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門關的歷史作用

及當代價值研究(一)

吳 成 張忠仁

編者按:劍門關作為蜀道核心關隘,其歷史作用與當代價值具有多維研究意義。本文系統梳理劍門關在交通、軍事、民族遷徙、商貿、宗教及文化傳播中的樞紐功能,并探討其在國家戰略、交通循向、旅游開發、文化傳承、思想教育等領域的當代價值,提出通過頂層規劃、原真性保護與文旅融合,激活其文化遺產效能,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歷史鏡鑒。

在千里蜀道的近百個古關隘中,劍門關最負盛名和傳奇,有“天下第一關”“雄關天塹”之譽。它憑險而立,氣勢超凡,既是金牛道必經要道,又是歷代兵家必爭險隘,其地位關乎大西南乃至全國安危,其關隘文化名貫古今。如今,劍門關是重要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眾多游客,更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象征。深入研究劍門關的歷史作用和當代價值,對踐行習近平文化思想,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意義重大。

劍門關的歷史作用

歷經億萬年洗禮沉淀,劍門關憑借獨特地理地勢,在國家政治、交通、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奠定了其在蜀道上的崇高地位,主要體現在以下七個方面:

(一)無與倫比的交通作用

劍門關位于龍門山支脈劍門山脈西南段的大劍山中斷處,地處東峰營盤嘴與西峰金城山之間的峽谷隘口,是古蜀道上的關鍵要沖和川北屏障。作為關中進入蜀地大動脈上最重要的關隘,其交通地位無可替代。若無劍門關,金牛道的歷史必將改寫。

金牛道穿越劍門關

從地理上看,四川盆地北部因川陜間之秦嶺、大巴山阻隔而封閉,唯嘉陵江自甘陜邊界切穿秦巴山脈,在廣元、昭化一帶形成一道缺口,成為盆地內通往關中或隴南必須依賴的天然孔道。然而古代四川的政治經濟中心在成都,沿嘉陵江繞道東行路線迂遠曲折,難以滿足高效通行需求。幸運的是,地質運動在昭化西南方向的劍門山脈間劈開一道天然裂隙——劍門關,恰好位于成都直通昭化的路徑之上,為金牛道提供了最便捷的南北貫通條件。

劍門關隘的形成源于長期地質構造演變。侏羅紀時期(距今2億—1.4億年),四川周邊地殼隆起成山,盆地內積水成湖,風化侵蝕作用塑造出巴湖與蜀湖。至白堊紀(距今1.4億—0.65億年),劍門山脈正處于蜀湖北緣龍門山前山帶,隨著龍門山劇烈抬升,巨石堆積,山勢聳立,形成連綿數百里的天然屏障。七十二峰直插云霄,洪積物與劍門礫巖不斷堆積,最終在大劍山斷裂帶處形成狹長隘口——劍門關。這一地質奇觀為金牛道南段的直線布局提供了關鍵支撐。

四川盆地地形結構、劍門山地質特征及古代成都的政治經濟重心共同決定了金牛道作為成都通往關中最古老、最便捷陸路的地位,而劍門關則是其必經的核心咽喉。由于金牛道始終是中央政權掌控四川的戰略要道,劍閣(即劍門關)自古被視為蜀道天險之象征,后人亦稱金牛道為“劍閣道”。由此可見,劍門關對金牛道走向的選擇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堪稱古蜀道上一顆璀璨明珠,是華夏命門、生命門戶。

劍門山系整體呈東西走向,西北遠接青藏高原,北連岷山山脈,東北直趨秦嶺、巴山。地域范圍東起廣元市昭化古鎮直達劍閣江口的嘉陵江,西至劍閣與江油交界處的五子山麓,東西長約70千米;北臨青川竹園至利州寶輪的青水江,南迄匯入江口嘉陵江的聞溪河,南北縱深約40公里,總面積逾1200平方公里。主脈為大劍山,小劍山與其相連,構成完整山系。劍門關隘位于大劍山斷裂處,關口海拔775米,東臨營盤嘴,西依金城山,兩側峰頂相對高差達150余米,頂部間距逾百米,底部寬約50米,隘谷長度超過500米。兩崖壁立如劍,對峙如門,“一線中通”,故名“劍門”。《水經注·漾水》記載:“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①這“一線中通”的劍門,成為古蜀道金牛道(又稱石牛道)上最著名的要隘險關。

劍門絕壁

歷朝歷代圍繞劍門關構建了以之為核心的道路體系:近有劍閣道、平林舊道(劍昭古道)、來蘇路、小劍路等支線,遠有景谷道、馬鳴閣道、劍閬道等輔助通道。這些呈樹狀網絡式的支線、間道和相鄰道的開辟修筑,目的是確保劍門關這個生命門戶的安全通暢和有效管控;或是為避開劍門關之險,以達某一特定重大軍事行動的勝利之目標,從而發揮出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二)極為獨特的戰略支點

