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5日，一代文壇才女楊絳去世，享年105歲。

她作為學者、翻譯家、作家，是錢鐘書的妻子、錢媛的母親，是《我們仨》的作者，也是那個時代少有的真正才女。

但楊絳的一生并不容易，橫跨了清朝、民國、新中國，見證了社會的興衰，也親手送走了丈夫和獨女。

晚年時期，楊絳一個人過了18年，她曾說：“我得洗凈這一百多年的鉛華，干干凈凈地走。”而在捐完所有財產后，她說走就走，不留一點麻煩給別人....

楊絳出身書香門第，小時候就非常聰明，1920年代，她考入蘇州女子師范，后又赴清華求學，是那個年代少有的高學歷女性。

她不僅中文功底深厚，還通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是國內最早翻譯《堂吉訶德》的人之一。

但說起她，人們第一反應往往不是她翻譯的作品，而是她與錢鐘書的愛情。

1935年，他們結婚，郎才女貌、志趣相投，婚姻也成為學界津津樂道的一段佳話，婚后他們攜手留學英國、法國，讀書寫作，相濡以沫幾十年。

他們的婚姻，沒有轟轟烈烈的浪漫，卻有歲月打磨出的溫情與默契。

錢鐘書寫《圍城》，楊絳抄稿、校對，是最早的“編輯”，他口拙不善人際，她替他應酬張羅，是最溫柔的“助理”，夫妻倆一生沒有紅過臉，相互扶持到老。

1937年，他們的女兒錢媛出生，是這個小家庭的掌上明珠，小姑娘從小聰明伶俐，文采不錯，性格中既有母親的溫婉，也有父親的倔強。

然而錢媛的一生，并不順遂，年輕時她愛上了大學同學王德一，兩人志趣相投，卻不幸因時代風波生生拆散。

王德一不堪打擊，自殺離世，這對錢媛造成極大打擊，此后多年未再談情說愛。

直到1974年，在親友介紹下，她與再婚的楊偉成成家，雖然沒有自己的孩子，但她與繼子女相處平和，過得還算安穩。

但多年情感壓抑，加上工作嚴謹刻板，她的身體漸漸出了問題。

1996年，錢媛確診癌癥，當時楊絳已年屆86歲，更不巧的是，錢鐘書此時也病倒了，楊絳瞞著丈夫，獨自照料女兒，一邊奔波在醫院，一邊強撐著自己。

一年后，錢媛病逝，年僅59歲，送走女兒那天，楊絳沒掉一滴眼淚，只是默默整理她的衣物，像是還在為她收拾行李。

而錢鐘書，直到去世都沒有親口問過“女兒是不是還好”，但他早已知情，只是不想再說傷心事。

1998年，錢鐘書也離世，臨終前他終于提起錢媛，對楊絳說：“你要好好地活。”這一句話，成了楊絳晚年生活的支撐。

送走了女兒、丈夫，楊絳徹底成了一個人，那年她87歲，照理說早就該頤養天年，可命運偏不放過她。

從此家里安靜得出奇，書桌還在，書架也還在，但讀書寫字的人只剩她一個，她瘦了不少，頭發也白得徹底，走起路來不再利索，但精神卻一直清醒，思路依舊清晰。

她沒有選擇沉浸在悲傷中，而是繼續寫作。那本著名的《我們仨》，便是在這段孤獨時光里寫下的。

她回憶一家三口在一起的點滴，溫情中帶著些許無奈，卻沒有一絲怨懟，字里行間，能看到她的痛，但也能看到她的釋然。

除了寫作，她開始整理家中的藏書、手稿，把錢鐘書的文稿一份份歸檔，把自己翻譯的書分類編號，她心里清楚，這些東西放在家里，終有一天會蒙塵，不如早早找個歸宿。

于是她把家里所有書稿、字畫、收藏全部捐出，錢鐘書的手稿給了國家圖書館、清華大學；她自己的稿費和版稅，也全數捐給了清華，她說：“這些都是國家培養我的，該還回去。”

有人說楊絳走得“干凈”，確實，她不留遺產，不給子孫（她也無后代）留下紛爭，更不愿被“悼念”所打擾。

她只想安靜地來，安靜地走，正如她那句名言：“走的時候，只帶走自己。”

有人問：楊絳的一生，到底是苦還是福？從物質上看，她并不富有，從情感上看，老來孤苦。

但若換個角度，她有相知一生的丈夫，有才華橫溢的女兒，有自由寫作的一生，有清白體面的離去，這樣的人生，又何嘗不是一種“圓滿”？

在一個人越來越追求“擁有”的時代，楊絳用她的一生，詮釋了“放下”二字，她放下名利、放下牽掛，甚至放下自我，活得通透、走得從容。

她不是女權，也不做烈女，她的“獨立”從不喧囂，而是悄悄地、堅定地做事、做人。

她說：“人生最曼妙的風景，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這句話，正是她一生的寫照。

如今“我們仨”在另一個世界重聚，留在人間的，是她筆下那份深情，是她用行動寫就的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