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東給《文化藝術報》讀者的題詞

劉建東，生于1967年12月。河北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中國作家協(xié)會全委會委員，文壇“河北四俠”之一。1989年畢業(yè)于蘭州大學中文系。1995年起開始發(fā)表小說。著有長篇小說《全家福》《一座塔》，小說集《情感的刀鋒》《丹麥奶糖》等。曾獲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獎、十月文學獎、百花文學獎、曹雪芹華語文學大獎、孫犁文學獎、河北省文藝振興獎等。

文化藝術報：2024年10月，您當選河北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當作協(xié)主席的感覺怎么樣，當作協(xié)主席會不會影響您的創(chuàng)作？

劉建東：責任的確不一樣。我感覺到，肩上的責任會發(fā)生轉移。我總覺得，自己肩負著兩副擔子，一副擔子是寫作的擔子，這副擔子自從我開始寫作便一直存在著，它與我的生命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直到永遠。另一副擔子就是文學組織工作者的擔子。以前，我是黨組成員、駐會副主席，主要的精力也必須側重于工作，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具體的工作細節(jié)中，想著如何做好每一件事，每一件有可能影響全省文學事業(yè)的工作。所以，以前這兩副擔子，是偏沉的，工作的要重一些，而創(chuàng)作方面會向上翹一些，輕一些。如今，我的重心發(fā)生了轉移，創(chuàng)作的擔子明顯地加重，而文學組織工作者的擔子會有所減輕。我會把更多的精力向創(chuàng)作上傾斜。所以，可能對于我個人來說，是有利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的。

文化藝術報：您的短篇小說《無法完成的畫像》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從開始寫作到獲得魯獎，您用了多長時間？

劉建東：三十多年的時間。我是從大學開始學習寫作的，我1985年上大學，入學后不久就嘗試寫作，所以，寫作的初始時間應該從那時候開始算起。我想，不在于獲獎的過程需要多久，而在于，在漫長的寫作過程中，你是不是從寫作中獲得了精神上的愉悅與滿足；你是不是擁有想要讓想法變成文字的沖動與激情；你是不是讓寫作成為你去觀察世界、認識世界，進而理解和寬容他人的一個手段；你是不是覺得，寫作，已經(jīng)成為你人生的一種可能。

文化藝術報：《無法完成的畫像》講述了一個民間炭精畫畫師應邀為女孩小卿失蹤的母親畫像的過程，經(jīng)過畫師兩次的努力，小卿母親的畫像均未能完成，為何會寫這樣一個革命故事？

劉建東：2021年，我閱讀了大量的黨史資料，通過彌漫著硝煙的文字，曾經(jīng)熟悉的那段歷史似乎在我的記憶里復活了。我想起少年時經(jīng)常去的一個地方，晉冀魯豫烈士陵園，陵園與我家僅有兩站地的距離，每年清明時節(jié)學校都會組織去瞻仰。曾經(jīng)，陵園里肅穆的墓園，展館里一張張青春而莊嚴的面龐，一個個鮮活的事跡，在我的成長中，產(chǎn)生過強烈的沖擊和影響。我意識到，它們?nèi)匀辉谖矣洃浀难褐校辉x開，于是便有了寫作的沖動，而后，與我曾經(jīng)有過的學炭精粉畫的經(jīng)歷相結合，就有了短篇小說《無法完成的畫像》。這篇小說是對歷史的敬意，更是對深埋在我記憶深處的情感的呼喚。