劍門關地勢險峻,扼守要道,其地理與自然特征賦予其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從《山海經》記載可見,劍門關所在的高梁之山(即大劍山,又稱梁山)連接四方,位置特殊。根據《易經》,該地屬坤卦,土地承載萬物、德澤人間。唐代于邵稱“劍門井絡垂芒,坤維蘊靈”②,凸顯其形勝之利。

劍門關以險著稱。劍山地勢西北高東南低,連山絕險,大小劍山相連,連亙數百里,高入云端。其中大劍山有世界罕見的城墻式立巖斷崖丹霞地貌,天然城郭長達300余里。《讀史方輿紀要》載:“函谷、劍閣,天下之險也。”③《劍閣記》亦云:“梁山之險,蜀所恃以為外戶,即此。其山峭壁中斷,兩崖相嶔,如門之辟,如劍之植。”④達到了“連峰戛天,上絕飛鳥”⑤,“窮地之險,極路之峻”⑥的程度,故有“劍門天下險”之稱。《圖書編》載:“蜀地之險,甲于天下,而劍閣之險,尤甲于蜀。”⑦這種險峻之勢是劍門關戰略要塞地位的自然基石。

憑借獨特方位與地形,劍門關成為歷代交通和軍事戰略要沖。首先,劍門關是四川盆地北部出入蜀地的必由之路,是軍事攻守的關鍵隘口。《劍門山記》說:劍門山“孕川含陸,以作全蜀,趨蜀之路,必由是山。”⑧《讀史方輿紀要》載:“晉殷仲堪曰:‘劍閣之隘,蜀之關鍵。’”⑨所謂關鍵,就是離開這個隘口,入蜀別無他路。其次,劍門之“險”用于軍事防守上具有獨特的作用和力量。一方面,劍門關憑險而立,其險要地勢構筑了易守難攻的態勢。張載云:“惟蜀之門,作固作鎮。……一人荷戟,萬夫趑趄。”⑩杜甫亦云:“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李白更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詠嘆。甚至還以劍門關作比,稱中國四大古關隘之一的仙霞關為“東方劍閣”?,足見劍門關險要的地理位置對軍事戰略的非凡意義。另一方面,劍門關的戰略意義還體現在區域控制上。向其北可控制關中及三秦地區,正如陸游所寫:“劍門天設險,北鄉控函秦。客主固殊勢,存亡終在人。”?向西,則是拱衛成都的屏障。梁天監四年(505)西魏大將邢巒在攻占劍閣,大破梁益后上表宣武帝云:“蜀之所恃,惟在劍閣。”?可見劍門關存亡直接關乎成都安全。

自古以來,國家一直將四川作為戰略大后方來看待和經營,而劍門關則是國家掌控四川一個最為倚重的戰略要塞。換言之,歷史上誰要占領四川必先奪取劍門,要控制蜀地必先控制劍門關。因為“漢中失,則蜀之大勢一去有六;劍閣危,則蜀之大勢十去其九矣”。?雍正《劍州志》載:“劍門鎖鑰全蜀。歷考前代諸雄割據,守其所必攻者,此也;攻其所必守者,此也。”?故民間一向有“劍門開,紫氣來;劍門關,中原亂”?的俗語,將劍門關戰略要塞的地位和作用彰顯無遺。千百年來,以劍門關為界點,其北稱為關外,其南稱為“劍南”,后來“劍南”便代指整個巴蜀。其實,廣義的“劍南”還包括云貴等西南省份,因為古時從中原陸路必經劍門關才能到達這些目的地。所謂“劍門堵,西南堵;劍門通,西南通”?就是從劍門關的戰略要塞地位上講的。

鳥瞰劍門關

自蜀漢以來,歷代政權均重視對劍門關的設防,將劍門關作為戰略要塞進行經營、掌控。諸葛亮曾設閣道置戍守,始有“劍閣”之名。南梁設大劍戍和方期驛,隋沿用驛、戍護守。唐武周圣歷二年(699)設劍門縣,同時設置劍門關,“始有行政之署,分設職官。”?五代董璋設“劍門七寨”完善防御體系。北宋設關都監,直隸京師,熙寧五年(1072)實行關縣分治。元末廢關,明代重設并降為驛,清代設汛外委。民國初年設分州、重建營房關墻,后改州為縣仍保留軍事職能。軍閥混戰時期,劍門設軍、旅司令部。縱觀歷代建制,無不圍繞軍事職能展開,目的始終在于護衛四川北大門,并牽制關中、拱衛京師。

