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1日，蘇州鈕家巷，掛著紫紅色招牌的小書店“文學山房”店門緊閉，門上貼起了“家中有事，暫停營業”的字條。門口的鳥雀聚集在地面上盤旋，尋找那個每天準時在門口撒米投喂它們的老人，卻一無所獲。直到書友紛紛趕來，店門口擺起了一束束白菊花，人們才明白，這間書店的主人江澄波永遠離開了。

在蘇州，99歲的老人江澄波和他的“文學山房”是一個傳奇。這間經營古舊書的店鋪外觀簡樸平淡，書架和陳設都是20世紀90年代末的風格，顯得略微有些過時。但它卻有種神奇的魔力，吸引著全國的古舊書愛好者不時前往。幾乎每天早上九點到下午四點，戴著黑框眼鏡，有些駝背的江澄波都會端坐在門口等待讀者。他能精準地叫出那些熟客和舊書愛好者的名字，他們來自哪里，喜好是什么——即使一年中他們只能匆匆地見上一兩面。

端坐門口等待讀者的江澄波老人。本文圖/現代快報

或許，能夠見到這樣一位獨特的店主，和他說上兩句話，是人們對這家老店的真心期盼。從16歲入行算起，江澄波從事古舊書行業已經八十多年，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與故紙為伴。他對古舊書有深入的研究和精準的判斷，曾因為買賣書籍，與鄭振鐸、顧頡剛、錢穆等名人結緣。同時，他也是一位水平極高的版本學家，精通古籍修復和版本目錄學，憑著一雙慧眼“經手”過不少國寶級的珍貴古籍。因為這些貢獻，他被當地人尊稱為“蘇州一寶”。

在時間的長河里，江澄波和家人守著這家由他祖父創立的小店，在古舊書和人之間延續著一段段流動的緣分。用江澄波自己的話說，他就像是一艘載書、送書的小船。這艘小船在歷史的浪花中浮沉，也讓古舊書沾染上了屬于愛書人的記憶和情感。正如曾為江澄波整理口述史的著名藏書家韋力所言，江澄波所從事的舊書行業中，有著一種叫“人情”的東西，是與現代的出版業大不相同的。而如今，人們并不知道，這種“人情”，是否會隨著“江澄波們”的離去而消散，再也無法重現。

“一頁宋版一兩金”，十部！

昆曲學者、北京理工大學講師劉昂一直感覺“冥冥之中有注定”，因為在江澄波去世之前的幾天，他還見到了這位老人。劉昂的研究領域是昆曲，也是資深昆曲愛好者，每年去蘇州的機會很多。多年前，在朋友的推薦下，他知道了“文學山房”是淘舊書的好地方，有很多別處見不到的古舊書。于是，他習慣了每次去蘇州都會去店里淘淘舊書，和江澄波聊聊天。2025年的端午節假期，劉昂去蘇州參加昆曲愛好者的聚會，下了火車，他想起“文學山房”下午四點多鐘就要關門，生怕錯過拜訪時間，就直奔店里。到了店里，江澄波一眼就認出了他，叫他“北京來的昂先生”。他看到99歲的江澄波精神不錯，放下心來，兩個人又合了一張影。只是沒想到，這成了他們最后的一張合影。

藏書家韋力和江澄波的交情則更加深厚。他曾為江澄波整理過口述史，除此之外，多年前他前往蘇州淘古舊書、尋訪藏書樓時，就已經和江澄波結識。那時，江澄波曾帶他在蘇州的大街小巷穿梭，熱情地為他講述書界的故事。這些年，韋力和無數的舊書店、網店店主都打過交道，但他眼里的江澄波依然是極為獨特的存在。在網絡尚未興起的時代，身在蘇州的江澄波常和他通信聯系，交流古書信息，也經常手寫書目寄給他。他就以江澄波的書目為基礎，挑選一些書購買。這種推薦當然不是“推銷”，而是江澄波根據對韋力興趣的了解，為他定制的一份書單。“老先生記憶力很好，換句話說他是業務‘精熟’。他大概知道我收藏的興趣，推薦的書大部分都符合我的口味，價錢也適中，所以我就會一直在他那里購買。”韋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書友們眼中，江澄波對古舊書業務的用心和熟練，已經到了很多人難以理解的程度。韋力曾好奇地問過江澄波：怎么能找到這么多好東西？江澄波則對他說，江家在蘇州經營書店長達一百多年，和老藏家的關系極為密切。哪本書賣給了哪些人，“東西”在誰家里，他大概都知曉，也都有記賬。甚至幾十年后，他還可以順著這些線索，去把書高價收購回來，轉賣給公家。因為古書生意是舊物生意，短時間內不可能出現大量的“新貨”，因此在行業內坐鎮幾十年，市面上的書源，早就在他腦子里形成了一張清晰的“地圖”。