文化藝術報：有批評家提到您之所以選擇“畫像”為題材，是因為您學過畫畫，也正式拜過師傅？

劉建東：是的，這篇小說和我的生活經(jīng)歷有關。我本來是要寫一篇有關畫畫的小說，因為我十三四歲的時候，父親看到我在本子上畫的《西游記》《岳飛傳》上的人物，便給我找了一個老師教我畫炭精粉畫。炭精粉畫是中國的一門傳統(tǒng)民間藝術，我小時候見過畫師們背著畫夾走街串巷，為別人畫像。父親就請過一個畫師到家里為我姥姥畫像。我學的時間很短，但足以讓我愛上繪畫這門藝術。我的師傅姓張，他每周都來我家，教我制作畫筆，如何做畫前的準備工作，如何用筆，如何呈現(xiàn)出立體的效果，如何把一個照片上的人物，活靈活現(xiàn)地畫在素描紙上。后來，父親給我報了一個業(yè)余美術班，邯鄲市群藝館辦的，一幫熱愛美術的人，在沁河以北的一所學校里。一周有一天的晚上，我要騎著自行車，背著軍綠色的畫夾，從南向北，穿過邯鄲城，從邯山區(qū)到叢臺區(qū)，去學畫畫，素描和水粉。有時候，我也到邯鄲汽車站和火車站的候車大廳里去畫速寫，到公園和滏陽河邊去畫水粉寫生。學畫的時間其實很短，后來因為要考大學，便中斷了。

文化藝術報：您在一篇創(chuàng)作談中，談道：“任何藝術都得從細節(jié)開始……細節(jié)是人物傳神的靈魂，細節(jié)讓歷史栩栩如生，讓情感波瀾壯闊。”一篇好的小說，必須有好的細節(jié)支撐？

劉建東：細節(jié)是文學中的靈魂。我在一篇有關細節(jié)的文章中寫到，生動感人、獨特的細節(jié)，是小說中充沛的氧氣，能使整部小說健康、生機勃勃，與眾不同。對于任何一個寫作者來說，細節(jié)都至關重要。沒有細節(jié)的文學是不存在的，即使東拼西湊，堆積起文字的山峰，那也只是一堆垃圾山，經(jīng)不起歲月的考驗。不同的細節(jié)使小說呈現(xiàn)不同的面貌，細節(jié)還是推動故事發(fā)展的重要一環(huán)，是刻畫人物的重要手段。

文化藝術報：“河北四俠”備受矚目，張楚去了天津，胡學文更是遠走南京，“河北四俠”就剩下您和李浩還在河北，可否說說你們四位“大俠”的故事？

劉建東：哈哈，看來你對我們的故事感興趣，我寫過一篇胡學文的印象記。那里面充斥著一股情調(diào)，那就是對張楚和胡學文出走天津和江蘇的感傷。但是就像我在那篇文章里說到的，人生就是一場為了告別的聚會。而文學是一種激勵，激勵一個思想者不斷地遷徙，最重要的是精神的遷徙，而地域的遷徙反而成了附屬。遷徙也令作家對世界、對生活、對現(xiàn)實的理解更加成熟。所以，一個作家，是不會被一個地域所局限的，身在哪里都不重要，有生活的地方便有文學，只要能把根扎在生活當中，文學之花便會綻放。

說說我和他們交往的一點往事。我和李浩認識得最早，大約是1999年，那一年我剛從石家莊煉油廠調(diào)到省作協(xié)，在《長城》雜志社當編輯，他給我投稿，還寄給我一本他的詩集。我才知道，原來，這個叫李浩的家伙是寫詩出身的。事實也是如此，從他的小說中我看到他敘述方面的天賦，他的語言有詩的彈性、詩的延展性，在那個講究敘述腔調(diào)的年代，這樣的敘述方式很讓我喜歡。因此我們兩個惺惺相惜，因為小說的質(zhì)地及來源，有很多相似之處。于是我們就認識，并成為好友，除了在《長城》發(fā)表了他的小說，我還力所能及地向別人推薦他的小說。并推薦他入了河北作協(xié)文學院。但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與北京作協(xié)一起搞的一次活動中，他穿著軍裝，胖胖的，一看就不是個在武裝部天天跑操的人，他可能把更多的精力都用在了思考人類和文學大事，而把跑操這樣的人生瑣事，忘得一干二凈了，或者干脆就不屑。后來，他調(diào)到了滄州文聯(lián)，然后又調(diào)到了省作協(xié)，也在《長城》編輯部，那時候我成了副主編。我從《長城》編輯部大辦公室里搬出來，他霸占了我的辦公地點，在那里練字、看稿子，還干些其他的事。我們交流的時間更多，他天天到我的辦公室，不打招呼，推門就進，幾乎天天要談論文學。他斗志昂揚，發(fā)誓要寫出傳世之作。并且批評我不夠勤奮。他對標的作家是卡爾維諾、馬爾克斯和后來的拉什迪。我想，一個作家，首先是一個有野心的人，如果連成為大作家的野心都沒有，你走得不會太遠。

