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的價值日益凸顯，數據已成為繼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后的“第五大生產要素”。數據不僅是一種基礎資源，更是推動創新、優化治理和增強產業競爭力的關鍵驅動力。而數據產業鏈擁有萬億廣闊空間，數據庫、數據平臺、基礎數據服務三個核心環節的需求彈性顯著。

國家《“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提出中國數據產量已占到全球數據總量的10.5%，“數據要素×”這項新行動以推動數據要素高水平應用為主線，促進多場景應用，先行聚焦工業制造、現代農業、商貿流通等12個領域，推動在行業中發揮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釋放數據要素價值，實現經濟規模和效率的倍增。而《關于促進數據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則明確表示，到2029年數據產業規模年均復合增長率需超15%，將加大對數據領域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原創性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同時有條件的支持地方設立數據產業投資引導子基金。

不僅如此，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優化完善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管理機制的意見》，明確將算力設備及輔助設備基礎設施等納入專項債券用作項目資本金范圍。數據產業基金作為破解數據要素市場化瓶頸的關鍵金融工具，正在全國范圍內加速布局，逐漸成為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戰略引擎。

這一政策紅利催生了數據產業基金的爆發式增長。各省積極響應，加快布局數據產業基金，力圖在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和數字經濟轉型中占據先機。

接下來，我們將依托各省基金分布及投資案例，呈現全國數據產業基金的整體態勢，并深入剖析典型省份的基金模式和投資實踐。通過對各地投資方向、規模差異及典型投資案例進行分析，力圖讓讀者對中國數據產業基金的格局與潛力有一個立體、深入的認識。

2024年數據產業基金爆發式增長，

2025年新發基金規模不盡人意

根據公開數據統計，截至2025年6月，全國各省設立明確標注為"數據產業基金"或主要投資于數據相關領域的基金總規模，累積已超過1500億元。這一數字相較于2023年不足500億元的規模，實現了跨越式增長，反映出各地政府對數據要素市場的高度重視和積極布局。值得注意，這還不包括眾多未明確命名但實際投資數據產業的綜合性科技基金，若將這些基金納入統計，實際投入數據產業的資金規模更為龐大。

2020-2025年重點數據產業基金規模合計（億元）

資料來源：根據網絡公開信息整理

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據要素化已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引擎。各地政府緊扣國家戰略，密集布局數據產業專項基金，旨在加快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建設，搶占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制高點。從2020年至2025年，省級數據產業基金的演進，展現出清晰的階段性特征。

2020-2025年重點數據產業基金（根據網絡公開信息整理）

從時間維度看，省級數據產業基金，最早可追溯到2020年12月設立的上海文化產業發展投資基金（120億元）。緊隨其后的是2021年9月設立的央視融媒體產業投資基金（100億元）。這兩支基金雖未直接冠名“數據要素”，但已在實踐中將數據內容智能化，推動文化傳播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上海、央視作為傳媒及文化中心，其基金布局既是對數字化轉型的探索，也是數字內容產業的先行試點。

真正以“數據要素化”為目標導向的基金，集中出現在2023年，標志著省級數據產業基金從試點走向規模化。河南省數字經濟母基金（30.002億元）、武漢長江數字產業基金（未披露）、重慶數字經濟（衛星互聯網）產業投資基金（100億元）先后設立。河南聚焦智慧農業、智慧物流等典型場景，湖北則重在AI+工業和金融科技，重慶更是直接對接國家衛星互聯網戰略，面向空間數據設施的建設。這些基金不僅規?？捎^，更重要的是在投資方向上呈現出多元化、前沿化的特點，映射出各地的產業稟賦和戰略選擇。

進入2023年末至2024年全年，省級數據產業基金呈現“爆發式”增長。貴州的貴陽大數據科創城產業發展投資基金（150億元）、上海的念空數據科技中心（50-100億元）和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配套資金（約400億元），率先為數據要素的流通和安全保駕護航。廣東的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要素產業發展基金群（首投200億元，基金總規模達1000億元）、浙江的數據資產確權基金（50億元）、山東的數字經濟發展專項基金（100億元）、等密集落地，構成了龐大的省級數據產業基金“矩陣”。值得一提的是，福建泉州的泉數優勢產業投資合伙企業雖規模僅1億元，但也展現了地方在數據產業招商方面的積極性和靈活性。

到了2025年，省級數據產業基金的增設節奏放緩，集中在江蘇和浙江兩省。江蘇分別于1月、5月設立江蘇省數據產業和平臺經濟基金（15億元）、江蘇省數據產業基金（有限合伙）（15億元），體現出從省級母基金到市區級子基金的“分層次、差異化”布局策略。浙江則在5月設立了杭州數據產業基金（10億元），聚焦區域性場景化應用和生態化建設。相比2024年的“百億級”布局，2025年的基金雖規模不大，但在投資方向和落地深度上更具針對性，呈現出“從大規模向深耕化”的趨勢。

