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四大名著，若論影響面，《水滸》或者要凌《三國》而上之。試看《東林點將錄》《東漢文壇點將錄》《當代學林點將錄》《詩壇點將錄》《畫壇點將錄》《現代學林點將錄》《近代印壇點將錄》《當代文壇點將錄》《書話點將錄》等等模仿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點將錄”，自明季以來，不知凡幾，而且可以斷言，類似作品還將持續涌現。

與象牙塔煊赫無倫的小眾“紅學”相比，《水滸》自晚明成書至今，可謂一直雅俗共賞。其中關鍵，除了前述生動有序的“點將”形式外，那些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學者的面向公眾的寫作，與大眾閱讀水乳無間，極大地增益了大眾《水滸》閱讀的學術含量。明清時李卓吾、金圣嘆不必說了，最近幾年我讀過的幾種也特別讓人會心，譬如馬幼垣教授的《水滸人物之最》、虞云國教授的《水滸尋宋》、押沙龍的《讀水滸》等，都是一時之選。

可以說，人物、情節、流傳、版本、結構、心理、本事，《水滸》的各個側面、各個環節，一直不乏研究者的多維爬梳，想后出轉精，殊為不易。王學泰先生從游民視角，切入水滸江湖，可謂高屋建瓴，洞徹混沌。不僅讓人能更好地看清《水滸》門道，還能以更為闊大的視野，觀察中國傳統社會，尤其改朝換代江山鼎革時那股無法忽視的游民動力。王學泰新版的《水滸江湖：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另一條線索》，延續他《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的理論觀察，豐富并深化了他《水滸與江湖》《“水滸”識小錄》中的多個主題。對于《水滸》一書的捍格矛盾，如北方地理的混亂、某些“好漢”的面目模糊等，讀了這本《水滸江湖》，大有撥云見日的恍然。

《水滸江湖：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另一條線索》， 王學泰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譬如讀《水滸》時，招安差不多盡人難爽。可是，沒有招安，梁山泊水滸寨上那間打家劫舍的牌匾“聚義廳”，就無從改作梁山行為合法依據的“忠義堂”。“因為招安了，與皇帝確定了君臣關系，這才是主流社會認同的‘忠義’，此前的‘忠義’，不過是梁山人的自說自話。”對于梁山人來說，無論是樸刀桿棒還是發跡變泰，作為甩脫在宗法社會之外、游走在體制邊緣的群體，他們所以能扭結為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端在對平等的追求。也就是《水滸》高潮的第七十一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所描述的“兄弟”關系：“其人則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

這樣近乎理想國的狀態，當然無從落實到現實。就如王學泰所揭：“游民的人格平等在他們結合的初期可以大體上做到，但在他們的非法活動和武裝斗爭中，買賣越做越大，這就需要訂立制度來維護小團體‘工作’的順利與效率。這時往往就要強調‘兄弟關系’中‘長幼有序’的一面。慢慢地‘兄弟關系’就變為口頭的了，其實質已經是‘上下關系’了。”不然也不用分天罡地煞，還得天書排位了。那位為梁山屢立汗馬功勞的神偷時遷，就因為偷竊手段而為諸多好漢、說唱藝人當然也包括《水滸》作者所不齒，排位倒數第二，僅居于事跡性格黯淡的盜馬賊地狗星段景住之前，讓古往今來無數讀者為之叫屈。

王學泰在書中指出，梁山好漢們所追求的人格平等，僅只稱謂上實現“兄弟”，“離政治上、經濟上的平等遙遠得不可以道里計”。梁山好漢，乃至所有史上游民團體所追求的平等，在歷史上從未實現過。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不平等的災難》中憂慮：“幾乎在世界上所有地方，不平等都在快速加劇。這意味著富人尤其是那些極富之人，變得越來越富有；而窮人，尤其那些最窮的人，變得越來越窮。”消費社會中，窮人作為“不合格的消費者”，理所當然被無情擠出。不平等的社會，最嚴酷的大概是政治上嚴別貴賤，有若種姓，不得逾越。諸如宋代的官吏異途、重文輕武，將極大數量的社會成員驅趕到體制邊緣和宗法秩序之外，這當然就埋下了異日動蕩的誘因，準備了聚義的潛在力量。按照《水滸》“受天文”的神道設教名單分析，梁山好漢“按照出身或職業大體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將、手工業者、農民、商人、莊園主、其他等類。人數最多的是游民，五十余人；其次是武將，約二十人；第三是吏人，十人；勉強算農民的只有五人（阮氏三雄、解珍、解寶）”。也就是說，給水滸聚義戴上農民起義的桂冠，實在美化太多。事實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只是廣義上的游民，或者具足淪為游民的主客觀條件。真正逼上梁山者，滿打滿算，不過豹子頭林沖等寥寥數單。陳寅恪先生所謂“造極于趙宋之世”的華夏文化，不待女真蒙元外患，已深深潛伏著覆亡的內因。

《水滸江湖》涉及的內容非常豐富，其梳理江湖概念的演變、解析江湖人主體游民的迥異于宗法人的性格與思想、詳論社會邊緣人作為江湖中堅和領袖的素質，以及他們何以被邊緣化的主客因緣部分，尤其讓人心折。王學泰還特別拎出江湖人中的一個特殊階層——江湖藝人在宋代崛起的背景與作為，并斷言：“世世代代都有游民，游民旋生旋滅，除了讓人們知道曾有過干大事的陳勝、吳廣外，對后世很少有影響。到了宋代，情況不同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了江湖藝人。”江湖藝人豐富了梁山好漢們的故事，他們傳播了一套全新的話語體系，“仗義疏財”“劫富濟貧”“不義之財，取之何礙”“替天行道”等等，賦予了造反者的行為合法性。舊時江湖，各類行當多被歸金、皮、彩、掛、評、團、調、柳這明八門，意指市場擺攤，靠“口巧舌活”掙錢吃飯者。可別小瞧這幫江湖藝人，他們的經歷、見識、閱歷、交游、扮相乃至頭腦中的掌故，在關鍵時刻往往會成為旗幟信號。明末清初張岱在《陶庵夢憶》中提到多扮丑凈的彭天錫，說他“一肚皮書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機械，一肚皮磥砢不平之氣”。梅蘭芳《戲劇界參加辛亥革命的幾件事》中記述的，就包括靠改良戲劇宣傳革命的王鐘聲、收到炸彈警告而不退縮的潘月樵與夏月珊、劇團成員兼演員與革命別動隊員于一身的劉藝舟、以從事革命自命的任天知等名伶。《水滸江湖》對傳統中國社會的學術剖析之深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