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馬，你跑一趟，帶上報告。”1963年冬夜九點，時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的馬達接到柯慶施電話時，窗外的雪粒子正敲打著玻璃。他裹緊大衣匆匆趕到康平路寓所，推門便撞見一樁意外——市政府干部提著金華火腿站在玄關，柯慶施撐著沙發扶手起身，喉間煙嗓突然拔高：“拿回去！不然打斷你的腿！”送禮者踉蹌而逃，火腿在雪地里拖出油亮痕跡。這截油漬斑斑的往事，成了馬達晚年憶及柯慶施時總要提起的“鐵證”：即便歷史評價紛紜，廉潔二字該當釘在柯慶施的人生坐標里。

煙灰缸里堆積的“飛馬”煙蒂，最能勾勒柯慶施的工作軌跡。每天七點整，市委大院二樓東側辦公室準時亮燈，當秘書端著濃茶進來，總能看見他架著玳瑁眼鏡逐字批注《解放日報》。1958年豬肉供應緊張時，他撂下紅鉛筆突然發問：“菜場排骨價漲到八角七了？”得到肯定答復后，當天下午就帶著商業局長鉆進弄堂暗訪。這種較真勁兒讓《文匯報》編輯們又敬又怕，有次討論社論方向，幾個年輕人戰戰兢兢不敢落座，他竟指著藤椅打趣：“怕我吃人？還是怕這板凳燙屁股？”

與其說這是刻意的親民姿態，不如看作某種苦行僧式的自我約束。在蘇北農村調研，他堅持蹲在打谷場邊啃冷饅頭；到鋼鐵廠視察，總要叮囑食堂“別搞特殊菜”。五十年代末上海掀起交際舞熱潮，他在干部會上拍著講臺怒斥：“腳跟轉得比腦子快，早晚要摔跟頭！”嚇得文化局長連夜叫停機關舞會。但嚴厲之外藏著細膩，有次得知《解放日報》印刷車間噪音影響夜班工人休息，當即批示安裝隔音板——這大概是他為數不多批過的“享受型”開支。

翻檢檔案會發現，這個被稱作“柯老”的安徽漢子，骨子里始終帶著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銳氣。1920年給陳獨秀寫信時，他不過是個穿長衫的師范生，卻在信中大膽質疑“儒家倫理與機器文明能否調和”。正是這份書生意氣，讓他在莫斯科面見列寧時，竟用俄語背誦了《共產黨宣言》選段。建國后主政南京，他力排眾議保留夫子廟古建筑群，氣得文化部特派員跺腳：“你這叫封建殘余！”他叼著煙卷慢悠悠回懟：“沒聽說巴黎人拆盧浮宮搞工業化。”

這種矛盾性在1957年的上海工作報告中達到頂點。“乘風破浪”的豪言背后，是他在北四川路小旅館連續熬夜七天的身影。據秘書回憶，報告定稿前夜，他突然要求增補黃浦江碼頭工人訪談內容：“光講鋼鐵產量不行，得讓人看見汗珠子。”次年“大躍進”風潮中，他又出人意料地叫停崇明島圍墾工程：“把灘涂全填了，候鳥往哪落腳？”這種忽左忽右的搖擺，或許正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生存智慧。

若把時間撥回1922年1月的莫斯科，那個裹著羊皮襖的東方青年絕不會想到，四十年后自己會倒在成都招待所的炒花生米上。1965年暮春的川西盆地，剛做完肺癌手術的柯慶施本應靜養，卻在聽完三線建設匯報后執意進山。隨行醫生發現他偷藏止痛片，急得直跳腳：“你不要命了？”他擺擺手：“跟打仗那會比，這算啥？”誰料散席后一把花生米竟成催命符，凌晨腹痛送醫時，軍大衣口袋里還揣著未拆封的錦江賓館舞會請柬——這個禁舞令的發起者，終究沒機會看到請柬上燙金的交誼舞圖案。

解剖報告顯示的死因是出血性胰腺炎，但馬達更愿意相信另一種說法：常年超負荷運轉的軀體，早被歲月蝕成了空心竹。那些沒抽完的香煙、沒批完的群眾來信、沒來得及推行的貨車空載改革方案，在檔案柜里積成厚厚的遺憾。如今重提“柯老”，不該是臉譜化的臧否，而要看清那個擰巴年代投射在個體身上的光斑與暗影。就像他書房里常年掛著的陳獨秀手書“寧鳴而死”——這四字，或許才是解讀其復雜性的密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