劍門關樓是其重要軍事設施之一。關樓始建于何時難以考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諸葛亮僅是筑閣立門,設置閣尉并實行“桑下兵民”?的防衛體制,并沒有修建關樓的記載。兩晉南北朝及隋代,由于經濟等方面原因,可能也沒有建修關樓,仍以簡陋的設施戍守劍關。唐代開始在劍門立關,劍門關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政軍事機構,且當時經濟趨好,或許修建了關樓。宋代設關都監,權限甚大,為有效管控劍門關,應當建有關樓。從現有文獻上得知,明清時的劍門關樓十分雄偉,以其恢宏奇拔馳名于千里蜀道。關樓屢建屢毀,又屢毀又建。據載,民國初年劍閣首任知事張政最后一次重修劍門關樓,可惜其毀于1935年修建川陜公路。如今的關樓,是在清代關樓原址上恢復重建的,風格為仿明代關樓建筑。

劍門關兼具古代關隘一般特征與自身獨特優勢。其憑險而立,地處金牛道關鍵節點,集交通與軍事功能于一體。一方面,控扼蜀道咽喉,稽查行人禁運,保障境內安寧;長期駐軍設官,筑石為門,后建關樓,形成基本防御體系。另一方面,政治意義深遠,作為屏障守護四川安危,牽制關中、拱衛京師,意圖鮮明。這是其共性所在。然而不同于其他設城布防的古關,劍門關獨有關樓而無城無墻,與大劍溪及險峻地形融為一體,構成三百里“天然城郭”,氣勢恢宏,威震華夏。

從更深層面看,爭奪劍門關實為掌控蜀道命脈,進而實現對人口與資源的統治。蜀道如同臍帶,將西南邊陲與華夏文明緊密相連,而劍門關正處于金牛道咽喉之地,堪稱這條政治命脈的關鍵樞紐。正是通過這一要道,中央政權得以將巴蜀納入統一版圖,確保國家大一統。因此,劍門關不僅是一處軍事堡壘,更是國家大一統格局中的核心戰略支點。

(三)馳名中外的軍事要沖

劍門關是蜀道著名軍事要沖之一,自戰國晚期起即為漢中至成都千里防線的中樞。清代王介稱:“劍閣以天險著,用武者所必爭。”?據文獻記載,自秦惠文王伐蜀至民國時期兩千余年間,劍門關經歷戰事逾百次,正面極難突破。

最早見諸史載的大戰發生于周慎靚王五年(前316)。在此之前,蜀王受“石牛糞金”“五女許嫁”之誘,遣人開道引秦使入蜀。是年秦借機南下伐蜀,破葭萌,蜀亡。此役之中,劍門關實為關鍵戰場,亦是史料可考最早的統一之戰。

三國時期,劍門關在蜀漢北伐中地位顯著。炎興元年(263),魏將鐘會率十萬大軍攻蜀,姜維等率軍三萬余人退守劍閣。雖兵力懸殊,然魏軍久攻不克。最終鄧艾偷渡陰平,直逼成都,劉禪投降。劍門關之戰成為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其地之險、守將之堅,使劍門聲名遠播。

兩晉之際,天下大亂,劍門爭奪愈烈。西晉永康元年(300),流民領袖李特之弟李庠控守劍閣。太安二年(303),李特戰死,其子李雄繼之,攻克成都建國“大成”。成漢玉恒四年(338),李壽從劍門擁兵入成都自立,改國號為“漢”,史稱“成漢”。永和三年(347),成漢為東晉大將桓溫所滅,是年三月,東晉于晉壽縣(今昭化)境新置劍閣縣。寧康六年(373),前秦姚萇詐降奪關,終克梓潼、成都,盡占蜀地。

南北朝期間,劍門戰火仍頻。宋元嘉十年(433)至陳太建十二年(580)百余年間,發生了蜀中氐王楊難爭劍閣、魏將邢巒攻劍閣、西魏大將軍尉遲迥開平林舊道過劍閣奪取巴蜀、楊堅發兵二十萬自劍閣入蜀討伐王謙等數十起重要戰事,劍門關戰火連綿,使蜀道沿線民眾飽受戰亂之苦。至北周末,權臣楊堅認識到“巴蜀險阻,人好為亂”,于是下令“更開平道,毀劍閣之路”?,以去蜀之險。

