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喬治忠，廊坊師范學院史學理論與中國史學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對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揭示，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一百多年前由馬克思、恩格斯揭示和闡發以來，使歷史學與整個社會科學發生重大飛躍，在學術史、思想史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大放光芒，影響巨大，意義深遠。不言而喻，對于馬克思主義歷史規律學說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站在舊剝削階級立場上的學者會極力曲解和否定，這不足為奇。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整體上擁護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對于歷史規律學說的理解，也可能步入誤區，造成認識上的局部混亂現象，這就必須通過學術論辯來厘清是非。

一、馬克思恩格斯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探討歷程

馬克思主義揭示的歷史規律，其最深入、最完備、最科學的內容是什么？必須首先得出明確的認識，否則會從一開始就陷入誤區。馬克思、恩格斯探索歷史發展規律，是一個經歷多年發展的過程，從表述的概念和術語，到分析各個歷史階段的社會狀況，都經過反復研究和一再檢驗，逐步完備。關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及歷史規律學說的發展歷程，事實清晰，無多異議，筆者也曾作出論述，這里僅條列幾個發展路徑上的節點，作為本文必要的前提和鋪墊。

（一）初期的探索和理論基礎的突破。

系統探索人類歷史發展規律，是從1846年開始，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提出：“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由認定“生產”是“第一個歷史活動”出發，順理成章地就會關注生產力的問題，馬克思在1846年的一封書信中指出：“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動的產物。”由于不能自由選擇的生產力是“全部歷史的基礎”，那么個人的意志就不能成為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每一代人都是在承接前人已然取得的生產力，從事新的生產。生產力“只有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即人們必須結合成一定的交往關系（又稱“交往形式”，后來表述為“生產關系”），才能進行生產，這就導致“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與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

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則就這樣被揭示出來，歷史發展能夠具備規律，也根基于此。根據以上的理論分析，馬克思、恩格斯對于社會歷史發展初步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是“部落所有制”社會，相當于后來所說的原始社會晚期“父權制”時期。這里用“部落所有制”表述當時所知最早的社會形態，是因為“在1847年，社會的史前狀態，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會組織，幾乎還完全沒有人知道”。第二是“古典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種稱謂源于對古希臘、古羅馬社會的初步研究，是從“公民僅僅共同擁有支配自己的那些做工的奴隸的權力”。第三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泛指西歐中世紀那樣的社會。

隨后，又詳細探討了資本主義社會狀況，以及展望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交往形式，即構成最早表述的社會歷史發展前后相繼的五個階段。

（二）社會發展階段性基本框架的大體形成。

馬克思于1847年著成《哲學的貧困》，對歷史發展階段的表述作出新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奴隸制”、“封建制度”等比較標準的社會形態的用語。次年又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指出：“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在當時歐洲學界的語境中，古希臘、古羅馬被稱為“古典古代社會”，而且被公認是奴隸制國家。這樣，階級社會發展的前后三個階段，就得到清晰的表述，再加上無爭議原始社會和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即構成五種社會形態依次更迭的歷史規律。因此，至19世紀50年代前夕，馬克思、恩格斯所得出關于歷史發展規律的見解，理論基礎和大致框架已經形成，并且已經融入《共產黨宣言》等文件之中，構成指導革命運動的理論。

（三）擴大眼界與重新思考。

在19世紀50年代前期，馬克思從英國官方文件和一些東方旅行游記中了解到“從遠古的時候起，在印度便產生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所謂的村社制度”。這引起馬克思的關注，他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一節，將西方與東方、歐洲和亞洲的古代經濟形態與社會演變結合起來探討，對于歷史發展規律問題得出一些重要的見解，例如提出了“原始所有制”的概念，隨之論述了原始時期的土地公有制問題，“人類素樸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體的財產，而且是在活勞動中生產并再生產自身的共同體的財產”；“這種所有制的原始形式的本身就是直接的共同所有制”。

而亞細亞的農村公社的長久持續存在，則與西歐社會很不想同，是個新的歷史問題。雖然馬克思在《手稿》中作出了一些探索，但還有待于進一步獲取資料和深入研究。因此，馬克思于1859 年寫成的《 <政治經濟學批判> 序言》中，雖然精辟地論述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社會基本矛盾決定著歷史發展方向，但在具體的歷史階段性問題上，十分謹慎地提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這段對歷史發展階段的描述，將“亞細亞”作為一種“經濟的社會形態”的代稱，語義尚未明晰。“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字面上，可以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三個連續性社會形態之中的一種，馬克思臨時用以標示一個歷史階段，表示還待進一步研究。在《 <政治經濟學批判> 序言》的上述引文之后，馬克思特別提示讀者注意他與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以及自著的《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等書中關于歷史發展階段和規律的論述。由此可見，馬克思并未放棄此前對歷史規律趨于成熟化的探討，只是要將考察范圍擴大到整個的東、西方世界，做更加深廣的研究。

