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東京謝社長

對話嘉賓：江勇，博士后、上海市人工智能學會副秘書長

對話背景：最近，中國AI產業出海日本，已經成為一個趨勢。越來越多的中國AI企業、投資人、科研工作者赴日考察調研AI產業，希望探索出一條中國AI產業與日本產業的合作新路。

日本作為在地理和文化上都靠近中國的發達國家市場，最近受到了中國AI產業界的重視，越來越多的中國AI企業把日本市場作為出海目標。

目前，中國AI產業出海日本的情況，是多層次的。既有已經成功開拓市場，獲得了超千萬用戶的AI企業，也有剛開始啟動調研，處于摸黑探路階段的AI企業。

當然，無論處于哪種出海日本狀態的中國AI企業，在進一步深化開拓日本市場方面，都會面臨較多的困惑和挑戰。中國AI產業在哪些業務場景與日本產業有合作機遇？如何獲得中日各界的資源支持？如何通過與日本華人AI從業者合作出海日本？這些問題急需高屋建瓴的AI專家的智力支持。

為此，東京謝社長團隊對話中國人工智能專家江勇博士，江勇博士現任上海市人工智能學會副秘書長，產研服務中國AI企業新出海：分享復盤中國產業出海日本的經驗，分析思考日本AI產業發展判斷，共議探討中國AI產業出海日本之道與策略建議。

因本次采訪內容較多，分兩次發布，本次發布的采訪內容是“中國AI產業出海日本的機遇和挑戰篇”。

采訪內容約6000字，閱讀時間約18分鐘

中國AI產業與日本產業有互補合作機遇

東京謝社長：近年來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加快了出海步伐，這一趨勢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江勇博士：中國AI產業出海的當下格局，我認為首先是中國近5-10年以來在科創領域持續高投入的成果體現。

首先，我們可以看一下全球的AI研發情況。中國的AI領域相關專利總量一直在追趕美國，AI專利的質量也在逐年提升。同時AI領域頂刊的人工智能科研文章，也是中美兩國科學家發表較多。這些都說明：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科研成果和人才儲備豐富且堅實。

第二，由于AI科研成果多了，加上中國企業緊跟產業潮流，產生了大量產業應用成果。中國企業把中美兩國的基礎研究成果快速地應用到各行各業的產業場景，豐富的產業場景讓中國的AI產品得以加速創新、快速迭代。

第三，我國的產業主管部門，近年推出了一系列支持人工智能加快高端發展的產業政策，相關資源有效投入到AI產業中。比如符合養老場景的服務AI機器人，服務智能制造行業的AI機器人，具身智能機器人等在快速發展。

最后，我國用戶積極主動擁抱AI產品。我國用戶樂于嘗試新的AI工具，大量以APP和小程序為形式的AI產品等到了大量應用，這就讓中國AI產品可以經受大規模用戶的考驗，產品的體驗相當好。

總結來說，中國的AI產品已較為成熟，雖然中國市場空間大，但中國AI企業數量也很多，在全球化的格局下，向海外尋找市場，條件已經成熟。另一方面，AI產業是全球化的，出海也可以加強人才交流，讓中國AI企業與國際產業發展同頻共振。基于上述各方面條件推動了中國企業快速出海。

東京謝社長：中國AI企業目前主要是出海到哪些國家？日本市場在中國AI企業出海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江勇博士：實際上中國AI產業出海是面向全球的，我認為重點方向是發達國家及相關發展中國家市場。中國AI產業出海發展中國家，包括東南亞和西亞等目前有不小的數量。

TikTok在美國的應用廣受好評，充分說明中國AI產品服務在發達國家里很有業務發展的空間，更有較大的消費市場機會。

說到日本市場，是較為適合中國AI企業出海的目的國之一。

首先，中國與日本同在亞洲，日本的歷史文化、消費習慣、語言文字都和中國相似，所以中國成熟的AI產品切換到日本市場是比較流暢的，有優勢。

從全球化的視角來看，日本市場是中國AI企業出海全球的一個不錯的產品服務國際化進階站。因為日本市場會讓中國AI產品實現從國內成熟到國際成熟。在日本市場，無論在合規方面，還是在競爭力方面，中國AI企業都可以獲得國際層面的鍛煉與提升。

因為日本市場空間不大，最終中國AI產業還會從日本的市場進一步走向全球市場。經過日本市場的歷練，中國AI產業在國際上會更容易開拓市場。我把這種出海模式稱為“二次出海”。

東京謝社長：具體在哪些行業，哪些領域，哪些場景，中國AI產業與日本經濟有互補空間和合作機遇？

江勇博士：這個問題問得好。我認為，中國的AI產業和日本產業，尤其是AI相關產業領域有較強的互補性。

首先，從中國AI產業的角度來看，中國企業對新技術的跟蹤積極，而且中國用戶也積極愿意擁抱新技術，這種環境推動了AI產品在技術應用和用戶體驗方面的快速進步。比如說微信，現在幾乎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主流聊天軟件，但就用戶體驗來說，微信的體驗是最好的——這種“好成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靠數億用戶持續使用、反饋、改進，不斷迭代優化出來的。反觀一些其他國家，由于用戶基數小、反饋不足，較多產品的體驗較難快速提升。