又過了幾年，我從《長城》雜志社出來，他也離開《長城》去了創(chuàng)作室，然后調(diào)到了河北師大，去當一名教授。我覺得李浩在大學里真正找到了他的位置，他是一個喜歡言說的人，是一個喜歡表達自己想法的人，當然，喜歡表達的是文學方面的內(nèi)容。他在那里教書育人，教學生們寫小說。但是李浩始終沒變，他是一個永動的機器，只要世界不停轉動，他就在不停地轉動，他小說寫得少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寫評論上，我理解他，正是他喜歡言說的性格，使他必須找到一個可以盡其所能發(fā)揮的文體，而評論，正是這樣一種文體。他在評論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

我也是到《長城》編輯部后不久，便認識了張楚。他在唐山灤南，是一個稅務員，某種程度上，我覺得他和卡夫卡的經(jīng)歷有些相似。只不過，卡夫卡是個保險員。其實都是一樣，他們都是在最能接觸社會內(nèi)部的部門工作，共同有著對社會內(nèi)部細微變化的敏感與思索。張楚的類型是個大孩子，他很豪爽，喜喝酒，擅交朋友。他很容易交往，很容易成為朋友。我算是他早期作品的發(fā)現(xiàn)者之一，我在《長城》上發(fā)他的小說，也是發(fā)表完之后，才在唐山見到他。之后，他每次從唐山來石家莊培訓或者學習，都告訴我，我們便約了在外面見個面，喝點小酒。之后他就發(fā)表了《曲別針》，入了文學院。我們一起，李浩、學文、張楚，都是文學院的合同制作家，接觸得越來越多，相聚得也越來越多。

我沒有編輯發(fā)表過學文的作品。他的責編是我們一個副主編關汝松。所以，早期我們接觸并不多，2002年參加《長城》筆會時，我們倆住在一個屋，以后接觸才慢慢多起來。那兩年，對于他和我而言，可能都比較關鍵，我發(fā)表了長篇小說《全家福》，而他發(fā)表了影響很大的《秋風絕唱》。我們在各自不同的軌道上，像是野馬一樣狂奔，那個時候，真是文學的時代啊。文學的前方，好像十分空曠，任你去馳騁。后來他當了省小說藝委會的主任，而藝委會的工作由我當主任的創(chuàng)聯(lián)部負責。我們時常在一起，討論藝委會的工作，及全省小說創(chuàng)作及作家。在這個虛設的崗位上，學文充分顯示了他的領導才能，他把小說藝委會運作得井井有條并且引人關注，使我看到了他寫作之外的超強的行政能力。

最終，不是河北這塊土地留不住學文與張楚，而是，不管你身在何處，文學的地域都是沒有邊界的，越寬廣，寫作的空間越大。對于我和李浩，又何嘗不是呢。

文化藝術報：2002年《收獲》雜志發(fā)表了您的長篇小說《全家福》，那個時期，您三十多歲吧，這部長篇是您對“前三十年生活的總結”？

劉建東：是的，那是我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那年我35歲，正值寫作的最好年華。當年我說過，我傾注了我以前三十年的人生經(jīng)驗的總和。小說就是這樣，來自于你的生活經(jīng)驗之談，來自于你對世界的理解和認識的經(jīng)驗，你生活得越久，你的經(jīng)驗就會越來越豐富。作家的每一個階段的作品，都有著特定的時代經(jīng)驗的痕跡，當你年齡長了、見識多了，經(jīng)驗累積得足夠多了，你的作品的厚度也就會增長了。其實，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對某一個階段的思考的總結。