這個時期，整個世界還不具備關于“原始所有制”的基本知識，特別是原始社會如何發展到私有制產生、如何轉化為階級社會的具體狀況，都一無所知，因此將“亞細亞”表述作為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并非科學性的論斷，僅為一個代稱，不應當過分拔高和糾纏。

1877年，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這一名著得以出版，他將歷史文獻資料結合于親身到未開化部族中調查，描述了人類史前社會生活的豐富圖景，更從中悟出許多歷史唯物主義的結論。這引起馬克思的格外關注，細致研讀并且做了詳細的摘要和批語，從資料和認識上做好了深入研究的準備，但未來得及撰成專著，即于1883年3月病逝。探索原始社會狀態及其形態轉變過程，解決人類歷史規律以及各個發展階段的問題這一重要的學術任務就委托給恩格斯繼續研究。

（四）恩格斯對歷史發展規律的總結與定論。

遵照馬克思的委托，恩格斯承接馬克思提供的歷史觀念和筆記資料，在馬克思逝世后轉年間，就撰成《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全面梳理世界各地、各民族從原始社會到階級社會產生的過程和實況，概括性地指出：“奴隸制是古希臘羅馬時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雇傭勞動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他在1887年1月寫成的《美國工人運動》中，又強調：“在亞細亞古代和古典古代，階級壓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隸制，也就是說，群眾不僅被剝奪了土地，甚至連他們的人身也被占有。”這里的論斷十分明確，即無論東方、西方，歷史發展規律在實質和原則上是一致的，在階級剝削的社會都是依次更迭的“三大奴役形式”。加之最早的原始社會和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共五種社會形態的順序演進，即為馬克思主義揭示的歷史客觀規律。在唯物史觀的重要發展上，不能把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貢獻截然分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是恩格斯承接馬克思的讀書摘要和批語，遵循馬克思已有的新觀點予以發揚拓展，而作出的系統性論述。這里的總結論，是兩位偉大導師合作得出的表述，是關于歷史發展規律的終極定論。引用此前馬、恩所說的個別針對性語句或過渡性表述，來干擾、沖擊這個整體性定論，都是極端錯誤的。

二、對幾種認識誤區的剖析

對唯物史觀理論的認識和闡述而陷入的誤區，首先表現為無視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發展歷程，置經典著作的最終定論于不顧，隨心所欲摘引一些過渡性表述予以發揮，因而造成錯誤的理解。

1、誤區之一：以所謂歷史發展的“三階段”論干擾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理論。如上文所述，馬克思于《 <政治經濟學批判> 序言》中所說“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一段話，是提示需要繼續研討狀況下的謹慎表述，并不是馬克思揭示歷史規律的最終定論。但是多年以來，不少論者專注于揣摩“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意旨，甚至自作聰明地解釋，導向否定馬克思主義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學說。更有甚者，如段忠橋教授認為馬克思只是主張歷史發展的三階段論，沒有提出過五種社會形態的理論。他所云“三個階段”或三種社會形態，指馬克思《手稿》中的這一段話：

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

這被段忠橋等人說成是馬克思提出的歷史規律和歷史發展階段的劃分，并且以此取代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學說。段文甫一發表，立即受到多人的反駁，例如奚兆永按時間順序列出馬克思、恩格斯對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論述，指出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等著述中都明確提出人類社會歷經古代的（即奴隸制）、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至于原始公有制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則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論述五種社會形態依次演進的規律，最為詳細、準確。

段忠橋之文不考察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發展歷程，無視多種經典著作中的論斷，特別不顧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作出的最終表述，無理地割斷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同研究和前后相繼的探討，片面抽取馬克思在《手稿》中一段話，加以曲解，用以取代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歷史規律學說，這從根本上深陷于理念和認識的誤區。