上圖：蘇州文學山房舊書店。

下圖：文學山房的鎮店之寶——明代阮大鋮的《燕子箋》。

如此細致、充滿人性關懷的“老式”書店服務，在習慣了網絡購書的讀者們眼中，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但對江澄波而言，這都是他幾十年日常操練下來的功課。因為古舊書籍誕生時代久遠，本身又帶有文物性質，與其相關的版本知識至今還難以電子化，很多細節問題只能依靠從業者的經驗和記憶力。因此，舊時代從業的舊書經營者很多都練就了江澄波這般超人的記憶力和眼力。而古書行業的人也都知道，在記憶力和判斷古書價值的“眼力”方面，江澄波絕對是業內的佼佼者。他對古舊書業的另一大貢獻，就是他曾經手過十部珍貴的宋版書，也通過自己的努力，促成了這十部宋版書被公共圖書館收藏。

這樣的成績到底有多驚人呢？在古籍界，宋版書極為稀有，曾有“一頁宋版一兩金”的說法，通常情況下，一個人一生能夠經手一部宋版書就是無上的幸運。韋力對宋版書的珍貴性頗有體會，他曾讀過杭州古書經營者嚴寶善的《販書經眼錄》，其中提到了很多古籍，卻沒有一本宋版書。后來他去向嚴寶善請教問題時，對方告訴他，自己一輩子也沒有經手過一部像樣的宋版書。但江澄波居然能夠經手十部宋版書，而且其中有不少都是他在大街小巷，各類藏家手中發現的。他超人的眼力，可見一斑。

一家人，一家店的傳承

江澄波常說一句話：人有人的命運，書有書的命運。成為這樣一家跨越時代的舊書店的主人，是早在他幼年時期就已經被寫好的劇本。

1931年，5歲的江澄波和全家人一起搬進了新家，新家在蘇州大井巷口707號，新家寬敞明亮，有天井，前后都有樓，前邊的樓用作“文學山房”的書店經營，后邊的樓供一家九口人居住。他記得，那時家里還裝上了時髦的電話機，新店面的招牌，是由向江家購買過舊書的、擔任過“民國大總統”的徐世昌題寫的。在這樣繁榮、熱鬧的景象中，年幼的江澄波經常從書店的大門走過，又穿過不計其數的古書走進家門，開始了自己和書店一生的緣分。

事實上，以古舊書為業不是江澄波個人的選擇，而是他的家學淵源，因為從江澄波的曾祖父江椿山那一代算起，江家就開始從事古舊書行業了。江家所在的蘇州是明清時期文人的聚集地，擁有極為發達的書坊業，到了清末民初，江蘇的政治中心轉移到南京，很多官員從蘇州遷出，留下大量舊書，又給蘇州的舊書行業帶來了黃金機遇。江椿山就是清末蘇州著名書店“掃葉山房”的伙計，他的兒子、江澄波的祖父江杏溪也從小學習修補舊書。成年后，江杏溪創立了古舊書店“文學山房”，一邊收購古籍舊書，一邊售賣，慢慢做起了家業。很快，性格外向、善于交游的江杏溪把“文學山房”變成了文人墨客的聚集地。幼年的江澄波也受到了這樣的熏陶。他曾親眼見到學者章太炎、孫中山的機要秘書邵元沖等人到家中購書，也曾陪著自己的父親江靜瀾給著名的民族資本家榮德生送過書。