文化藝術報：批評家陳曉明說：“《全家福》樸素的書名并沒有掩蓋它豐富的內(nèi)涵。小說以一個家庭為縮影，反映了文革前后這段歷史中普通中國人的生活道路。與其他涉及這個年代背景的小說有所不同，這部小說并沒有花多大筆墨描寫那個時期外部社會的政治運動及其壓力，而是從表現(xiàn)家庭瑣事入手，從這些細小的個人生活的變故來揭示人性的本質(zhì)。”《全家福》可否看作您的成名作？

劉建東：算是吧，那時候，從發(fā)表第一篇作品算起已經(jīng)5年，5年的時間，需要一個總結和一個試金石，來看看，我還有沒有文學的天賦，要不要繼續(xù)寫下去，如果沒有寫作的天賦干脆就放棄了。這個時候，我寫了一個長篇，是對自己的文學能力的一次巨大的挑戰(zhàn)。好在，我渡過了這次自我考試，我給自己打了一個高分。我感覺，我還有這個天分，可以繼續(xù)寫下去。

文化藝術報：“工廠系列”和“知識分子系列”是您小說創(chuàng)作的兩條主線。蘭州大學畢業(yè)后，您在工廠工作、生活了10年，這段時間，是您創(chuàng)作的起步階段，這個時期的創(chuàng)作生活是怎樣的？

劉建東：我大學畢業(yè)后，在石家莊煉油廠整整工作了10年，這10年對我來說，是人生寶貴的一段經(jīng)歷。最近兩年，我一直在寫一個短篇小說的系列，就是回到我當時的工廠的環(huán)境和氛圍當中，目前已經(jīng)發(fā)表了幾篇了。人生的每一個階段，對于寫作者來說，都尤其需要珍惜。

在煉油廠期間，我先是教了一年的書，在子弟中學當語文老師，很短暫，但受益匪淺，學校的老師對我都很好。尤其是語文組的老師們，他們對我這個剛剛踏入社會的年輕人給予了很多幫助。至今我還記得，1989年的7月1日，我從石家莊火車站下了火車，在自強路找到了廠班車點，擠上班車。車子開動了，一直向東南，漸漸遠離市區(qū)，坐了將近一個小時的班車，兩邊全是麥地，來到位于藁城、欒城和正定三縣交界的石家莊煉油廠，那時候我很失落，感覺像是被發(fā)配。我到廠勞人處報了到，一個姓楊的女干事，給我開了報到證，給子弟中學打了一個電話。我就坐在勞人處的椅子上，等著被人領走。楊干事人很和善，怕我寂寞，問東問西的，這讓我稍稍感到欣慰。不一會兒，一個中年男人敲門進來，楊干事介紹說，這是中學的楊潔老師，也是教語文的，以后你們就是同事。楊老師微笑著，說話帶著明顯的天津口音，與其他廠里大多是來自東北撫順二廠不一樣，他來自天津，下鄉(xiāng)知青回來。楊老師是個非常熱情的人，他騎著自行車，帶著我，我坐在后座上，聽著他帶著天津口音的介紹。他告訴我說，這是個很好的工廠，待遇好，有房子分。在以后的一年里，我一邊在單身宿舍里繼續(xù)發(fā)奮寫作，一邊教書，楊老師雖然是我的同事，卻跟我的師傅一樣，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教書，怎么與孩子們打交道。一年后我去了廠宣傳部報社，在《石煉廠報》當記者、做編輯，每天，我都去廠里采訪、寫稿，在廠報上發(fā)表；當編輯，發(fā)工人們的稿子。我沒有統(tǒng)計過，這9年時間里，自己究竟寫了多少篇稿件。但幾乎每期報紙上都有我寫的新聞或者通訊。就是在工廠里，我的寫作有了個開頭，1995年，發(fā)表了第一篇小說，之后才算是慢慢地走上了文學道路。