綜上來看，省級數據產業基金從最初的文化傳媒領域探索，逐步走向面向數據要素的產業布局，再到區域差異化和深度融合的實踐，清晰展示出我國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脈絡。各省通過設立基金，積極參與數據要素流通和產業化進程，既是地方政府主動擁抱數字經濟浪潮的體現，也為各地數字化轉型注入了強有力的資本驅動力。

地域差異：東部沿海率先發力，

中部加速追趕，西部借勢崛起

從整體規模來看，省級數據產業基金在短短數年間，實現了從零星試點到千億級體量的躍升。這種跨越式發展的背后，是國家層面數字經濟戰略的強力引導，也是各省因地制宜、錯位競爭的結果。從省份布局來看，2024年數據產業基金既包括東部沿海發達省份（如廣東、江蘇、浙江、山東、上海），也涵蓋中部（如河南、湖北）及西部地區（如重慶、貴州、四川），整體呈現出區域協同和差異化發展的雙重態勢。

東部沿海地區，依托其經濟體量大、數字化基礎設施完善和政策支持力度強等優勢，在數據產業基金的設立上呈現出規模大、落地早的鮮明特征。

廣東省憑借其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優勢，在數據產業基金布局上最為積極，2024年設立了總規模高達1000億元，首投200億元的“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要素產業發展基金群”，此基金群是目前國內已知規模最大的單體數據產業基金。

江蘇、浙江更是緊追廣州的步伐，在2025年設立了15億元的“江蘇省數據產業基金”，浙江則通過50億元的數據資產確權基金和10億元的杭州數據產業基金，在數字經濟核心環節展開全面布局。

上海的念空數據科技中心和山東的數字經濟發展專項基金，更是彰顯了東部沿海城市在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和數字經濟產業化方面的先行者地位。

東部沿海發達省份不僅在基金設立時間上處于領先地位，在投資規模和領域多元化方面也走在前列，普遍重視數據確權、跨境數據流通和產業升級，資金規模更大。

2020-2025年東部沿海重點數據產業基金

（根據網絡公開信息整理）

中部地區的河南、湖北等省份，雖起步略晚于東部沿海，但在“東數西算”全國布局和數字產業需求增長的推動下，正在加快補齊數字化基礎設施短板，積極引導設立數據產業基金。

2023年，河南設立的“河南省數字經濟母基金”，聚焦智慧農業、智慧物流和醫療數據等特色領域；湖北則在同年推出了武漢長江數字產業基金，重點支持AI+工業、金融科技和數據要素流通等方向。

中部地區的基金設立更多圍繞產業融合應用展開，具有明顯的應用驅動型特征，更加注重與當地實體產業的深度耦合。

2020-2025年中部地區重點數據產業基金

（根據網絡公開信息整理）

而在西部地區，數據產業基金的設立與國家“東數西算”工程的戰略部署緊密銜接，展現出差異化的區位及后發優勢。

重慶、貴州等地雖在基金數量和規模上不及東部沿海，但其基金投資方向緊扣算力樞紐建設、空間數據設施和新型數據中心等領域。2023年重慶備案設立的“數字經濟（衛星互聯網）產業投資基金”，專注衛星互聯網和空間數據設施，體現出西部地區“補鏈強基”的核心訴求；2024年貴州設立的“貴陽大數據科創城產業發展投資基金”，重點布局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電子制造等方向。四川雖然未設立專項數據產業基金，但依托“東數西算”的算力樞紐建設，聚焦醫療大數據和算力基礎設施，展現出強烈的數字化轉型意愿。

西部地區集中發力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方，借助政策紅利和算力基礎設施的布局，形成了與東部沿海和中部地區錯位發展的格局。

2020-2025年西部地區重點數據產業基金

（根據網絡公開信息整理）

通過對比可見，東部沿海以資金和技術的雙重優勢，形成了對數據資產確權、流通和安全等高階市場的引領效應；中部地區則依托豐富的應用場景和強大的產業集群，推動數據要素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西部地區更多依靠“東數西算”政策東風，集中資源完善算力底座，力爭在數據基礎設施建設中彎道超車。地域差異的背后，是各省市根據自身經濟稟賦和發展階段，靈活調整數據產業基金設立和投資策略，以實現數字經濟整體協同和區域均衡發展。

投資策略：投資方向日益多元化，

從"重硬輕軟"到"軟硬兼顧"