隋唐兩宋是社會比較安定,戰亂相對較少的時期,但劍門關仍時燃戰火,悲壯激昂成為劍門關不變的本色。唐代近三百年間,玄宗、僖宗兩次避亂入蜀,皆經劍門。王建據此建立前蜀。五代時,孟知祥、董璋聯合抗后唐,設“七寨”于劍門。五代時期,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和東川節度使董璋聯兵抗擊后唐,董璋在劍門修筑“七寨”,在永定關(位于劍門關外大石柘木或七里坡)布列烽火,開始武裝割據。后唐派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率兵襲劍門,令前鋒王弘贄從小劍路出漢源驛(今劍閣漢陽鎮),倒入劍門,方奪下劍門關。宋乾德三年(965),王全斌伐蜀,令偏將史延德由來蘇路至青彊店,再由劍門關南之青彊店二十里回攻劍門,南北夾擊,大敗蜀軍。宋太宗淳化年間,王繼恩平四川茶農王小波、李順起義,亦由小劍路入研石寨六破起義軍,“斬首五百級,遂北過青彊嶺,平劍州。”?上述戰例表明,間道包抄、避實擊虛已成為經典戰法。

宋蒙戰爭時期,苦竹隘與劍門關互為犄角,抗蒙十余年。寶祐六年(1258),蒙哥親征劍門,終克苦竹隘,控制金牛道。苦竹隘之戰是宋蒙雙方對金牛道控制權的最后爭奪之戰,影響極為深遠。

元代將漢中劃歸陜西,劍門遂成控蜀唯一險關,“打下劍門關,猶如得四川”,便是對劍門關軍事要隘極端重要性最精準的概括。

明清時期,社會相對安定,但賦役苛重,農民起義頻發。藍廷瑞、鄢本恕、張獻忠和白蓮教、太平天國起義等活躍于此,劍門屢為爭奪焦點。清初賦稅加重引發川省動蕩,劍門成為多方勢力角逐之地。義軍喋血,劍門悲壯。這些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都先后被封建王朝血腥鎮壓,但英雄們的理想、壯舉卻為劍門關軍事要隘譜寫了光輝篇章。

清代劍門關樓(1902年10月日本建筑史學家 伊東忠太 攝)

民國初年,軍閥混戰,劍門再成戰場。1935年3月底,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攻克劍閣。4月2日劍門關戰役打響,紅軍在王樹聲指揮下擊潰川軍兩個團,全殲楊倬云團,斃敵700余人。劍門關之戰是紅四方面軍川陜根據地五大著名戰斗之一,它鞏固了嘉陵江沿岸陣地,為紅軍西進北上掃除了一大障礙。

民國初年,劍閣縣首任知事張政主持修復的劍門關關樓,1935年修筑川陜公路拆毀。

縱觀歷史,劍門關因地處金牛要道,多次成為爭奪蜀地的關鍵戰場,深刻影響四川乃至全國局勢。諸多戰役圍繞蜀道控制權展開,客觀上推動國家統一進程,強化中央對西南治理,促進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文明融合。從軍事角度而言,劍門關為歷代統治者倚重,設有眾多驛鋪、戍鎮設施,構筑起嚴密防御體系。如就近設置有昭化驛、大朝驛、方期驛、漢源驛、劍州驛、柳池驛、武連驛、上亭驛和桔柏鋪、大木鋪、高廟鋪、劍門鋪、青樹子鋪、石洞溝鋪、抄手鋪、涼山鋪、講書臺鋪、垂泉鋪、瓦子埡鋪等,清道光年間又增設了七里坡鋪、志公寺鋪、劍州底塘鋪、演武鋪。劍閬道上也設許多鋪。

劍門關因山勢險峻而名揚天下,既是軍事屏障,也是政治象征。然而“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若奸雄據守,則禍國殃民。歷史表明,劍門雖險,非萬全之策;“固國不以山溪之險”?“興實在德”?。真正的保障在于德政,在于民心。劍門關千載戰史,既是中國古代戰爭縮影,也為國家治理之道提供深刻鏡鑒。

(四)民族遷徙的歷史廊道

自先秦至清代,蜀道暢通與劍門關通達促成了中原與巴蜀之間多次大規模人口流動。劍門關不僅是歷代移民入蜀的重要通道,更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關鍵見證。

先秦時期,中原與巴蜀交往頻繁,不少移民經由劍門關入蜀定居。秦統一后推行“移秦民萬家實之”?政策,大量中原民眾遷入四川,部分定居于劍閣。此舉不僅引入鑿井、冶鐵等先進生產技術,也推動了語言文化的中原化。漢代移民入川的量也相當大,包括大量官員入蜀;北方大批災民被令“就食蜀漢”?;為開發邊疆,打通向西南的官方經濟流通孔道,朝廷屢次向四川盆地邊境地區移民;西漢末年和東漢末年,中原戰亂之大量流民進入巴蜀地區;東漢末年,劉焉、劉璋集團及劉備、諸葛亮集團率大批軍民入蜀,定居于蜀中。通過外地移民入川,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加強,巴蜀地區原來的本土文化特色逐漸減弱,中原華夏文化的特色逐漸增強,原來的巴族與蜀族的大部分成為漢民族的一部分,漢民族在秦漢時期逐漸形成。

