科研的要求是為了使中國高校的研究與國家科學和技術議程保持一致，并增加對某些優先領域的投入。

我認為沒有一個共同的“西方模式”可以與中國的模式相提并論。例如，英國的研究資金分配方式與歐洲其他國家或北美國家不一樣。英國政府通常優先考慮科學和技術項目，使資金向這些領域傾斜。國家和地區尋求科技自立自強無可厚非，尤其是在地緣政治局勢緊張時。

在某種程度上，有組織科研是一個合理的戰略。研究議程可能受到定向資金的影響，因為激勵科研人員的因素至少包括工作機會、經濟回報和研究項目的潛力等。充分的經驗研究表明，資金總體增加會帶來更好的研究績效，前提是資金真正到達參與項目的科研人員手中。

關鍵是如何在用于優先項目的資金和用于基礎與應用研究的整體資金之間找到平衡。當整體資金增加時，政策制定者總是會“有條件地”分配資金，并監控短期內的投資回報。然而，將風險投資的邏輯應用于科學研究并不會帶來更多更好的成果，反而會增加科研人員對自己工作的不安全感和焦慮。這會導致他們關注個人成果而不是團隊績效，使團隊變得松散。對科研人員而言，工作保障和研究資金的長期穩定性至關重要，因為他們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會取得成果，尤其是當他們提出的問題或想法確實具有原創性時。研究表明，一項科學證據在政策文件中被引用平均需要10年，一種新的藥物獲得批準也需要幾乎同樣長的時間。

基礎科學本質上具有高度的不可預測性。人們很難預測哪些新穎的解決方案會奏效，而且有些科學成果可能被應用于意想不到的領域。因此，很難在應用研究和基礎科學之間建立線性聯系，也很難預測基礎科學何時會為應用解決方案奠定基礎。此外，當一個棘手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方案時，很可能需要多個學科的共同努力，這使得讓基礎研究與國家的科學和技術議程保持一致更具挑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