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老總，良才同志當真遞了辭呈？”1958年深秋的菊香書屋，毛主席放下剛批閱的文件，煙灰缸里半截香煙還在裊裊升騰。聶榮臻跨進門檻時，正看見主席用指節叩著桌面上那份報告，眉心擰成了川字。這個細節讓聶榮臻心頭一緊——能讓主席露出這般神情的，必是牽扯著某個特殊人物的重大抉擇。

此時的朱良才剛滿58歲，距離他站在天安門城樓觀禮開國大典不過九載光陰。這位北京軍區首任政委的請辭報告來得突然，卻在他的人生軌跡中埋著綿延三十年的伏筆。1927年那個悶熱的夏夜，湖南汝城縣衙門口的青石板上，時任小學教員的朱良才攥著油印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汗水浸透了長衫后背。當更夫敲過三更梆子，他忽然把教案簿往桌上一摔：“教這些之乎者也，救得了破碎山河么！”次日清晨，這個全縣聞名的“朱先生”便消失在進山的晨霧中。

井岡山的松濤見證了他與毛澤東的初遇。彼時紅四軍軍部缺個能寫會算的秘書，朱良才操著濃重湘音自薦：“主席，我當過教書匠，寫個布告傳單還使得。”毛澤東接過他謄寫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筆鋒遒勁處力透紙背，不禁撫掌笑道：“好個軍之良才！”這份賞識化作沉甸甸的責任——黃洋界保衛戰時，他頂著化膿的傷口在擔架上口授戰報；湘江血戰中，他拖著尚未痊愈的左腿，硬是帶著三十四師殘部多守了六個時辰。

“老朱這是第三次遞辭呈了吧？”聶榮臻翻著軍區黨委的會議記錄，突然想起去年冬天在西山療養院的情景。窗外北風卷著碎雪，朱良才裹著軍大衣蜷在藤椅里，咳嗽聲震得玻璃嗡嗡作響。當話題轉到工作時，他猛地直起腰板：“聶總，我這身子骨就像臺老收音機，看著還能響，里頭的零件早銹透了。”話音未落，一陣劇咳讓他不得不抓住椅背，指節泛著青白。

這種倔強讓聶榮臻想起1939年的晉察冀。日軍掃蕩最猖獗時，朱良才頂著高燒在煤油燈下編撰《抗敵三日刊》，油墨未干就帶著宣傳隊鉆山溝。有次遭遇伏擊，他竟把鋼板當盾牌護住小戰士，彈片在鋼板上刮出刺耳聲響。“當時您罵我逞英雄。”朱良才接過護士遞來的藥片，嘴角泛起苦笑，“如今倒真成了需要人照顧的老病號。”

毛主席聽完匯報后，煙灰缸里又多了三個煙頭。他起身踱到窗前，中南海的秋色正濃。“當年在井岡山，良才同志說過‘活著就要為主義扛槍’。”主席忽然轉身，“你告訴他，就說我毛澤東說的：扛不動槍了，還能磨刀。”這話傳到朱良才耳中時，他正收拾辦公室的私人物品。一個黃銅墨盒從文件堆里滑落，那是長征路上用彈殼改的，盒底還刻著“為主義磨墨”五個小字。

辭去要職的朱良才并未真正閑下來。每周三下午，總能在軍區干休所閱覽室見到他佝僂的身影。年輕參謀們捧著訓練方案來請教時，他會摸出老花鏡逐字推敲，鉛筆在紙上游走如當年修改戰報。有次看到某份文件里的“迂回包抄”戰術，老人突然拍案：“當年在狼牙山…”話說到一半卻擺擺手，“罷了，你們現在有更厲害的法子。”

1983年深秋，某軍事雜志編輯帶著專題報道初稿登門。84歲的朱良才蜷在藤椅里，膝頭搭著褪色的軍毯。聽編輯念到“主動讓賢高風亮節”時，他忽然伸手按住稿紙：“這話不對。”窗外的銀杏葉打著旋兒飄落，“當年請辭，不過是傷病員該下火線。”夕陽給老人鍍上金邊，那枚一級解放勛章在舊軍裝上微微發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