文化藝術報：您的“知識分子系列”小說有一個統(tǒng)一的主人公——董仙生，為何會選擇一個統(tǒng)一的主人公？金赫楠在書評中提到，“‘知識分子系列’小說處理的是作者劉建東最熟悉、最切身的經(jīng)驗，是他自己身處其中的人生與人群。這個系列的人物身上攜帶、包含著復雜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和人情、人性張力，意味深長。”您認可她的說法嗎？

劉建東：基本上是對的。要解讀別人的小說，其實是很難的，有些小說家藏在文字或者故事背后的細微的那些東西，很少有閱讀者能夠注意，而要對一篇作品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是要做很多的功課的。金赫楠說的我都認同。因為評論家的言說方式自有他們的一個套路，而小說家也有自己的套路。兩者都向一個方向前進，有時候是平行的，好像是自說自話，有時候好像又糾纏在一起。當它們糾纏在一起的時候，像是達成了共識。

這個系列于我而言，確實是輕車熟路，因為我就是那個董仙生，我身旁的很多我熟悉的人也是董仙生，董仙生可以是我生活圈子中的任何一個人。

文化藝術報：您大學讀的是蘭州大學中文系，大學時期有作品發(fā)表嗎？

劉建東：沒有，但好像我并不遺憾，反而越挫越勇。大學時期，我們一個宿舍的四個人一起寫作，兩人寫詩，他們早早地在報紙和刊物上發(fā)了詩歌，而我和另外一個，賀斌，只是努力地寫啊寫，在學校和系里的油印刊物《菩提》和《五泉》上發(fā)東西容易，但要在外面發(fā)還是有難度，我們努力地寫努力地向外邊的刊物投稿，換來的是一張張的退稿信。但是就像我剛才所說，這并沒有讓自己感覺受到了打擊，反而給自己更大的動力和勇氣，不斷地去思考，不斷地去寫。

文化藝術報：讀大學那個時期，正是先鋒文學盛行時期，先鋒文學對您有何影響？

劉建東：影響巨大。我上大學是在1985年，那個時候正是先鋒文學大行其道的時候，不受影響是不可能的，更何況，年輕人，尤其是中文系的大學生，對于一切異類的東西都有著天然的好感，也算是憤青的一個特征。那時候，《收獲》等文學雜志上也充斥著先鋒文學，我一方面是被風頭正勁的余華、格非、孫甘露他們的小說所吸引，另外大量地閱讀了西方現(xiàn)代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卡夫卡、卡爾維諾、馬爾克斯、法國新小說等。我記得當時流行一套書，是《外國現(xiàn)代派作品選》，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總共四冊八本，看得是如饑似渴。還有一套外國文藝叢書，上海譯文的，《馬爾克斯中短篇小說集》就在這套叢書里面，還有《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集》。這些書和雜志算是我寫作路上最早的啟蒙。所以，大學起就開始蹣跚卻充滿激情地寫作。最初的作品也是先鋒的意味十足，先要講究敘述的腔調(diào)，如果找不到，小說就無法進行下去。

文化藝術報：還記得您的處女作嗎？

劉建東：當然，如果以正式發(fā)表為標志的話。我的處女作是短篇小說《制造》，發(fā)表于1995年《上海文學》第4期。這篇小說寫了一個鄉(xiāng)村醫(yī)生與一個村姑的故事，他們之間的感情糾葛。小說的形式感很強，是足夠先鋒的，敘述的腔調(diào)基本上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方式，現(xiàn)在看來，有些拿腔作勢。但是如果寬泛地說，我在大學里就已經(jīng)開始發(fā)表作品，不過不是正式刊物，而是學校和蘭州大學中文系的內(nèi)部刊物。課余和寫作之余，我們也對編輯中文系的內(nèi)部刊物《菩提》十分熱心，我一邊當它的編輯，一邊給它寫稿，在上面發(fā)了很多小說，如果那也算是小說的話，處女作的時間可能要向前提個七八年。

