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共和國來說，北京是政府的別稱；對于清朝來說，北京是帝王的巢穴；對于中國這個千年帝國來說，北京則是文化與制度兩個層面上的龍脈，是華夏萬里沃土的靈霄殿，是億萬臣民的紫微垣。

永樂十九年，明成祖朱棣懷著“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雄心壯志將都城遷到了北京，自此之后北京就一直是中國的皇都。順治元年，江山易姓，清攝政王多爾袞統清兵入北京城，認為京師“誠萬古帝王之都”，毫不猶豫地繼承了明朝的衣缽，令順治帝御皇極門，昭示天下，“定鼎燕京”。然而，1911年，有人對北京的地位提出了挑戰，這個人便是孫文。

“南京是民國開基，長此建都，好作永久紀念，不似北京地方，受歷代君主的壓力，害得毫無生氣，此后革放鼎新，當有一番佳境。”

無獨有偶，參與過中法談判、馬關談判的外交家、法學家伍廷芳也曾警告剛剛來北京的美國公使說：

“你抵達那個巍峨的北京城之后，要當心，那兒的空氣是沉悶的。那氣氛似乎會把人壓倒，使他們變得保守。看來沒有什么人能抵抗那種力量！”

美國公使后來是否受到了帝都的影響不得而知，然而孫文與伍廷芳這兩個同是廣東人的南方勢力首腦對北京的印象卻足以代表大部分南方人的態度：宣統三年南北議和，南方的革命黨人同意將總統之位讓給袁世凱的第一個條件便是，臨時政府地點設于南京。革命黨人的考慮不可謂不細致：作為一個延續了五百四十四年的前朝帝都，北京早已是理所當然的皇權的象征，它承擔著向溥天之下、率土之濱推廣政教風化的使命，而在清朝的最后一年，皇權體制經過不斷自我完善，已經漸臻盡善盡美，這是革命黨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南北談判過程中，革命黨人一再強調，這絕不是個人的想法，所有嫉惡于舊日腐敗官僚政治的人都會同意定都于南京。

面對如此洪流，袁世凱的態度很簡單干脆，那就是：

不可能。

袁世凱不南遷的理由與革命黨人所擔心的毫無二致。國都乃百年根本，也是北洋軍閥權力的核心范圍，離北京愈遠，他們的權力愈弱，因此決不能輕議變遷。事實上，關于遷都的問題根本算不上是談判，因為在定都這一問題上，袁世凱既沒有妥協的主觀意圖，也沒有妥協的客觀必要。南方臨時政府成立伊始，北京的官紳還未曾將這個新成立的草根朝堂放在眼中——在清帝遜位前，他們已經謀劃擁立袁世凱為大總統，如果南方政府不承認，那索性直接稱帝。對于袁世凱來說，是清朝還是民國并不重要，總統與皇帝的稱號也沒有什么區別，他要的只是九五之尊的權力，于是南方之間的議和，從一開始便失去了成功的可能性。

中華帝國的硬幣。

與共和國歷史教科書所記載的不同，當時的中國人，也并不是那么向往連民國領袖都不一定弄得明白的所謂“民主”的——至少在北京，從尋常百姓到達官貴人，上上下下都散發著一種保守傾向。幾乎所有的商店都掛著古色古香的橫匾，琉璃廠的古董生意終年興旺，新建的深宅大院也依然傳承著紫禁城的基本結構。1913年，袁世凱先后發布了祀天和祀孔的命令并恢復了卿與大夫的爵位，這讓宣統皇帝的“孤臣孽子”們更加懷念一輩子腳下的生活。隆裕太后去世時，袁世凱下令全國降半旗志哀，文武官員喪服二十七天，早已停工的光緒陵墓也開始復工營建。直到次年，一位前清官員寫了篇《共和解》勸袁世凱將政權交還給清室，袁世凱不僅沒有責備反而請他到北京做參議，這讓前清的遺老遺少們不禁喜形于色：也許大總統很快要還政于清了。

這個國家真的更需要一個英明的君主嗎？袁世凱心里也拿捏不準，然而輿論卻容不得他反思。報紙上倡議復辟、抨擊共和的文章洶涌如潮水，國學泰斗楊度甚至親撰《君憲救國論》為君主制搖旗吶喊。“新約法”公布后總統之權力、繼承完全參照皇帝，與此同時，恢復帝制的呼聲鋪天蓋地而來，聚居在各個城市租界的前清遺老彈冠相慶，甚至反昔日的朝衣頂戴拿出來曬太陽。在國內，包括徐世昌在內的一大批封疆大吏支持著帝制；在國外，袁世凱已經得到了日本公使的明確支持。就在1915年，恢復帝制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革命黨人的辛苦眼看將在袁世凱還政與溥儀登基的典禮中劃上句號。

然而袁世凱自己稱帝了。自此，國民對他的道德期許全部落空。自此，袁氏辛苦經營的大局全盤瓦解。八十三天后，“洪憲”皇帝沉疴暴發一病不起，中華帝國就此絕筆。只留下袁世凱臨終前未說完的那句話：

“他害了我……”

這個“他”是誰，已不重要。只是此時的中國，反的并不是皇帝，而是沒有皇室血統的人僭位稱帝，這種東漢董卓逼宮而遭天下諸侯群起而攻之又有什么不同？袁世凱得到了一個當曹操的機會，卻等不到傳給下一代，終于眾叛親離，憂憤而死。

袁世凱的“戎裝”。

可是中國，還是那個中國。北京，還是那個北京。從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