“百億級”基金的出現，意味著地方政府已不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數據中心、數據交易所等基礎設施建設，而是開始圍繞“數據資產化”“數據跨境流通”“隱私計算”等更深層次的課題展開探索。如浙江的數據資產確權基金、山東的數字經濟發展專項基金，均體現了數據要素化的“金融化”傾向——將數據視為可量化、可交易的新型資產，推動其與資本市場的深度對接。這種趨勢符合全球范圍內數字經濟發展的最新動向，也有望推動我國數據要素市場向更高水平演進。

與此同時，省級數據產業基金的投資方向日益多元化，且緊貼國家重大戰略。如重慶基金對接衛星互聯網，體現出國家級“新基建”工程的支撐；粵港澳大灣區基金群強調跨境數據流通，緊跟粵港澳協同發展戰略；北京的配套資金重點服務于跨境流動技術和數據可用不可見的場景化示范，彰顯國家數據安全治理要求。這些基金的出現，不僅反映出地方政府對國家戰略的快速響應，也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地方和中央在數據要素市場化方面的認知和布局差距。

2020-2025年重點數據產業基金投資項目

在東部沿海地區的投資案例方面，廣東省憑借其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優勢，在數據產業基金布局上最為積極。

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要素產業發展基金，是目前國內已知規模最大的單體數據產業基金。該基金由深圳數據交易所攜手深圳市金融穩定發展研究院、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產業投資基金、深圳私募基金協會等機構共同發起設立的專項基金群，重點投資于數據資產化與交易，推動數據資產的登記、確權、評估、計價和入表等資產化業務；算力基礎設施：包括數據中心建設、智算中心項目等；數據標注與算法訓練三大領域。廣東省數據產業基金的特點在于市場化運作程度高，多數基金采用"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模式，聘請專業投資機構管理，避免行政過度干預。

江蘇省近期成立的江蘇省數據產業基金，雖然規模不及廣東，但出資結構體現了"省市聯動"的特點。該基金由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母基金有限公司、江蘇省數據集團有限公司和南京市建鄴區高新科技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共同出資，經營范圍為股權投資、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創業投資基金管理服務。從投資方向看，該基金更加聚焦"數據要素×產業"的垂直場景，重點支持長三角一體化數據中心集群建設，以及生物醫藥、智能制造等江蘇優勢產業的數據共享平臺。江蘇基金的亮點在于其明確的產業導向，將數據要素與本地優勢產業緊密結合，避免了同質化競爭。例如，該基金投資了蘇州一家生物醫藥數據中臺企業，幫助長三角地區醫藥研發機構實現數據互聯互通；同時也支持了南京一家工業互聯網安全企業，提升制造業數據安全防護能力。

浙江省則以"數據資產金融化"為特色，設立了全國首個數據資產確權基金。該基金重點支持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試點，探索數據確權、估值、抵押等創新業務模式。浙江作為全國數字經濟先行省，擁有阿里巴巴、海康威視等大量數據密集型企業，對數據資產化有著強烈需求。該基金創新性地引入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作為有限合伙人，為數據資產質押融資提供風險分擔機制。在投資案例上，該基金并未明確表示投資了哪些企業，但是從基金鼓勵發展的角度來看，數據資產評估機構，國內數據資產估值模型以及推動數據產品"一地上架、全省流通"的創新模式企業是首選投資對象。浙江數據產業基金的獨特之處在于其金融創新意識強，將數據要素與金融工具緊密結合，開辟了數據價值實現的新路徑。

山東省設立的數字經濟發展專項基金，雖然不專屬于數據產業，但其重點投資方向中的元宇宙、人工智能、先進計算等領域與數據產業高度相關。該基金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強調"虛實融合"，支持虛擬現實、數字孿生、可信數據空間等新興領域。在投資案例上，該基金支持了青島一家海洋大數據企業，推動海洋領域的數字孿生應用；同時也投資了濟南人工智能計算中心，提升區域智能算力供給能力。

總的來看，東部沿海省份的數據產業基金呈現出規模大、模式新、專業化的特點，不僅為本地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資金支持，也為全國數據要素市場建設探索了可復制的經驗。

中部地區，尤其是河南和湖北，正在通過數據產業基金大力推動數據要素與傳統產業的融合升級。河南省數字經濟母基金，聚焦智慧農業、智慧物流與醫療數據等場景化應用，探索“數據+產業”的多維耦合發展路徑。該基金支持了一家位于鄭州的農業數據科技公司，通過部署高精度衛星遙感和物聯網傳感器，實現農田數據的實時采集與估值，助力農業銀行將農業數據納入授信模型，解決農村金融“信息不對稱”的老難題。此外，該基金還投資了一家智慧物流平臺企業，基于多源物流數據構建智能配送調度系統，服務中原交通樞紐建設，顯著提升了區域運力配置效率。

