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柯浩德（Harold J. Cook）

英國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名譽院士，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教授，布朗大學歷史學教授，《醫學史》雜志聯合主編，曾任英國惠康信托醫學史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科學史、近代早期醫學史和跨文化知識生產，近年來關注全球化背景下的商業、醫學和科學發展。

醫學和自然史顯然是近代早期興起的重要科學，不僅在荷蘭共和國，甚至在整個歐洲都是如此。歷經150多年，從克魯修斯到布爾哈弗，通過使用五官并輔之以理性而得到的知識，荷蘭知識分子據此找到了各種各樣的方法，希望以此來描述和解釋自然。知識不僅有實用性，而且兼具品位和鑒賞力。準確的描述性知識所展現出來的力量和樂趣不僅受到新哲學的主要提倡者的贊揚，也被關注歐洲科學的其他學者所重視，例如對這些問題極感興趣的日本學者。許多提倡者承認，由于這種知識植根于身體經驗，因此其來源并非抽象的理性，而是激情。因此，舊的認知方式的倡導者擔心，新科學提供的解釋必然會偏離對不朽靈魂固有的良善的認識，從而導致混亂和無神論。但新哲學仍然激起人們的興趣，引起公眾的注意，并在權力中心區域確立了自己的地位。

人們在新哲學中所看重的東西與商業所蘊含的價值觀念是一致的。商人對自然真相產生濃厚的興趣，因為自然真相對商業也是不可或缺的。其他許多對身體經驗有著充分認識的人，尤其是醫生，也是如此。當然，新哲學與交易本身無關。然而，與歐洲商業密切相關的生活方式將注意力集中在自然對象上。搜集事實引發了極大的興奮與轟動，但它不僅依賴于大量的時間、精力、專門知識、經驗與金錢的投入，而且還需要協同工作。即便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也必須通過大型網絡的協作才能夠獲得。因此，耗費巨大的人力努力搜集新舊信息并進行鑒別并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用現代科學史學家的話來說，近年來，我們對知識的生產開展了許多出色的研究，但也需要指出，積累與交換的方式改變了所產生的知識的種類。獲取知識的優勢在于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使這種交流穿越文化邊界，甚至無須改變人們對世界的深刻看法，而關于自然的概念和理論則深受當地文化價值如宗教或哲學觀點等的影響，并且這些概念和理論并不容易被置換。因此，所謂的科學革命與第一次全球經濟的發展同時發生并不是偶然的。世界把秘魯的銀礦與中國和歐洲聯系在一起，把加勒比海的甘蔗種植園和東南亞的肉豆蔻生長區域與奴隸勞工及奢侈消費品聯系在一起，把在咖啡館和演講廳中流傳著的大量新信息與書籍以及流行于歐洲的花園、珍奇屋和解剖學教室的自然物聯系起來。

在前幾代人中，對細節進行研究的做法常被譴責為錯誤和罪惡的。但為什么這種研究似乎總能令人滿意？原因并不在于提出了更好的概念，而在于改變優先次序。隨著商業城市以及城市的金融資本在城市所在的更大的政治體系中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城市商人的價值觀，包括他們的知識價值觀，在整個社會中日益占主導地位?？邓固苟　せ莞龟P于其鄉間莊園霍夫維克的長篇贊歌清楚地表達了這一觀點。在這首鄉間田園詩（hofdicht）中，惠更斯以不同的方式贊揚了他的花園，他遵循了一些羅馬詩人提出的主題，而最重要的主題則是由16世紀80年代的利普修斯所提出的：花園是一個逃避世俗事務（隱居）的地方，博學者在那里可以重構思想、鍛煉身體。但這首詩的一些觀點表現出惠更斯的誠實，他明白鄉村生活的純凈是一種理想化。詩篇的末尾，一個土生土長的“滿口傻話的人”指責他花了一大筆錢把有用的草原變成純粹享樂和奢侈的地方。他用慣常的辯護回應這些批評，他說，這不僅是一個忙碌于事務之人應該得到的，而且他需要這樣一個充滿“溫和、好客、知識、智慧、虔誠、寬容和歡樂”的地方。他補充說，他的錢是誠實地賺來的。但他并沒有直接贏得這場辯論，也沒有簡單地斷定鄉村是高尚的而城市則是虛偽的。因此，這首最偉大的鄉間詩總結道：“城市也是一個美好的地方。”他深知，他得以從忙碌的俗世中解脫完全得益于在城市里的商業冒險。