那么再來看日本這邊。日本的產業和社會，我認為可以用“獨特”來形容——有人可能說是“保守”，但我覺得更準確地說是“穩態”。日本是一個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相對穩定，每個行業都有一些頭部企業，這些企業在行業內都有著較強話語權——形成了日本產業格局的特有穩態。

同時，日本社會在較多方面依然保留了傳統業務形式，比如說郵局的紙質信函系統還很活躍，而這些在中國幾乎已經完全被電子化取代了。甚至日本的銀行系統，也還保持著線下為主的服務方式，盡管有些地方也在做網銀，但整體上看和中國差距還挺大的。日本的互聯網基建相比國內也有差距，帶寬網速比國內要慢不少、資費也較高。

日本整體的產業體系雖然不一定采用最新最前沿的技術，但其產業文化和基礎較為扎實，運作得較有效，但效率方面有些不高。從另一視角來看，進入日本產業界開展“AI＋”，有較大的業務空間。

我建議中國企業在初期進入日本市場時，不必急于輸出整套方案，可以先提供一些“片段式”的、有針對性的、對方急需的技術/模塊作為業務合作的切入點。

建議中國AI企業認識到日本的現狀：日本保留了較多傳統經濟模式業態，人工成本較高、員工數量較多。這種現狀意味著，日本引入AI不能是簡單等同于裁員或系統重構，建議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日本較為重視社會的穩定性、關注就業率以及對傳統生活方式的尊重，尤其考慮到其老齡化嚴重的現實。

所以，建議中國企業進入日本市場時多花時間理解和融合日本的社會與產業特征，盡量別只強調“先進技術”，建議重視“實際應用效果”和“結果導向”。也就是說，不是技術先進就一定會被接受，而是要看在具體的應用場景中是否真正解決了問題、為客戶帶來了新價值或更大價值。

東京謝社長：現在日本雖然在AI產業方面不如美中那么發達，但日本畢竟也有自己的AI產業體系。中國AI企業進入日本市場，肯定需要處理與日本本土AI產業的關系。您怎么看待日本當前AI產業的發展狀況？

江勇博士：根據我們看到的一些公開報道和實際觀察，日本的AI產業整體確實不像中國這么“如火如荼”。

比如說在中國，幾乎所有行業、所有企業都在談AI、用AI。但在日本，整體氛圍沒有那么熱烈。今年4月份在東京舉辦的AI Expro展會上，我們看到的大多數AI應用，多集中在一些基礎領域，比如人才培訓、人臉識別、動作識別等——從展會情況來看，AI應用還處于相對早期發展階段。

當然，我們也不能用“有沒有AI”這個標簽去簡單判斷日本AI產業的水平。事實上，日本的部分傳統行業，在AI這個詞火起來之前，就已經在實際應用類似的技術了。特別是在制造業、服務業，尤其是機器人領域，部分企業雖然不打“AI”的標簽，但做的事情本質上就是智能化的。

比如汽車產業、精密制造、材料科技、養老服務等領域，日本較早就在進行數據驅動、算法優化的輔助支持了。這些都是AI范疇內的事情，只不過沒有用AI這個熱詞表述。

所以，如果我們要評價日本的AI產業，不能只看過去兩三年有沒有“AI”這個詞，而是應該往前推，看日本這些年在相關領域的積累，以及智能化技術在業務中實際應用效果。

至于為什么感覺日本的大企業在AI領域“動靜小”，我覺得這也是一種風格問題。大企業做事不一定張揚，日本部分AI成果是在內部孵化成長的。

類似地，日本部分“大手企業”在AI相關領域也在做事情，只是沒有高調宣傳，或者不主動對外展示成果，容易讓人誤以為“沒有動靜”。

不過，真正可能帶來行業性突破的，我認為還是中小型科創企業。這些企業靈活，船小好調頭，更愿意積極推動公司業務擁抱AI。

應對挑戰：運用全球化思維，重視數據安全

東京謝社長：我發現中國企業出海到日本，存在的挑戰之一是，過去這20年來，日本在互聯網和AI基礎設施方面比較依賴美國的產品和服務。可以說，美國在日本的IT和AI生態里已經深耕多年。那中國企業在進入日本市場的時候，應該如何面對美國AI勢力的這種競爭對手？又該怎么與他們競爭呢？

江勇博士：這個問題有意思，也確實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其實，美國IT業對日本影響較大，這點我們得承認。但我覺得這里面就涉及到一個“策略問題”。中國企業思考如何在美國主導的格局下開展業務，可以采用這樣幾個思路：

第一點，如果中國企業在國內，或者在新加坡、東南亞、歐美等其他國家和地區，已經有跟美資企業的合作經驗，比如有過聯合研發、有成功的項目案例、有取得的合作成果，那么這些現有的合作經歷就可以成為你的“背書”。帶著這些國際項目經驗來到日本，去接洽客戶，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企業，就會更容易獲得信任和認可，也更容易促成合作。換句話說，日本雖然信任美國企業，但如果你已經在歐美體系里“被認證”過，那么你也更容易被日本企業接納合作。