湖北則通過武漢長江數字產業基金推進AI+工業、金融科技與數據要素市場建設。該基金重點投資了武漢東湖高新區的一家工業互聯網平臺，依托本地制造業集群，通過工業設備數據采集、建模與預測性維護，實現智能制造閉環。值得一提的是，該項目入選湖北省“十百千”智能制造試點工程，并吸引頭部裝備制造企業接入平臺。在金融科技方面，該基金支持的武漢一站式政務數據服務商，幫助當地實現政務數據資源共享與企業征信畫像構建，推動地方金融系統建立基于“數據信用”的普惠金融機制。

中部地區的特色在于強調數據技術的產業滲透性，不盲目追求“平臺式”壟斷，而是以場景驅動、產業融合為目標，形成數據與制造業、農業、物流等實體經濟的深度協同。在制度創新方面，雖然未像東部那樣在確權金融化上走得那么遠，但中部已建立較為系統的數據采集、標準化與可交易化框架，為“數據即生產資料”的理念落地提供堅實支撐。

西部地區數據產業基金的發展，以基礎設施建設和空間數據為核心，體現出“從底座抓起”的發展戰略。重慶備案設立的“數字經濟（衛星互聯網）產業投資基金”，其鮮明特色在于瞄準國家級衛星互聯網布局和空間信息產業鏈整合。該基金投資的重點項目之一，是與中科院重慶研究院聯合孵化的“城市空間數據地圖”平臺，通過融合遙感影像、LIDAR和低軌衛星數據，為城市規劃、災害監測、交通優化提供決策支持。此外，基金還支持了一家衛星數據壓縮與加密技術初創企業，聚焦數據高效傳輸和隱私保護，打通了空間數據從采集到落地的全鏈條。

貴州則通過貴陽大數據科創城產業發展投資基金，集中力量建設新一代綠色數據中心和AI訓練基地。該基金投資了位于貴陽白云區的數據中心集群項目，引入華為、騰訊等頭部企業建設算力托管節點，并在能效管理和液冷散熱方面取得突破，成為“東數西算”南線典范。在人工智能方向，該基金還重點支持了貴安新區的AI訓練平臺，服務于數字政務、智慧醫療和少數民族語言識別技術研發，提升本地人才培育和技術轉化能力。

西部地區數據產業基金更多承擔“基礎設施+核心技術”的雙重角色，在全國算力調度格局中占據關鍵位置。其差異化優勢在于利用自然資源和地理區位，實現算力低成本化與高穩定性，為全國范圍內的數據要素流通提供底座支撐。雖然在資產化和交易機制方面仍有待突破，但其在數據采集、存儲、運算等前端環節的創新探索具有戰略意義。

總的來看，數據產業基金投資方向，經歷了從"重硬輕軟"到"軟硬兼顧"的轉變。早期基金多投資于數據中心、算力基礎設施等硬件領域；2025年的新設基金則更加注重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全鏈條，包括數據采集、存儲、加工、流通、分析、應用、安全等環節。特別是數據確權、資產評估、交易平臺等新興領域成為投資熱點，反映了我國數據要素市場建設進入深化階段。

數據產業基金，落地轉化能力、同質化競爭與數據合規和安全治理壓力并存

省級數據產業基金的迅速擴張，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其一是落地轉化能力的差距。部分省份基金體量龐大，但真正能夠在短期內轉化為產業化項目的比例偏低，仍存在“重設立、輕落地”的問題。尤其是缺乏頭部企業牽引的省份，可能面臨“基金設立—招商—進展緩慢”的尷尬局面。

其二是同質化競爭風險。表格中不難看出，多個省份均在大數據中心、數據交易所等方面進行了投入和嘗試。雖然這些是數字經濟底座，但過度集中、同質化布局將導致資源分散、難以形成協同效應。未來省級數據產業基金需要更加注重差異化發展，結合地方特色和核心產業，形成互補共贏的產業格局。

其三是數據合規和安全治理壓力。數據的跨省、跨境流動涉及復雜的合規要求和隱私保護議題。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跨境數據流通和北京的國際大數據交易配套，既是創新突破的前沿，也需面對合規紅線和安全底線的嚴峻挑戰。這要求地方政府和基金管理方不僅要有產業投資的眼光，更要有法律合規和技術治理的前瞻性。

從零星試點到百億級基金群的集體涌現，省級數據產業基金已成為地方政府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抓手。面對“數據要素化”時代的到來，唯有繼續強化創新驅動、加強落地轉換能力、不斷進行差異化、加強數據相關的治理、提升產業生態耦合度，才能真正將這些百億級基金撬動為數字中國建設的澎湃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