學者趙家祥曾經指出：段文所引證的上述三種社會階段的論述，是馬克思在《手稿》的《貨幣章》提出的，這對于準確解讀和理解至關重要。因此，通過對《貨幣章》的中心論題與立言宗旨的分析，即可以斷言馬克思的這段話，根本就不是全方位地在歷史哲學范疇中論述歷史規律。

馬克思《手稿》的《貨幣章》，是論述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生產的商品化，以及在普遍性商品交換中貨幣的重大作用，指出在資本主義時代人們的“這種社會聯系表現在交換價值上……每個個人行使支配別人的活動或支配社會財富的權力，就在于他是交換價值或貨幣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裝著自己的社會權力和自己同社會的聯系”；他還說：“活動和產品的普遍交換已成為每一單個人的生存條件，這種普遍交換，他們的互相聯系，表現為對于他們本身來說是異己的、無關的東西，表現為一種物。在交換價值上，人的社會關系轉化為物的社會關系。”因此，馬克思描述資本主義時代人的生產和個人與社會的聯系時，呈現出“物的依賴”性，隨之才追溯資本主義之前的狀況是因為不具備“活動和產品的普遍交換”而處于“人的依賴關系，以及預想未來社會生產能力更加壯大和解除資本主義弊病后，“個人全面發展”、“自由個性”的階段。

很明顯，這里是從商品交換以及貨幣機制的單一角度，對每一單個人的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予以考察，得出一個對從社會變化表象性、側面的 “規律”的描述。因為這里只是以針對籠統的“單個人”為角度，在直接的意義上并不包含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更不包括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理念，與全方位的、建立在社會基本矛盾科學分析基礎上的歷史發展總規律，不可等同看待。有的學者試圖采取折中、調和的方式，把上述“三階段”說與五種社會形態演進都歸結為歷史規律，認為二者相互補充，同時也認識到“三階段”之說“僅以人的發展程度為依據對社會形態進行劃分，表達不出生產關系的差異，從中看不到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勞動奴役關系的產生和變化，也看不到人與勞動資料的結合方式”。既然所謂“三階段”說的內涵，有如此又多又大的缺失，怎么能夠符合歷史發展總規律的標準呢？因此，將“三階段”說當作與五種社會形態演進學說互為補充，也是錯誤的。

2、誤區之二：以某種“特例”沖擊總體性的歷史規律。在學習與理解馬克思主義歷史規律學說中，能否正確看待歷史發展規律的普遍性和和具體事態發展的特殊性，是避免陷入認識誤區的又一個關鍵點。許多對唯物史觀的曲解或誤解，往往表現出以歷史上發生過的“特例”或者經典著作中談到的“特例”，來沖擊總體性的五種社會形態演進規律，提出種種似是而非的質疑。例如：有人僅僅在考察廣西西部部分壯族村寨歷史，覺得那里沒經歷過奴隸制社會，就堅定地認為奴隸社會不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并且將誤解擴展開來。也有人片面擇取尚存爭議的問題中的某種說法，例如在“黑勞士”身份上的不同判斷，試圖從否認一個地區或一個族群奴隸制社會的存在，擴展為否定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規律。其實，這類糾纏皆屬無謂，最為突出和影響范圍最大的“特例”，是日耳曼民族未經奴隸制社會而進入封建社會的事例，馬克思、恩格斯對此作出過經典性闡釋：“封建主義決不是現成地從德國搬去的；它起源于蠻人在進行侵略時的軍事組織中，而且這種組織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國家內遇到的生產力的影響，才發展為現在的封建主義的。”這就是說，應當把日耳曼民族及其所碰撞、交融的羅馬帝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不宜仍將之分割地看待。羅馬帝國已經處于奴隸制社會的末期，內部已經產生封建生產關系，因此以整體的視野來看，日耳曼侵入羅馬后的社會發展，合乎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規律。某些人所謂的哪一地區歷史不合規律的“特例”，除了因歷史資料過于殘缺而尚有待考察之外，多屬發展不平衡之各族相互影響所導致，都可以在馬克思主義歷史規律理論的框架中得到解釋。

3、誤區之三：將經典著述中針對具體問題的論斷，曲解為否認普遍歷史規律的理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規律學說，立足點、出發點都是針對全世界全人類長久時段的歷史發展方向，具有歷史考量的整體性與抽象概括的精煉性。人類歷史的五種社會形態演進，是馬克思主義對歷史規律最完整、最深刻、最精煉的表述，但不能將之機械性地套在所有個別的、具體的歷史過程之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革命實踐和學術研究中，也會大量地論述個別地區、個別民族、特定時段、具體事件的演變，還會論述歷史變化的表層景象，但這與人類歷史總規律的論述不在一個層面，不能完全混同看待。倘若有誰將經典著作中對具體歷史事物的論述，用來沖擊歷史發展的總規律，陷入思想意識的誤區。這樣事例屢見不鮮，例如：

