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說知青下鄉是怎么回事。那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事，國家搞了個大政策，把城里的中學生、大學生往農村趕。

重慶這樣的地方也不例外，學生們背著行李就去了。到了農村，他們得干農活，學種地，跟農民一起吃苦。

知青們大多是城里長大的，沒見過這陣仗，來了之后才知道啥叫苦日子。這四個女知青的故事，就發生在開縣鐵橋區的永和三隊。

那地方全是坡地，種點豌豆、紅苕、胡豆啥的，一年下來人均口糧才100斤，折成米還不到70斤，根本不夠吃。

錢就更少了，全年收入不到100塊，勞動一天也就賺個兩三角錢，春季還不到一毛。貧窮是真貧窮，日子是真不好過。

可這幫女知青硬是咬牙撐下來了，還在這樣的環境下整出點讓人哭笑不得的事兒。

先認識一下這四位女知青。楊小萍，1953年生，重慶人，家里是知識分子出身，爸媽一個教書一個當醫生。

她從小學習好，喜歡生物化學，想當醫生。1969年16歲那年，她下了鄉，去了永和三隊。她人挺倔強，到了農村不喊苦，還學著干活，閑下來就看醫書。

鮮玲，也是1953年生，家在重慶江北區，爸是機械廠技術員，媽管家務。

她性格活潑，愛笑愛鬧，下鄉后成了大家的開心果。不管多累，她都能整點樂子出來，還跟村民混得熟，學會幾句土話。

劉致群，1953年生，干部家庭出身，爸在區政府上班，媽是小學老師。她腦子好使，愛看歷史書，下鄉后常幫大家出主意。比如挑水太累，她就弄了個簡易工具省力，挺有想法。

李光玉，1953年生，工人家庭，爸媽都在紡織廠。她老實能干，體力好，下鄉后干活最賣力，插秧挑擔樣樣行，村里人都夸她像個男勞力。

這四個人湊一塊兒，性格不一樣，但都在永和三隊落了腳。她們住在一間土坯房里，房頂漏雨，墻角堆農具，每天扛著鋤頭下地，曬得臉通紅。可她們不服輸，硬是跟村民學著過日子，還給村里帶去點新鮮勁兒。

1969年冬天，春節前幾天，楊小萍她們攢了點雞蛋、臘肉和糧食，想帶回重慶過年。那天晚上特別冷，風吹得窗戶吱吱響。

半夜突然聽到柴房雞叫，大家趕緊爬起來，拿煤油燈一看，一只花母雞沒了，只剩幾根羽毛。幾個人氣得不行，覺得肯定是隊里那個會計的男人偷的。

那家伙家境比別人好點，媳婦是會計，他自己名聲不太好，知青們老看他不順眼。

楊小萍帶頭，抄起鋤頭，鮮玲拿鐮刀，劉致健拎扁擔，李光玉抓了柴刀，四個人就這么沖出去找會計家算賬。

路上冷得牙打顫，月光照著凍硬的路，她們一門心思要抓“賊”。到了會計家，屋里燈還亮著，楊小萍敲門就喊，說雞被偷了，非要進屋搜。

會計嚇得夠嗆，說男人不在家，孩子還拉肚子，她剛起來洗衣服。可知青們不信，翻遍了屋子，連豬圈都看了，就是沒找到雞。沒辦法，只好灰溜溜走人。

第二天早上，隊長拎著一只死雞過來，說是她們的。原來是黃鼠狼干的，雞肚子被掏空，只剩皮和頭。四個人臉紅到脖子根，尷尬得不行。

誰也沒去跟會計說句軟話，這事兒就這么過去了。說白了，就是窮得心慌，怕過不好年，才干出這烏龍。

1970年春天，糧食不夠吃，楊小萍她們合計著養頭豬，年底能有點肉解饞。剛開始豬崽小，上山打點豬草，煮點紅苕藤就行。

可養了幾個月，豬壯了，食量翻倍，家里那點糧食根本不夠。夏天的晚上，豬餓得直叫，吵得人睡不著。

劉致健出了個主意，說公家豬圈有飼料，不如去拿點。鮮玲一拍大腿就同意，李光玉拿麻袋，楊小萍拎盆，四個人半夜摸出去干活了。

生產隊豬圈離得不遠，夜里靜得嚇人。她們溜進去，趕緊舀了點米糠飼料，裝進麻袋就跑。豬吃上飼料，安靜了，大家心里踏實。

后來這事兒隔幾天就干一次，豬越長越大。年底殺豬，120多斤，肉香得不行。她們請了隊長和干部來吃，煮了豬雜湯，炒了回鍋肉，村里人聞著味兒都來了，肉沒一會兒就沒了。

第二天一看，腌的肉還被偷了一半。四個人很氣，可也沒轍。養豬是想改善生活，結果偷飼料不說，還白忙活一場，全是窮鬧的。

1970年夏天，楊小萍去看億世一隊的知青朋友劉致健。那地方條件比永和三隊好點，糧食勉強夠吃。她走了十多公里，路上雨下個不停，鞋子全是泥。

到了劉致健那兒，桌上就一盤咸菜和豌豆糊，實在沒啥招待的。屋里跑進一只瘦貓，喵喵叫著鉆桌子底下。

另一個男知青小張說，殺了吃肉吧。楊小萍想想也沒反對，小張動手殺了貓，劉致健燒火燉上。為了不讓人看出來，還拿荷葉蓋住鍋。

正吃著，隊長推門進來，問貓去哪兒了。大家硬說沒見著，隊長聞著肉香也沒證據，只好走人。

1970年11月，趕場日后，知青們聚在億世一隊聊天，吃點鹽肉花生，嘴里干得慌。億世七隊的知青說田里甘蔗還沒收完，不如去弄點。

四個人晚上裹上圍裙，換上靴子，鉆進甘蔗地。李光玉踩倒幾根，鮮玲抱起來，拖了兩捆回去。屋里啃甘蔗啃得滿嘴汁，渣子扔了一地。

男知青半夜把渣子倒河里，第二天早上，幾個人嘴唇腫得像香腸，看著就笑。這事兒也是窮日子逼的，想吃點甜的，又沒錢買，就干了這荒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