文化藝術報：有沒有經(jīng)歷退稿的折磨？

劉建東：退稿是寫作者的苦口良藥。我從大學起就狠狠地上了這一課，那個時候我瘋狂地寫作，當然，現(xiàn)在想來，都是一些成長道路上的習作，不成熟。但那時候好像有著幾乎膨脹的自信，寫完一個就要把它投出去。那個年代，還退稿，附帶一封油印的退稿信，如果說收到一封手寫的退稿信，就很安慰了。《收獲》《鐘山》《作家》的退稿信都有。有一些我還保留著，算是寫作道路上有些慘淡的風景。退稿畢竟是寫作道路上必需的一個過程，沒有經(jīng)歷退稿的人雖然是幸福和幸運的，但同樣沒有經(jīng)歷過挫折和磨礪，那股越挫越勇的勁頭也就沒了。直到1994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上海文學》的編輯姚育明的一封信，這一次，不是退稿信，而是采用稿件的通知，信很短，告訴我說，小說被采用，但并沒有說是哪一期，又等了數(shù)月，終于在1995年第4期發(fā)表了。

文化藝術報：您在《長城》雜志社當了12年編輯，從普通編輯做到了副主編。這12年，有沒有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出滿意的作者？

劉建東：做編輯12年，我很懷念那些日子。剛進編輯部時，雖然以前在廠報也是編輯，但文學刊物的編輯與廠報自然不同，開始時當時的副主編李延青帶著我到處去約稿，很快我就開始自己約稿了。我覺得做編輯是很有成就感的，尤其當你約到一篇非常好的稿子，而且發(fā)表后被轉載被評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的話。另外一種成就感，就是你漸漸地擁有了自己的作家朋友圈，你和越來越多的作家超越了編者與作者的關系，成為了朋友，我更看重這一點。

作家和編輯之間，不能算是誰培養(yǎng)了誰，而是互相成就，有很多作家在年輕或者剛出道的時候，我給他發(fā)過小說，我覺得這樣的意義更大，對他來說也是一樣。前面我說過，我發(fā)過李浩和張楚早期的作品，有很多當紅的作家，我也發(fā)過他們的稿子。我當編輯時，施戰(zhàn)軍先生當時還在山東，他給我介紹了一批山東的年輕作家，稿子都經(jīng)過我的編輯，在《長城》上發(fā)表過。

文化藝術報：在一次訪談中，您說：“出名還是出書都是一方面的，我追求的夢想是能夠達到的我想要的文學高度。”您理想中的文學高度是怎樣的？

劉建東：理想中的文學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對自己沒有信心，寫出的每一篇作品，當時可能很滿意，但隨后就覺得仍然是有缺陷的。沒有一篇小說作品是完美無缺的，即使是那些文學中的經(jīng)典，如果按照心目中的最高標準來說的話，也不是盡善盡美。所謂的完美是相對的。

我可能比較在乎小說的質(zhì)地。這種質(zhì)地可能包括敘述的技巧、細節(jié)的鋪陳、人物的展現(xiàn)，以及脫離了單線條指向的小說的意義等等。當然，一篇好的小說，可能在一個方面做足了，就已經(jīng)很優(yōu)秀了。