西晉末年,關中戰亂頻仍,大批流民南下入蜀。《劍閣縣志》載:“西晉太康中(280—289),有部分武都氐人因災流入劍境普成縣(今王河鎮)西,開墾土地,從事農耕。”?元康八年(298),天水等郡十余萬民眾被迫南遷,部分經劍門關留居劍境。氐族李特借此建立割據政權,其入蜀時曾感嘆劍門關地勢之險要。

東晉及南北朝時期,北方戰亂不斷,多次引發大規模流民入蜀。巴蜀地區設僑置郡縣以安置移民,僅劉宋時期即設16個僑郡、69個僑縣,劍地占3僑郡7僑縣。《劍閣縣志》載:東晉至南北朝,劍地除土著居民外,既有僑置的北方流民,又“有從陜西、甘肅等地移民來境落業,土著人同中原移民逐漸融合同化,成為劍境人口的主要來源”?。北方移民與土著融合,成為劍境人口的主要來源,也增強了漢民族的文化多樣性。

唐代重視西南開發,設置羈縻州統轄少數民族,促進交流。蜀道與劍門關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交通與信息傳播作用。玄宗、僖宗兩度“幸蜀”,大批文化精英也相繼入蜀,不少人遂留居于蜀,對四川文化的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如玄宗時的左仆射王廷億隨侍玄宗在普安郡病故,被玄宗賜葬于劍州青虛山(今劍閣楊村鎮境),其全家子孫遂世居劍州。安史之亂后,關中饑荒,人口向劍南遷移。北宋初期,陜甘移民沿金牛道南下,經劍門關入蜀。《劍閣縣志》載:“宋時,繼有移民入境,太平興國年間(976—984)劍州有15876戶,其中客籍人8340戶,占總戶53%,超過土著人戶。”?劍州客籍戶數已超半數,反映移民規模之大。

宋末元初、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四川屢遭戰亂,人口銳減,社會凋敝。明初劍閣幾難立州,清初更因戰爭、瘟疫與虎患導致人口劇減。國家遂推行“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陜西、甘肅等地移民亦經蜀道大量入川。雖明代中期驛路改走東川道,但劍門關仍具通行功能,部分移民仍取此道入蜀。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金牛道復經劍門關一線。“湖廣填四川”及其他大批移民入川,使四川盆地中的漢民族有了更為多源的血統,使四川的原來人口構成發生了巨大變化,為近代巴蜀文化的重振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成千上萬人通過劍門關由北向南或由南向北遷移,在劍門關區域形成嵌入式互動發展格局,促進了中原和巴蜀地區乃至西南地區民族的大融合、大發展。毫無疑問,劍門關是民族遷徙、融合的要害地帶,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共同體形成的重要見證者。

(五)商貿流通的核心動脈

四川盆地與關中平原自古以來都是有名的“天府之國”,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為繁榮的兩大區域。兩地氣候、資源不同,具備顯著的南北經濟互補潛力。蜀道作為連接這兩大經濟區的陸上動脈,經由劍門關貫穿南北,構建了密切的經濟聯系網絡,形成互動頻繁、優勢互補的蜀道經濟帶,在歷代立國安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早在秦漢時期,成都因農業、手工業和文化發達而聞名,尤以絲織業興盛著稱。至唐代,川西地區蜀錦享譽全國,帶動全省絲織業快速發展。據《劍閣歷史年表》載:“在唐代,劍州、梓潼皆向朝廷進貢絲織品,其精美程度僅次于成都平原和綿州。”?進入宋代,三臺、閬中、南充、劍閣一帶逐漸發展成為四川又一重要絲織生產中心,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成都地區。明代,劍閣蠶絲已成為重要的外銷商品,蜀地所產如蜀錦等絲織品通過蜀道源源運往長安,有效彌補京城絲綢供應的不足。此外,巴蜀地區的食鹽、茶葉、漆器、銀器、鐵器等商品亦暢銷全國,其中相當部分經蜀道由南向北輸送至關中及中原腹地。