因此，發生在荷蘭共和國的事情也同樣發生在歐洲其他地方。例如，威尼斯共和國在其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巔峰時期，帕多瓦大學以培養發展新科學而聞名于世，因此，當時參議院不顧保守派的反對任命新科學的主要人物為教授。在那里，反經院哲學蓬勃發展；在那里，維薩里開展了他著名的解剖學研究；在那里，伽利略進行了他的早期研究，而與他相鄰的就是兵工廠的造船工人。伽利略后來還因居住在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府邸而聞名，這是另一個（曾經）由商人統治的地方，盡管這個地方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獨立于天主教會。即使在像那不勒斯和羅馬這樣的地方，新哲學也在對物質世界有濃厚興趣的富人的資助下蓬勃發展起來。當然，吸引這些有錢人關注的主要還是醫學和自然史。新哲學在西班牙也得到了正在進行商業擴張的商人和貴族的進一步推動。在德語國家，新哲學滲透到了奧格斯堡、漢堡和羅斯托克等大商業中心，甚至還滲透到了正試圖推進國家商業發展的王室宮廷。事實上，在中小盟國中被稱為“重商主義”（cameralism）的經濟發展計劃，即有力地利用了政治體的概念，并把重點放在了當地自然資源的開發上。在瑞典，類似的關注還啟發林奈提出了他的簡單方法，幫助學生和外行人在野外調查時對有用的植物進行描述，并由此誕生了雙名法體系。

在法國，君主政體試圖在宗教戰爭之后刺激國家進一步發展，在此過程中，紅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任命接受過新醫學和自然史訓練的人來負責他在巴黎建立的花園——他還鼓勵在花園里進行化學教學——以及負責他在首都建立的促進商業和科學發展的機構，如地址辦公室（Office of Address，Bureaud' Adresse），這里也是泰奧夫拉斯特·勒諾多（Théophraste Renaudot）的研究院。17世紀中葉，熱衷于研究新科學的人成立了非正式社會團體，他們聚集在一起，圍繞在寫信者馬蘭·梅森、亨利—路易斯·阿貝爾·德·蒙莫爾（Henri-Louis Habert de Montmor）和梅爾基塞代奇·泰夫諾特周圍。在他們的會議中，參與者可以討論和見證，甚至參與示威活動。雖然沒有得到巴黎大學的支持，但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科爾貝還是于1666年創建了科學院（Academy of Sciences），這是他為法國增加財政收入計劃的一部分?？茽栘愖屧菏總冄芯客鯂貓D，制定疏浚河流和港口的計劃，以及研究自然史。此后不久，他在卡昂特許成立的學院也從事醫學和自然史的研究。在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新科學的發展也受到了城市和宮廷的功利主義和興趣品位的刺激，包括許多的早期“科學家”，如花匠特雷德斯坎特（Tradescant）父子、內科醫生威廉·吉爾伯特（William Gilbert）、威廉·哈維以及托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17世紀中葉的哈特利布人士圈（Hartlib Circle）和牛津哲學學會（Oxford Philosophical Society）都關注醫學和自然史議題，1660年的倫敦皇家學會以及后來在都柏林和愛丁堡成立的科學學會也是如此。無須詫異于內科醫生、藥劑師和其他與醫學和自然史有關的人構成了早期皇家學會中的最大群體，因為這一群體的口號是“實用”。因此，也無須驚訝于整個歐洲絕大多數近代早期的“科學家”對研究、思考身體對象充滿了濃厚的興趣。

但是，所有這些國家的內科醫生、藝術家、愛好者和學者們并不是簡單地舉例說明共性，而是努力建立共性。數年來，他們旅行游歷，互相了解，偶爾或頻繁地交換信件、書籍和標本。例如，盡管存在宗教和政治分歧，荷蘭和意大利的許多藝術家彼此仍保持聯系，荷蘭人與伊比利亞人、俄國人、斯堪的納維亞人、法國人也是如此；荷蘭人與德意志人之間的聯系甚至更為緊密；即使是對于發動了3次戰爭的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荷蘭人與他們的聯系也非常密切。

荷蘭的發明家，如科內利斯·德雷貝爾等人在尼德蘭革命期間在英國發展各自的事業，而英國內戰時期流亡的?；庶h人，如羅伯特·莫里（Robert Moray）輾轉在荷蘭共和國從事化學和類似的工作，他從同為在外流亡的化學家查理二世手中獲得了皇家學會的特許狀。從任何一個國家的角度來看，學識淵博的人沿著既定的貿易路線頻繁來往總是引人注目的。由于人們能夠交換描述性信息并進行歸納概括，因此新科學聲稱自己是一種普遍的調查方法，即使參與其中的人對其概念基礎存在疑慮或異議。找出真相的最好方法是與他人溝通，而城市之間通過密集的信息交流網絡相互連接。因此，在整個歐洲，有類似想法的人總能頻繁、持續地相遇，從而促進了知識分子“運動”的發展。

但事實是，這些藝術家極為重視收藏，他們不僅親自搜集收藏品，還急切地從其他各類人那里搜尋感興趣的物品。正如羅伯特·博伊爾在他早期的關于熱情的研究《論實驗自然哲學的效用》（Of the Usefulness of Experimental Naturall Philosophy，大部分基于醫學上的期待）中所說的：

我們也不應該僅僅指望，在類似中國人這樣心靈手巧的民族的著作中，關于醫學治療部分的內容會有所改善；但是，如果人們對觀察和實驗稍加關注的話，醫生的知識可能得到顯著的增長，這部分得益于助產士、理發師、老婦人、帝王和其他不識字的人的實踐，這些人自然地介入了我們的醫學；部分得益于印度人和其他野蠻民族，甚至也包括某些歐洲民族，在這些地方大多數人都是文盲和窮人，他們的生活中沒有醫生。也有一些地方，行醫者從未在學?；蛘邥袑W習過醫學技藝，因此他們不會魯莽冒失地去完成一些事情，因為這對于接受診治的病人而言是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但這些行醫者的行為對有學識的睿智的觀察者來說可能是很好的線索；此外，在充斥著文盲行醫者的地方，常常也會有一些具體的細節，這也許是最好的資料。