文化藝術報：故鄉(xiāng)，是每個作家繞不開的話題。您的故鄉(xiāng)是怎樣的，故鄉(xiāng)對您的創(chuàng)作有何影響？

劉建東：我有兩個故鄉(xiāng)。在出生地邢臺隆堯長到6歲，然后全家去了邯鄲。在邯鄲待到18歲考上大學。所以我說我有兩個故鄉(xiāng)，一個是我的出生地隆堯，一個是少年成長地邯鄲。隆堯是堯帝的封地，現(xiàn)在還保留著一座城市的遺址——柏人城，據(jù)說就是堯帝建的。隆堯還是天下李姓的發(fā)源地，戰(zhàn)國時的名將李曇因為戰(zhàn)功卓著，被封為柏人侯，全家居于柏人，他的長子去了甘肅，成為隴西李的開創(chuàng)者；其余三子世代定居隆堯，形成了趙郡李。每年都有大量的李姓人去隆堯?qū)じ鶈栕妫腊堇顣摇Ｂ蚓硟?nèi)山水相連，縣城以西，有一神山，于平原上突然聳起，甚為壯觀，堯帝曾登臨此山，以觀洪水，故名堯山。有多條河流流經(jīng)縣域，其中東部有滏陽河與小漳河，自南向北貫穿東部平原。滏陽河發(fā)源于邯鄲，將我的兩個故鄉(xiāng)連接在一起。而小漳河從我們村子旁邊流過，我曾經(jīng)在散文《遠離海的故鄉(xiāng)》中專門寫到了它，我也寫到了我擁有一個文學夢的舅舅，是如何從小漳河向往大海的。隆堯?qū)ξ襾碚f，雖然過于遙遠，只是一些若隱若現(xiàn)的片斷記憶，但讓我在想起它時，感到來自故鄉(xiāng)和親人的溫暖。但是邯鄲則不同，我記事起就在那里生活，那里的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兩個故鄉(xiāng)，是我開始想象世界的源頭，它們給了我足夠的文學的滋養(yǎng)，讓我在進行文學想象時，起點不至于那么孤單不至于那么空曠。

文化藝術報：現(xiàn)在很多人對文學的現(xiàn)狀不滿意，您是如何看待這個現(xiàn)象的？

劉建東：文學有它的時代屬性，為什么唐宋出現(xiàn)了詩詞的高峰，而雜劇和散曲在元代風行一時，這就說明，不同的時代，對于文學樣式的需求是不一樣的。如今，我們習慣了的文學已經(jīng)存在了太長的時間，而時代卻發(fā)展得太快。一味地不滿并不能解決問題，適應時代的變化，求變求新，共同努力如何與時代合拍，與生活節(jié)奏合拍，與如今人們的審美習慣合拍，應該是寫作者的當務之急。

文化藝術報：作家李浩說：“生活中的劉建東，一向隨和，不多事，與人為善……生活中的劉建東，你見到的多是他的和解，多多少少的妥協(xié)、容讓，而小說中，他卻是不和解不妥協(xié)的，讓自己走在曲折的‘刀鋒’上。”生活中，您是怎樣的一個人，除了寫作，您還有什么愛好？

劉建東：我是一個單調(diào)而無趣的人，生活中的情趣并不多，不愛好旅行，不愛好娛樂，不愛好喝酒，不愛好應酬。喜歡一個人呆著，腦子愛走神，主要的愛好是藏書，打乒乓球。藏書包括兩方面，一是買書，這是多年養(yǎng)成的習慣，二是收藏一些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連環(huán)畫。從2012年起我?guī)缀趺刻焐舷掳喽紙猿植叫校瑏砘鼐褪莾蓚€小時，有很多小說的構思就是在行走的路上完成的。當一個人默默地行走時，內(nèi)心是安靜的，是專注的。打乒乓球不行，得把注意力用在球上。也許，寫作也是這樣，你一個人，孤獨地走著，路似乎永遠沒有盡頭，路旁的風景于你而言，似乎是不存在的，你沉浸在自己對于世界的想象之中，沉浸在文學的自由天地中，哪怕是風雨雷電，又有何妨呢。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劉龍 趙命可

（本專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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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孫 夢

審 核 | 趙梓希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