馬克思在1977年批評俄國民粹派史學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時說：

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頗有人將這段論述解讀為不同意人類社會具有普遍的歷史規律，是很嚴重的錯誤，細讀馬克思的原文，原委即可明了。在這段論述之前，馬克思追述了自己于《資本論》中對資本原始積累的論述，指出英國和西歐資本主義起源中強制剝奪農民的土地，使之成為一無所有的雇傭工人，造成重大社會災難的同時，也創立了新的經濟制度，還推動了生產力與生產者的全面發展。但米海洛夫斯基乃將英國首發的這種模式，說成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的道路，才引起馬克思的反對。很明顯，馬克思這里所否定的，是每個民族的資本主義起源都會發生類似于英國的“圈地運動”和“羊吃人”事件，而不是否定世界各國終將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更絲毫沒有否定整個世界歷史的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發展規律。把馬克思反對把西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具體方式普遍化，誤解為反對整個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這也是對馬克思的“過多的侮辱”。首先把馬克思這段話曲解為“他的歷史理論僅限于西歐一隅”的人，應當是余英時。見余氏在《史學與傳統》一書第8頁至第9頁，其中收入他1979年2月寫成的文章《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余氏治史，頗有成果，但極端地反共、極端地反馬克思主義，他自已也不隱諱。他引述馬克思的話，絕不是要正面“解釋”，而是要極盡歪曲與攻擊之能事。我們對他這類表現，理應多多警惕，豈能亦步亦趨地承襲其說？

馬克思在1881年在準備答復俄國維·伊·查蘇利奇女士的信件草稿中，針對俄國持續存在到19世紀的農業公社十分關注，設想俄國可以在這種農業公有制基礎上，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有利成果，通過革命而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從而避免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經歷的種種可怕的波折，進入高級的公有制社會。但馬克思同時強調：俄國的農業公社“情況非常特殊，在歷史上沒有先例”。所以，這里關于農業公社發展之兩種可能性的論述，完全針對19世紀俄國的公社，不適合于其他的時間與地點。歷史表明，馬克思對俄國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設想，并未實現，因為統治者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破壞與掠奪，俄國公社正處于解體、崩潰的危機狀態，“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么，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變為優于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下的國家的因素” 。可見俄國要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不僅需要“情況非常特殊，在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基礎條件，而且更必須有適當時刻發生的革命運動，還要求俄國革命要集中力量保證俄國農業公社的自由發展。

應當明確：即使俄國實現了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也并非突破了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發展規律，俄國當時已經是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如果承接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積極成果來謀求跨越發展，這個“跨越”也不是跨過歷史發展的階段，而僅僅是跨過西歐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種種苦難。今人對于馬克思的這個設想，只能從中領會革命導師具體歷史問題具體分析的辯證思維理念。蹊蹺的是，頗有學者把跨越 “卡夫丁峽谷”這個極特殊的設想，引作歷史規律有可能被“跨越”的理由，其認識已陷入誤區泥淖，難以自拔。

4、誤區之四：在歷史發展觀上，模糊整體與局部、本質與表象的區分。馬克思主義揭示的歷史發展規律，在社會形態及其發展的論述中，具有整體性與實質性的視域。所謂整體性，就是作為歷史規律的考察，是面對整個世界的社會和整個長久時段的歷史，不允許隨意切割歷史來取代總體性的概括；所謂實質性的考察，就是以揭示各種社會形態的內在本質為重點，也不排斥表象的考察，但不允許專門糾纏表象來掩蓋歷史發展的本質。