在這樣的大環境生長、浸泡，江家長孫的江澄波很快就展露出了繼承家業的天資。13歲時，還在讀私塾的江澄波在地攤上看到三本明朝人手寫的藍格抄本，就果斷買回家。祖父江杏溪查看抄本后發現，江澄波居然買到了寧波范氏天一閣的珍貴藏書，立刻對他的成熟和老練大為贊嘆。于是到了1942年，16歲的江澄波正式到“文學山房”幫忙。父親江靜瀾對他施以嚴格的教育，讓他從開門、關門，待客禮儀、抄寫書目等細節一點點學起，也讓他跟著長輩出門收書。此外，祖父和父親還將紙張的識別、序目的鑒定、年代的鑒別等古籍知識通通傳授給他。江澄波回憶，當時父親交代他看的第一本書目是四大本的《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年少的江澄波無人指導，不知道應該如何閱讀，就參照著家中的古籍原本，花了一年時間一邊查看一邊記，硬是靠著死記硬背，將這些書目背了下來。

就這樣，年輕、有天賦的江澄波接過了父輩手中的責任。他跟隨父輩們收書，賣書，與江浙滬一帶的文史名家建立了緊密聯系。當時，錢穆、顧頡剛、阿英、鄭振鐸等人都是“文學山房”的長期客戶。他跟著父輩們跑來跑去，為他們寄送書目，也用心記住了這些嗜書如命的著名“客戶”身上的種種細節，在細節之處向這些“大師”學習。比如，史學大家錢穆曾經趕到“文學山房”查看一批古籍，要買下時，突然發現錢沒帶夠，就讓江澄波到他家中送書。在錢穆的書桌上，江澄波看到了書籍殘頁和剪刀、糨糊，這時他才明白，原來很多“大家”都是用剪貼一些并不貴重的古書的方法在做筆記的。他也記得，有段時間，在上海、蘇州任教的歷史學家顧頡剛常常到他家買書。那時顧頡剛不喜歡買太貴的書，如果書的價格很高，他又出不起，他就會叫買得起的朋友來購買。顧頡剛對江家人抱有高度的信任和欣賞，他遷往北京，將藏書全部帶走時，也雇用了江澄波等人為他整理、打包。

每天與文人墨客、社會名流打交道，江澄波卻從來沒有因此而表現出任何驕傲。他堅持認為，自己是和父親江靜瀾一樣聽話的“老實人”，只是一個為讀者服務的書商。不過，祖父江杏溪那種活潑、機靈的性格，也會偶爾在這個“老實人”身上浮現。他曾講過一個例子：一次，江澄波發現一位舊貨店主打算按斤售賣舊書，就按照父親的叮囑，不動聲色買走了其中的八十多斤圖書，并按照廢書價格的十倍計算給了對方。實際上，他早就憑借自己的眼力看出，這八十多斤的“垃圾”中包含清初刊本的吳江人詩文集，是頗有價值的藏品。而正是這種“機靈”，讓江澄波在已經開始變得不景氣的舊書市場中發現一些經營的機會，將書店的招牌牢牢地穩住。

就這樣，“文學山房”的第三代掌門人江澄波逐漸走向成熟。日后，他那令人驚嘆的記憶力、眼力和靈活的頭腦，對待客人的熱情和周到，專業級別的古籍知識，都是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塑造出來的。有一段時期，行業已經開始遇到瓶頸，有著深厚積淀的“文學山房”依舊成為江浙滬地區的古舊書交流中心，越來越多熱愛古籍的名人，依舊會前往蘇州探訪、選書。江澄波記得，新中國成立后，李一氓曾到“文學山房”訪書，江澄波和他建立了緊密的聯系，也知道他對詩詞的精通和熱愛，二人一直保持著聯系。此外，那段時間，他也曾見到章伯鈞親自到“文學山房”購書，只是年頭太久，他已經忘記了對方購買了什么書。

1958年，蘇州市決定將轄區內的古舊書業進行經濟改組，“文學山房”變成了“公私合營蘇州市古舊書店”的一個門市部。書店不再是私產，江家人也選擇從書店中搬出。當時江澄波的祖父已經去世，他和父親以員工的身份到蘇州古舊書店繼續上班，繼續為圖書館等機構尋找古書。

兒子負責江澄波老人的飲食起居，還有上下班的接送。

一個人重啟“文學山房”