金融領域的突破,進一步凸顯了蜀道在經濟發展中的樞紐地位。北宋時期,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在成都誕生,并依托金牛道迅速傳播,對中國金融制度的演進具有開創性意義。唐宋時期,蜀道沿線茶馬、茶鹽貿易興起,推動了城市帶的發展與繁榮。同時,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等中國古代重大發明也借助蜀道廣泛傳播,對中華文明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明清之際,隨著海外作物的引入,蜀道再次發揮技術傳播通道功能。自明代起,玉米、紅薯、花生等作物的栽培技術由沿海傳入中原,并經由蜀道北傳陜南、四川盆地及甘肅等地。據載,康熙二十五年(1686)左右,玉米傳入劍閣;紅薯則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左右傳入;道光年間,劍閣開始種植煙葉。這些外來作物的引進有效緩解了糧食與油料供給壓力,推動了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進而促進了區域文化的興盛與繁榮。

劍門關作為蜀道上的關鍵節點,歷來是商貿往來和技術傳播的重要樞紐,見證了蜀道沿線經濟發展的全過程。它既支撐著南北區域間的經濟交流,也成為本地商貿繁榮的核心驅動力。史料顯示,“五代前蜀王建的徐妃曾在劍州開設大型邸店。宋代熙寧年間,朝廷在劍閣設商稅場務八處,數量超過閬中、廣元。”?可見,唐宋時期劍閣的商業活動已達到較高水平,展現出蜀道沿線地區在國家經濟版圖中的突出地位。

(六)宗教信仰的傳播通道

宗教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歷史發展中起到了深遠影響。巴蜀地區既是道教的發源地,也曾是南方佛教的中心之一,同時還是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傳播的重要區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蜀道及劍門關在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的傳播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構成了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東漢時期,張陵在鶴鳴山(一說在大邑鶴鳴山,一說在劍閣鶴鳴山,學術界認為前者是道教發源地)創立五斗米道,并設“二十四治”教區體系。這一政教合一的組織形式融合了經濟、社會與文化功能,有力推動了早期道教的發展。其后代張衡、張魯繼任傳道。張魯時期,先是將蜀中信教的主力引向漢中,道教中心由四川盆地移至漢中,接著又在巴郡搞政教合一,將教區擴展至四十四治,進一步促進了道教由南向北的傳播。而此過程離不開蜀道與劍門關提供的交通便利。此外,劍閣地區保存有大量早期道教遺跡,在碗泉境有東晉大興二年(319)的道教摩崖造像,在劍州城鶴鳴山有北魏時期和唐代大中十一年(857)的造像,前者是我國最早的道教造像之一,后者是藝術價值特高的造像,在全國少有,四川罕見。

佛教自西漢末年經南方絲綢之路傳入四川,三國時期已傳播至川東,但發展甚為緩慢。魏晉南北朝時期,尤其是南北朝,佛教在四川獲得廣泛發展。其傳播路徑主要有兩條:一為南線,經南方絲路由云南傳入成都,又由成都傳到川東川南,再沿金牛道向川東擴散;另一為北線,由西域入中原后,沿蜀道南下,經劍門關深入四川腹地。現存四川佛教遺跡多為唐宋時期石刻造像,其中廣元千佛崖集中體現了南北佛教藝術的融合特色,技藝精湛,文化藝術價值極高。劍閣佛教活動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宋,代表性寺院包括香沉悟本寺、梁山寺、法經院等,亦存有如毛壩寶橋村唐開元十九年(731)佛教摩崖造像等珍貴遺存。

基督教初傳入中國始于唐代,曾傳至成都并建有大秦寺。明代后期開始在巴蜀地區較快傳播,清前期一度停滯,鴉片戰爭后新教再度進入四川,清末民初發展迅速,蜀道和劍門關仍是主要傳教路線。伊斯蘭教亦于清代傳入四川,尤以川北地區回教興盛于元明之際,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廣元、劍閣等地相繼建立清真寺,成為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重要場所。

宗教的傳播,為信眾提供了精神寄托和心理調整,推動了社會整合,維護了社會穩定,對文明發展、文化傳承和推進文明演進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七)文明賡續的文化地標

劍門關是中原文化與巴蜀文化傳播交流的重要節點,也是歷代文人雅士稱頌的雄關,奠定了其在蜀道文化中的非凡地位,成為蜀道文化走廊中極具魅力的核心部分。

自先秦肇始,歷經秦漢發展,至唐宋達到高峰,明清愈加頻繁,文化交流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蜀道由此成為一條著名文化走廊,在南北文化傳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早在殷周至戰國時期,巴蜀地區已與關中存在密切經濟文化聯系;秦至清代,多次大規模人口遷徙和宗教傳播推動了文化大傳播、大交流、大融合,作為南北交通要沖,劍門關在此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嫘祖出蜀可視為最早的文化傳播事件之一。據記載,黃帝元妃嫘祖系西陵國(今四川鹽亭)人氏,發明養蠶技術,并協助黃帝統一華夏部落,傳播農業與中醫之學,被尊為華夏民族祖先。她由蜀入中原及歸葬的路徑極可能經由劍門關——當時唯一可行的陸路通道,這使其成為文化傳播的古老節點。