在當代歷史學研討中，有人曾經提出世界歷史發展以“一元多線”為規律，誣稱依據人類社會內在基本矛盾決定的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學說是“一元單線”的圖式，而他自己擬定“一元”主要是指生產力的發展，其所謂的“多線”卻說不清“多”到什么程度，尤其是沒交代這里的“多線”之間，是否存在大致共同的方向？“多線”是直線還是曲線？其文只是舉出東一個、西一個地區的個別事例，或長一段、短一段個別發展過程，完全回避了歷史發展的整體方向，模糊了社會形態的本質內容，這種“多線”似乎是攪成一團亂麻。馬克思主義的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學說，核心是揭示人類歷史總的發展方向和階段性，從來不回避世界各個地區和具體民族社會樣態具有外觀上的差別，尤其重視世界各地區、各民族歷史發展的不平衡，也高度重視某一時段發展的波折或反復。如果將歷史發展的洪流比喻為大江大河，其中有彎曲、有回流、有波濤、有深塹、有淺灘，但總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而所謂“多線論”，是不是如同垂直澆在平地的水，四散開來而雜亂無序呢？

當然“多線”論者也不能將歷史發展圖式完全搞成一團亂麻或潑水亂濺，既然談歷史發展，也需要描述出時間順序與走向。于是就條列出這樣的發展觀：“（一）原始生產力，即自然形態的生產力；（二）農業（含畜牧業）生產力，即半人工形態的生產力；（三）工業生產力，即完全人工形態的生產力。這三種不同性質的生產力劃分出人類宏觀歷史演進的最一般的大階段”。這樣的“歷史發展觀”，展現了無法挽救的認識淺薄和知識貧乏。人類最“原始”的生產力，也是群體組織起來的社會生產力，即使最初的狩獵和采集生活，也已經使用工具和互相合作，所謂“自然形態的生產力”完全是偽命題，而“完全人工形態的生產力”，同樣是個偽命題，難道工業生產能夠完全脫離自然界提供的生產原料嗎？

凡是人類的生產，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內進行，這是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常識，世界上反馬克思主義的言論雖多，但反對這一常識者卻極難尋見。“多線論”者僅僅以生產力描述宏觀歷史演進“最一般的大階段”，割開生產關系于不顧，乃是完完全全的“一元單線”模式。再者，農業與工業本來是并立的生產行業，將之當作不同的歷史階段，道理何在？請問現代化的農場種植業，到底是農業生產力還是工業生產力呢？“多線論”者還有一些說法，都屬于類似的混亂、模糊與表層，通過羅列龐雜的社會現象，來掩蓋各種社會形態的本質，抹殺決定歷史發展的社會內在的基本矛盾，其說法不堪一駁，這里暫且從略。

“一元多線”論消退30 余年之后，近年又出現“一元多因多果的因果必然性規律”的提法，其中“一元”是指“物質生產實踐能力的提高”，亦即生產力。對于“多因”的闡述，沒有回答在“多因”之中有沒有一項長久起主導作用的原因？人類歷史的發展，固然有多種因素發揮作用，但最根本的是內因是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這本質上決定了五種社會形態的逐次演進，其他因素可能在表層的社會樣態上有所展現，也可能被主導的矛盾運動所克服。至于“多果”，可能在社會表層樣態上、具體事件上、短時段過程中有所呈現，而絕不能取代整體的、本質的和貫徹始終的歷史發展規律。因此，所謂“一元多因多果的因果必然性規律”，承接了“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的錯誤觀點。很明顯，無論是“多線”還是“多因多果”的表述，本身就已經排斥了必然性，就實際上否認了歷史規律。

5、誤區之五：將經典著作的論述做顛倒時間、錯亂空間的解釋。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論斷，不限于宏觀和長時段的整體性研討，而是常常針對具體事件作具體的分析，而得出的結論，往往有具體事件的時間和空間范圍的限定。例如馬克思曾經論述羅馬尼亞地區的歷史變動，指出“久而久之，軍隊和教會方面的頭面人物侵占了公有地，從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有地上的勞動。自由農民在公社土地上的勞動轉化成了為公社土地掠奪者而進行的徭役勞動。于是農奴制關系隨著發展起來”。這里論述的是16—19世紀上半葉羅馬尼亞及歐洲部分地區農奴制復辟的情況，中國當代史學界“無奴派”人士皆引證為西歐原始社會直接過渡為封建社會的根據，其顛倒時空兩千多年！而這樣荒唐事例非止一端。

總之，在學習和理解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之際，確有一些可以導致偏離方向的誤區，有的誤區是一般學者認知水平的局限性所形成，有些誤區則是人為制造出來誤導他人。每個有志于研究史學理論的朋友，都應當秉持對馬克思主義學說尊重、敬畏，系統學習，嚴謹思考，防范一切謬說的誤導，不要偏離正確的理論方向。