正如博伊爾及其同時代人所熟知的，近代早期的醫學和科學革命涉及世界各地的許多人，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具有不同的背景和教育，四處尋找知識——僅是簡單、好奇、出人意料的知識——而像博伊爾這樣的“睿智的觀察者”則試圖更深入地弄清這些真相的原理、功用和倫理價值。這位藝術大師走向外界，從其他人那里搜集信息、積累信息，并相互交換信息。

當時，這位藝術家所積累的經驗是建立在熟悉（kennen）的知識基礎上的，而不是基于因果解釋（weten）的知識。嚴謹的自然細節的激情在解剖學家和自然歷史學家的研究中極為明顯。這些激情在關于天文學、機械工程以及數學的精確描述中也存在對應之物。用20世紀以來的眼光來看，這是一個理論物理、虛擬現實和宗教復興的時代，科學始于物質真相而不是理論，但這一觀點有時也似乎過于武斷。但是，在對知識的意義進行概括之前應高度重視物質本身，這對于快速、準確地判斷世俗事件仍然是必要的，也是現代信息經濟賴以存在的基礎。即使是在他們的思辨理論中，調查研究人員也在自覺地尋找“次要”原因，即尋找對事情發生方式的解釋，而不是因果邏輯。

盡管遍布全球的貿易網絡為人們貢獻了信息，在世界各地的商業城市中，自然的知識正在被積累和交換，但是這些知識資本需要人們有意識地投資，奉獻他們的時間、注意力、精力和收入，從而獲取并交換物品及信息。有時候交換能夠間接地帶來經濟利益，比如克魯修斯或西爾維烏斯接受高薪聘請就任教授時，德·比爾斯把他的秘密出售給布拉邦特省的議會時，魯謝把他的珍奇屋出售給俄國沙皇時。但即使如此，他們多年的巨大努力和投資也僅能獲得相對微小的回報。大多數情況下，就像小斯瓦默丹，他們得到的回報遠不及在對自然的調查研究中消耗的時間和金錢。因此，從經濟上講，自然對象和客觀知識的積累是一種不斷投入消耗剩余財富的活動，而對其再投資反映了這些調查研究人員對物質世界知識的持續關注。因此，新哲學的發展不僅依賴于各自的個人承諾，有時還依賴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富商甚至奧蘭治親王等歐洲王室貴族的贊助和庇護。許多贊助人自己也從事自然研究——或至少搜集關于自然的物品、標本和書籍——還贊賞那些為了人類的利益、教化和快樂而進行艱難的調查研究、發現新事物的人。作為贊助人，王子、富商以及那些投入金錢和精力的人對客觀知識的欣賞是一致的。新哲學并非源于貴族習俗的榮耀，而是源于商業灌輸的客觀價值觀。

日本的翻譯似乎也是如此，他們也參與了商業活動。毫無疑問，大阪、福州、科欽以及亞洲其他地方的商人也高度重視客觀自然知識的價值。但是在這些地方，商人的地位比牧師、官員、戰士要低得多，與政府幾乎沒有任何關聯。因此，他們最看重的各類知識很難成為主導。歐洲之外的人的思想、知識、智力并沒有什么異常，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就跟許多歐洲人一樣，認為最高形式的自然知識是對事情因果邏輯的解釋，因此他們將注意力轉向原因而不是精確描述現象。正如新儒家學者兼內科醫生向井元升在他對歐洲人天文學知識的研究中所言，歐洲人“僅在處理表象和效用的技巧上有獨創性，但對形而上學的東西一無所知，在關于天堂與地獄的理論中走入歧途”。這比那些反對笛卡爾或伽利略的歐洲教士和牧師表述得更為清楚。

因此，轉變對于自然知識的關注點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需要經歷斗爭，甚至是不斷的斗爭。這些斗爭不僅體現在對事物知識的重要性這一概念的駁斥，同時也體現在對它的含義的爭議中。然而，它對于解決現實和緊迫的物質生活問題、滿足感官、認識真實存在的自然世界、安慰心靈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這是那些積極生活的人所不能否認的。新科學并不總是簡單地敲響智慧之門，也并不是簡單地要求與其他知識進行平等對話、取得同等地位，而是新科學總是以多樣化的形式出現。它有時會出現在飲食中，比如讓身體感覺變強壯的食物和藥物，有時又出現在能夠給眼睛和鼻子帶來愉悅的鮮花中。新科學對保護生命和恢復健康有著明顯的效用，這是一個特別有力的論據。貿易公司的成立當然不是為了無私地追求知識，但公司的雇員卻有意無意地推動著對自然進行極為艱巨的調查，并把世界上所有的實用信息聯系在一起。全球科學發軔于全球經濟興起時。這肯定不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