西漢景帝時,文翁循蜀道出任蜀郡太守,興修水利、創辦官學,并選派學子赴長安學習儒學,形成“東受七經,還教于民”?的格局。這一舉措不僅開啟了巴蜀文教之風,也促成了中原儒學與本土文化的融合,奠定蜀學基礎,史有“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之評。此后,蜀地學子亦沿蜀道北上求學,文翁辦學模式亦推廣全國,影響深遠。

東漢時期,官學與私學并興。不少蜀地士子外出求學歸川后設館授徒,效仿中原教學方式,進一步推動儒學在巴蜀地區的傳播。這一過程依托于蜀道及劍門關的存在,使得文化交流頻繁,孕育出眾多巴蜀儒士。

北宋以降,理學興起,蜀地成為理學傳播重鎮。譙定、張浚、張行成(劍州劍門人,一說為邛崍人)、馮時行等皆為蜀中理學名家,他們或入京講學,或將理學南傳北播。南宋時期,張栻、魏了翁、陳概(劍州普成人)等學者輩出;書院興盛,吸引四方士人入川游學,同時推動本地士子外出行學。這些活動皆賴蜀道與劍門關得以實現。

此外,巴蜀歷算、醫學、蜀錦向中原的輸送,宋代蜀學的輝煌傳播,明清會館文化的興起,以及外省戲劇入川等,均為文化交流的重要標志。

文化交流離不開文化人的互動。歷史上,李冰、諸葛亮、杜甫、陸游、王闿運等入蜀,為巴蜀文化注入新活力;而落下閎、司馬相如、揚雄、常璩、三蘇父子、黃裳、陳摶、楊慎、李調元等蜀中俊杰走出盆地,走向全國,在傳播巴蜀文化的同時取得卓越成就。

蜀道沿線山川壯麗,南北文化差異顯著,激發無數文人墨客創作熱情,留下大量詩文書畫與碑刻精品,使蜀道不僅是交通要道,更是文學藝術與文化傳播之道。以唐代為例,入蜀詩人達169人,創作入蜀詩2103首?,引領著唐代詩歌創作的風向和潮流。蜀道碑刻以《石門十三品》《郙閣頌》《劍州重陽亭銘并序碑》及劍州翻刻的《大唐中興頌》為代表,兼具歷史、文學與書法價值。繪畫方面,《明皇幸蜀圖》《劍閣雪棧圖》《蜀山棧道圖》《劍閣圖》《蜀道圖》等歷代名作,均彰顯蜀道文化的深厚底蘊。

蜀道文學中留存大量游記作品,堪稱蜀道文化瑰寶。其中關于劍門關、劍州的記載尤為豐富。清代王士禎在《秦蜀驛程后記》中描繪:“過誌公寺,古壽圣寺也……東壁一山,削成四方,望若堅壘……劍閣以南,古柏夾道如龍虬。”又補記“登石洞子,古柏數千株,形制怪絕”?。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于1871—1872年間經蜀道由西安赴成都,在其日記中寫道:“懸崖中敞開了一道門……此即劍關。”?1902年,日本建筑學者伊東忠太考察中國古建途經劍門關,描繪“山頂之上,巍然屹立一關門,系二層樓閣建筑,其景如畫,此即劍閣是也”,感慨“蔚為大觀,甚至夢中也未曾見過”,稱其“世界絕無二處”?。這些游記兼具文學價值與史料功能,至今讀來仍覺親切。

劍閣地處金牛道核心,受蜀道文化走廊滋養,成為南北文明交匯之地。中原文明等外來文明的任何一點進步,劍閣都先受益,因而劍閣更是領巴蜀文明之先,在農耕文明向商業文明和現代文明的演進中又總是勇立潮頭。當地重教興文,“廣教化、育英才”?風氣濃厚,宋明清三代共出進士87人、貢士1人,明清出舉人76人、入貢者150余人,孕育了任果、黃裳、張行成、陳概、趙炳然、李榕等杰出人才,形成區域人才高地。

劍州文化設施完備,宗教、政治、軍事、經貿與三國文化交融發展,展現出強大的文化吸納與輻射能力,奠定了其作為蜀道文化集散地與引領者的地位。“十古”遺存——古道、古城、關隘、石刻、壁畫等至今保存完好,是蜀道文化傳播的歷史見證。