第二點，中國企業在進入日本市場時，建議利用“全球化企業”標簽。如果我們企業本身就有國際化團隊，比如雇員中有歐美員工、海外員工，那就是一種天然的優勢。你可以強調：“我們是一家全球化的企業”，“擁有全球背景的員工”，“擁有國際文化、全球視野”，那么在對接日本客戶，或者其他國家的業務機會時，認同感和信任度都會更高。

最后，如何進入這些客戶圈層，本身也是一個策略問題。有些行業都有自己的關鍵節點，比如行業年會、國際展會、專業論壇，在這些場合中，如果中國企業能夠上臺發言、參與展示，那就能直接接觸到日本或其他發達國家的頭部企業，為后續合作打下基礎。

東京謝社長：之前我們談的是企業層面。但我發現，其實日本在IT人才、AI人才方面，本土是比較缺乏的。除了中國AI企業未來出海日本，未來中國的AI人才出海日本，可能也會成為一個趨勢。那么您認為，中國AI人才出海日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問題？

江勇博士：IT人才出海，或者說承接日本業務，不是一個新鮮話題，這樣的模式已經很多年了。

日本的IT產業，或者說新興的信息產業，其格局一直是比較認可把自己的業務“分包”出去的做法。無論是分包給中國IT公司，還是分包給印度IT公司，這都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傳統做法。

所以對日本來說，中國IT人才進入日本產業，參與這些業務的機會和角色已經存在很久了，是一個成熟的模式。

在AI這個領域里，我認為日本還會延續這樣的分工格局。也就是說，中國的AI人才，無論是去日本工作，還是在中國本土承接來自日本的業務，都會繼續延續上述格局。

不過原來的IT分包或業務承接，更多集中在解決某一個具體的模塊，或者是偏技術性的工作，涉及到的社會層面、產業層面的理解并不多。換句話說，更多是“技術對接”，而不是“產業對接”。

但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情況不同了。AI人才如果是去日本公司工作，或者通過外包形式承接日本的AI項目，就不再只是技術執行者的角色了。他們需要更多地去理解和熟悉日本產業的運作、日本社會的具體情況，甚至背后的文化和需求。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AI技術太強了，原來靠人工去寫代碼、做模塊的這些內容，AI已經可以大部分完成了。那么新的AI人才要做的，是“用AI”去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和產業問題。

比如說，日本面臨養老壓力、社會服務效率低的問題。這些都可以通過AI去優化。那AI人才不只是知道這些問題，還要深刻了解、體驗，甚至判斷其背后的原因和結構，然后才能用技術提出合適的解決方案。

這就要求我們中國的AI人才不僅有技術能力，更要有“產業認知”，而且是“跨國產業認知”。要懂日本的歷史、文化、行業運作等背景。這有點像秘書型的人才，不只是執行者，而是要思考得更周到、更細致、更深刻，才能勝任AI時代下的這些新角色：方案設計者。

當然，這樣的要求在國內也一樣有。但在國內，因為文化背景熟悉，產業環境也熟悉，這種認知負擔會小一點。而出海去海外，由于文化、習慣上的巨大差異，建議AI人才調整自己的思維方式，從“國內模式”轉向“全球模式”。

東京謝社長：我們知道日本市場重視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中國AI企業如何在數據安全方面獲得日本市場的信任？

江勇博士：這個問題比較關鍵，問得也特別好。我最近在一些演講、論壇和座談里，也經常被問到類似的問題。可以說，這已經是中國AI企業或者數據類企業出海的挑戰之一了。

前不久我在一個論壇上就談到，我認為中國企業出海機遇很大，同時更要關注挑戰。而其中比較重要的挑戰是：海外業務中的涉及到的數據安全、用戶隱私保護和倫理合規。

我們也看到，我國政府這幾年在用戶個人數據隱私的立法上是非常重視的，監管越來越嚴。但坦率地說，國內仍然有一些企業“鋌而走險”，所以就形成了一種“不太合規”的風氣。這種習慣如果延續到海外，那就比較有風險了。因為無論是歐洲、日本，還是美國，對用戶隱私的重視程度和執法的嚴格程度都很高。

所以我認為，為了應對這個挑戰，中國AI企業首先需要把“合規”這個事情提升到全球化的戰略高度來看待。建議放到全球尺度、各國法規層面去對標、去遵守，只有這樣，出海才有可能成功。在數據合規、隱私保護、倫理合規等事項上，企業需要主動接受監管。不能等到被稽查了才亡羊補牢——那就太遲了。這根弦需要一直繃著，透明、主動，不是“被動查一下、改一改”的思路。

比如，有些國家會要求用戶數據存儲在本地，不能出境。這種政策我們也要充分尊重、嚴格遵守。

除了法律層面的合規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就是我們需要理解并尊重所在國的法律條款、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社會文化背景。這不僅僅是個“泄不泄露數據”的技術問題，更多是一個交流方式、文化適配、信任建立的問題。

我們在傳輸、溝通、合作的每個環節，都需要考慮這些因素。建議保持透明、接受監管，與所在國的文化習俗和法規制度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