三、余論

馬克思主義對于歷史科學的探索，充滿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原則與風格，對五種社會形態演進規律的理解，也必須貫徹辯證的思維方式，才能避免墜入認識的誤區。

歷史發展規律的邏輯指向，是世界全人類社會的整體性的全程演進。這個全程演進的主導動力，源自各類社會形態共有的內在基本矛盾，人類社會具備共同的社會基本矛盾，就決定了主導發展方向的有序性。對于馬克思主義揭示的這一歷史發展總規律，應當堅持和肯定，這一信念不能動搖。但依照辯證思維，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之內，也肯定包含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矛盾。列寧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這里的“特殊性”并不脫離普遍性，例如歐洲上古日耳曼人未曾經歷過成熟的奴隸制社會，馬克思早就在歷史發展普遍規律的理論框架內作出闡釋，其他地區發生的未“按部就班”的社會形態演變，同樣如此。長期以來我們談到歷史規律，總是強調它“放之四海而皆準”，在作為一種革命信念的宣傳鼓動之時，無可厚非，但并不合乎理論上的嚴謹性。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乃是概括整個世界范圍內總體性社會形態的演變，總體性規律不應承擔每一個具體地區的發展齊刷刷地完全一致。一定區域內的歷史發展即使具有歷史階段的領先性質，其具體路徑和具體狀況，也不能視為固定的模式，不能教條化地套用在所有民族與地區的考察。因此，搜尋個別民族與地區歷史發展上的表層差異，用來詰難和否定普遍歷史規律，是無理和無效的。

由于世界各地區、各民族發展的狀況很不平衡，而且不同發展地區之間常常發生各種各樣的關聯，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之后，政治、經濟、文化的觸角伸向全球，對相對滯后的地區施加強力影響與干預，造成不發達地區社會的多樣變化，給理解和分析人類歷史普遍的發展規律帶來新的問題。對此類新的問題新的狀況，既不能視而不見，更不可動搖或猶疑，更應當貫徹辯證思維的思想方法，深入探討，使唯物史觀的理論和認識有所進展。

資本主義向全世界各個地區擴張，是這種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趨勢，從最初的商品輸出到后來的資本輸出，從掠奪工業原料到剝削勞動力，從經濟、文化的外侵到政治的統治和控制，直至將全世界瓜分完畢，這就使整個世界聯成一體，難以分解。于是許多民族、地區已經基本上失去獨立發展的機會。有些民族和地區在全球化的近現代，一方面飽受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的壓榨，一方面也輸入了比本地先進許多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個變化是跨越性的，原先刀耕火種的地區，短時間就可能直接實現部分的電氣化，不必經歷西歐從蒸汽機發明到電力運用的長期探索過程。然而，原落后地區的舊的生產方式還會存在，并且占相當大的比例，外來技術和資本的輸入以及外來的入侵者，本不具有扶助貧弱之國的意愿，于是形成新的生產方式與舊有生產方式、外來剝削者與舊有剝削者并存的局面，極有可能引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激化，矛盾激化到嚴重程度，釀成大規模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推翻本國統治階級的革命。不同民族、不同地區所處的國際環境和國內條件差別巨大，出現不同程度的社會形態、社會制度的跨越性演變，而其跨越并沒有跨出五種社會形態之外。以近代中國為例，由于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侵入的日益擴大，以及后來蘇聯社會主義力量的介入，使中國失去本國獨立發展的基礎，卷入整個世界發展的潮流。而在國內，復雜的分裂狀況，不同生產方式的博弈，不同政治勢力的沖突，不同思想文化的競爭，一刻也沒有停息，于是由時代性、世界性因素而造成的一個長期、痛苦的過渡性階段，其特點定位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過渡狀態最終總是要塵埃落定，中國最終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隨即步入社會主義道路。這類情況，是馬克思、恩格斯生前尚未顯現的問題，但馬克思對日耳曼人與羅馬帝國碰撞而進入封建社會的分析，以及對19世紀俄國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設想，其中辯證思維的精神實質，對我們正確認識20世紀中國等新興國家的歷史發展，仍具有極大的啟示。以近現代世界性整體眼光觀察，這種歷史發展狀況可以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框架內得到闡釋，因而并不脫離馬克思主義揭示的歷史規律。在這里，以辯證思維的精神來認識和理解歷史發展規律，是思想避免進入誤區的關鍵。

原文載《理論與史學》第九輯，注釋從略，轉引請參原文。

排版：王軼龍

審核：袁宇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