四川學者李后強指出:秦嶺為黃河與長江的地理分水嶺,劍門則是中華文化的南北分界線?。劍門關作為南北交通要道,文化多元薈萃,歷來地位重要。“自古詩人例到蜀”?,入蜀必經劍門關。以唐代為例,據《蜀中名勝記》卷二十六《劍州》所錄,便有王勃、岑參、李白、杜甫等24位名家經金牛道出入蜀地,寫劍門的詩人達76人,詩作133首?。所留詩句如“劍壁門高五千尺,石為樓閣九天開”?“朝登劍閣云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意境雄奇,流傳千古,構筑起一座跨越千年的人文之關,映照出劍門在交通、軍事、文化上的深遠意義。

為弘揚劍門文化,早在西晉時期,張載《劍閣銘》即被奉旨鐫于劍門巨石之上;唐宋以來,劍門關詩碑林立、題刻遍布。宋代在劍門建“文焰堂”專祀李白、杜甫,置“思賢樓”繪諸賢畫像于其上,彰顯出劍門關作為南北文化交匯樞紐的歷史地位。這些遺跡不僅是蜀道文明的縮影,更是中華文化融合發展的象征,昭示著劍門關文化高地的獨特魅力與恒久價值。

(未完待續)

注釋:

①劉慶柱,王子今,李久昌(2015)《中國蜀道》,三秦出版社,第一卷,第375頁。

②⑤⑧張述林,鄧元煊(1994)《劍門關詩文選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第17—18頁,于邵《劍門山記》。

③顧祖禹(清)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2005)《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總敘二,第14頁。

④張述林,鄧元煊,王鈺纂(1995)《劍門關志》,巴蜀書社,第44頁。

⑥⑩?張述林,鄧元煊(1994)《劍門關詩文選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第11頁,張載《劍閣銘》。

⑦張述林,鄧元煊,王鈺纂(1995)《劍門關志》,巴蜀書社,第45頁。

⑨?顧祖禹(清)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2005)《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卷六十八,四川三。

?張述林,鄧元煊(1994)《劍門關詩文選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第105頁,杜甫《劍門》。

??張述林,鄧元煊(1994)《劍門關詩文選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第95—96頁,李白《蜀道難》。

?見百度“仙霞關”詞條。

?張述林,鄧元煊(1994)《劍門關詩文選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第140頁,陸游《劍門關》。

?李安全,魏秀珍編著(2008)《劍門概覽》,四川大學出版社,第115頁。

?清·雍正《劍州志》劍閣縣志編纂辦,1984,第4頁。

???《中國企業家日報》,2022.07.07,《讓劍門古蜀道成為詩意新畫廊》。

?張述林,鄧元煊(1994)《劍門關詩文選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第40頁。

?劉慶柱,王子今,李久昌(2015)《中國蜀道》,三秦出版社,第一卷,第377頁。

?張述林,鄧元煊(1994)《劍門關詩文選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第85頁,王介《形勢險要圖說》。

?蔡東洲主編(2024)《蜀道十講》,四川人民出版社,第47頁。

?張述林,鄧元煊,王鈺纂(1995)《劍門關志》,巴蜀書社,第123頁。

?《孟子》

?袁庭棟(2022)《巴蜀文化志》四川人民出版社,第49頁。

?袁庭棟(2022)《巴蜀文化志》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1頁。

???《劍閣縣志》(1992)巴蜀書社,第159頁。

??母林生,何伯倫主編(1994)《劍閣歷史年表》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頁。

?吳成(2019)《蜀道名邑劍州古城》文匯出版社,第244頁。

?蔡東洲主編(2024)《蜀道十講》,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27頁。

?袁庭棟(2022)《巴蜀文化志》,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61頁。

?嚴正道(2024)《唐五代入蜀文人與蜀道詩文研究》版社,第19-26頁。

?張述林,鄧元煊(1994)《劍門關詩文選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第57—59頁,王士禎《秦蜀驛站后記》。

?蔡東洲主編(2024)《蜀道十講》,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49-350頁。

?《日本學者伊東忠太鏡頭下的四川劍門關》百度,2024.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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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柱,王子今,李久昌(2015)《中國蜀道》,三秦出版社,第一卷,第384-385頁。

?張述林,鄧元煊(1994)《劍門關詩文選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第99頁,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一》。

?李安全魏秀珍編著(2008)《劍門概覽》,四川大學出版社,第264頁。

?張述林,鄧元煊(1994)《劍門關詩文選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第142頁,陸游《劍門道中遇微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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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吳 成(四川省蜀道研究會理事,劍閣縣委宣傳部原副部長、副縣級宣傳員,出版《翠柏常青》《劍閣歷史文化名人黃裳趙炳然李榕評傳》《蜀道名邑劍州古城》《劍閣歷史文化名人傳略》等多部著作,論文及專著榮獲多個省市獎項)

張忠仁(劍閣縣黨史和地方志事務中心主任,四川省蜀道研究會理事)

供稿:劍閣縣黨史和地方志事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