在藏書家韋力看來，除去淵博的學識，江澄波的個性也有其不凡之處，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寬容、平和。他的口述史內容詳盡、平實，很少記載大悲大喜的事件，原因倒不是因為他沒受過挫折，而是因為他不喜歡“道他人之惡”，總是盡量記住好事，忘記壞事。遇到泰山壓頂的大事，他也能平靜地接受。“他想得很開，難怪能如此長壽。”韋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比如，有一年，江澄波曾靈感突發，用不值錢的明代刻本殘頁制作了三十幾部《文學山房明刻集錦》，出售給各大圖書館。他的本意是供喜歡古籍的人接觸古籍實物，讓他們感受古書之美，也為“文學山房”賺些錢。結果有人因此舉報他“破壞文物”，他就老老實實地把沒有出售的書上交給了省里。回憶起這件事，江澄波卻并沒有記恨舉報他的人，甚至認為回收這些圖書的意見也是有些道理的，因為“這些殘本確實是文物，現在價格也很高了”。

同樣地，江澄波也平靜地接受了古舊書業的改變浪潮。20世紀50年代后期起，他以國營書店的員工身份訪書、購書、修書，幫助有價值的古籍被公共圖書館收藏，退休后也在不停地工作。時光荏苒，有一段時間，很多人已經忘記了他曾是“文學山房”的第三代掌門人。他自己也以為幾十年就會這樣過去，想不到“文學山房”還有回歸的一天。2001年，江澄波家中出現了“經濟危機”，他的女兒江娟娟從蘇州古舊書店經理的崗位上內退，大兒媳婦下崗，他雖然被古舊書店返聘，但工資也并不高。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幫助兩個孫女順利完成學業，他才決定重操舊業，再開一間舊書店。因為怕使用“文學山房”的牌子不妥，他就將“文學”二字改為“文育”，重新經營起書店。新書店換了幾個地點，才最終在鈕家巷落腳。

他更沒想到的是，和故人的緣分，居然讓他在暮年重新扛起了“文學山房”的招牌。2006年4月，江澄波的老顧客，居住在上海的作家、藏書家黃裳出現在蘇州古舊書店，希望見他一面。江澄波從“文育書房”趕去與他交談了一個小時。當時，87歲的黃裳勸說他要將“文學山房”的老店名恢復，他也把這件事記在了心里。2012年9月，江澄波終于將“文學山房”的店名恢復，當他拿到印著報道改名消息的《蘇州日報》，想著要把消息告訴黃裳時，意外地在同一個版面看到了黃裳離世的消息。那一刻，他感到“悲從中來”。黃裳是江澄波在新中國成立后結識的新藏家朋友，年輕時常到蘇州來尋訪舊書，時間長了，兩個人就形成了默契和友誼。他會幫黃裳留下新書，黃裳也會幫他收集他喜歡的郵票。在時間的累積下，他們之間的關系早已超越了書友和賣家。

其他的故人也沒有忘記江澄波。重啟“文學山房”這十幾年，網絡信息日益發達，“文學山房”在年輕人中的名氣越來越大，很多故人的后代都順著線索到蘇州尋訪，其中就包括和他有交情的李一氓的孫女等人。甚至有一天，一位從中國臺灣來的年輕人也千里迢迢地來看望他，還提到自己的外公曾經買過他的書。原來這位年輕人就是錢穆的外孫。他就這樣與故人和新人同時相逢，也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跟隨著長輩的腳步喜歡上了古書，愿意到他的店里“打卡”，他也開始感嘆這個全新的時代帶來的生機。他還是念著那一句：人和書都有自己的命運。在他看來，那些能夠活到今天，被年輕人重新看見的古書，實在是有一份“好命”。

這輩子，他看過太多古書的命運如坐過山車一般顛簸，有的一夜間價值連城，有的卻如廢紙一般被賤賣，也見證著一些古書順利地存活到今天。他見過太多故人從意氣風發變成白發蒼蒼，卻依舊會如約來到他的小店。那么，把自己比作“書船”的他，是否也完成了自己此生的愿望？沒有人知曉。在去世前的那些日子，江澄波依然每天上午九點端坐在“文學山房”的玻璃門前，等待著哪位熟悉的書友再次出現在他的面前，也不會忘記下午準時在地上撒米，投喂門口的鳥雀。99歲的他，就這樣平靜地面對著自己的命運。或許，從古書的命運中，他已經參透了“好命”和長久的真諦。

參考資料：《書船長載江南月：文學山房江澄波口述史》，江澄波口述，韋力、張穎整理，古吳軒出版社

發于2025.6.23總第1192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江澄波：“書船”遠去

記者：仇廣宇（qiuguangyu@chinanews.com.cn)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