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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毅品文團隊毅叔，歡迎轉發！

最近，網上流傳著一個解釋伊朗社會矛盾的“高論”，特別引人注目。這個說法是：伊朗之所以如此“擰巴”——上層神權思想濃厚，民間卻追求世俗生活——根源在于“阿塞拜疆教士集團”這個少數民族，控制了占大多數的波斯人。

簡單來說，就是“小族凌大國”，把伊朗的現狀比作了“阿塞拜疆版的滿清入關”。

這個比喻聽起來很生猛，似乎一瞬間就點透了伊朗所有問題的死穴，邏輯上好像也說得過去。但歷史和現實，真的如此簡單粗暴嗎？

如果我們不滿足于這種“一句話懶人包”，稍微再往深處探究一下，就會發現這個看似精妙的類比，可能只是一個生搬硬套的胡亂舉例，毫無事實根據。

阿塞拜疆人：是“征服者”還是“建設者”？

首先，一個基本事實：伊朗確實是個多民族國家。主體民族波斯人約占六成多，第二大民族阿塞拜疆人占近四分之一。有趣的是，全球最多的阿塞拜疆族人，其實生活在伊朗，而不是鄰國阿塞拜疆。

但這能說明什么呢？這其實是一個歷史遺留的現象，而非民族矛盾的火藥桶。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并非“外來征服者”。早在2500多年前的古波斯帝國時期，他們生活的土地就是帝國的一部分。千百年來，他們早已深度融入了伊朗的歷史進程。

尤其是在構建現代“伊朗”這個民族國家概念時，阿塞拜疆精英非但沒有缺席，反而是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他們和波斯人一樣，絕大多數信奉什葉派，這是維系國家認同的強大紐帶。除了語言和部分高加索風格的服飾，他們在文化、生活習慣上與波斯人早已高度融合，跨族通婚也極為普遍。

要說離心力，現在伊朗最不穩定的少數民族其實是東南部的俾路支人，他們在伊朗和巴基斯坦邊境地區活動，兩國都有相應的武裝組織，這才是德黑蘭真正頭疼的分裂勢力。

而阿塞拜疆人對“伊朗”的認同感，遠高于其民族身份。

一個最生動的例子，就是巴列維王朝的末代王后法拉赫·狄巴。她本人就是一位出身阿塞拜疆貴族家庭的大家閨秀。在那個伊朗全面西化、力求摩登的年代，法拉赫王后憑借其出眾的品味和優雅，成為全球時尚界的偶像，風頭甚至蓋過了許多歐洲王室。

（伊朗末代王后法拉赫，一位阿塞拜疆裔的時代偶像）

當時，整個國家為國王選后，并沒有人因為她的阿塞拜疆血統而提出任何異議。她為王朝生下兩位王子，也沒人覺得未來的伊朗國王帶有一半的阿塞拜疆血統有什么不妥。這足以說明，在伊朗主流社會眼中，阿塞拜疆人就是“自己人”。

統治集團的真相：“阿塞拜疆教士”還是“神權權貴”？

那么，“阿塞拜疆人=保守教士”的印象又是從何而來呢？

這可能要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的兩伊戰爭。當時，作為什葉派的虔誠信徒，阿塞拜疆人聚居的阿爾達比勒等地區是全國參戰最踴躍、犧牲最慘烈的省份之一，被譽為“烈士之地”。這種宗教熱情，后來被一些人引申為——阿塞拜疆人是伊朗保守主義和神權統治的鐵桿擁護者。

此外伊朗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是阿塞拜疆族和波斯族的混血，順著這個簡單的陰謀論邏輯，“阿塞拜疆教士集團控制伊朗”的說法便應運而生。

但我們不妨冷靜地盤點一下伊斯蘭革命后，伊朗真正的權力核心人物的民族背景：

革命導師霍梅尼：他的祖父來自北印度克什米爾，名字里的“印地”（Hindi）就標明了這一點。再往上追溯，其家族是“賽義德”，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這意味著他有阿拉伯血統。跟阿塞拜疆族，可以說是毫不沾邊。

現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他是這個理論最重要的“證據”，因為他確實是阿塞拜疆裔。但他的崛起，更多是因為其父是什葉派圣城馬什哈德德高望重的宗教世家，以及他作為霍梅尼忠實追隨者的政治資歷，而非他的民族身份。

歷任總統們：拉夫桑賈尼、哈塔米、內賈德、魯哈尼、以及2024年墜機身亡的萊西，全都是波斯人

值得玩味的是，2024年6月最新當選的總統馬蘇德·佩澤希齊揚，他父親是阿塞拜疆族，母親是庫爾德族。但重點是，他是一位公認的溫和改革派，長期呼吁與西方對話，改善民生。一個阿塞拜疆裔的改革派當選總統，這本身就是對“阿塞拜疆人=保守強硬”這個標簽最有力的反駁。

軍方強硬派：再看被認為是強硬派大本營的伊斯蘭革命衛隊。2020年被美國刺殺的“靈魂人物”蘇萊曼尼，是更少數的盧爾人。前國防軍司令、現任革命衛隊總司令等一眾鷹派將領，也多為波斯人。

所以你看，把伊朗的統治集團簡單粗暴地貼上“阿塞拜疆”的標簽，顯然是以偏概全，甚至可以說是“先有結論，再找證據”。這種“一滴血原則”的劃分方式，只要統治層里有阿塞拜疆裔，就都算作“阿塞拜疆集團”，未免太過牽強。

別用“歷史影射”的懶人包，替代真正的思考

這種“阿塞拜疆版滿清”的說法，之所以有市場，深層原因或許是一種我們很熟悉的思維慣性——“影射史學”。即習慣于用自己國家的歷史模板去套用到其他國家身上。在一些人眼里，外國的歷史和現實，無非是中國歷史的某個翻版。

他們關心的或許并非伊朗的真相，而是借一個遙遠國度的故事，來影射和輸出自己對某些現實問題的看法與情緒。

然而，伊朗真正的困境，并非“小族凌大國”的民族敘事。它面臨的，是更為普世性的矛盾。

其一，是階級與利益分配的矛盾。革命后形成的“教士集團”，早已演變成一個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他們通過掌控國家經濟命脈和宗教權力，形成了新的特權階層。這個階層不論民族，只論“圈子”。普通民眾，無論是波斯人還是阿塞拜疆人，都面臨著經濟凋敝、通貨膨脹和機會匱乏的困境。

其二，是神權體制與世俗化浪潮的根本性沖突。伊朗擁有一個龐大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群體。他們通過互聯網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渴望更自由、更多元、更現代化的生活。這種發自內心的世俗化追求，與國家機器強力推行的保守神權理念，形成了難以調和的張力。

說到底，今天伊朗教士集團面臨的挑戰，與半個多世紀前被他們推翻的巴列維國王所面臨的困境，本質上何其相似——都是統治者與民眾在利益和理念上的嚴重脫節。

其三，是伊朗和西方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性。伊朗的經濟問題有自身的體制問題，但更大的問題還是因為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嚴格制裁導致的經濟凋敝。伊朗很多世俗派認為投奔西方，一切就能變好，包括現任的伊朗總統也是如此認為。因此他們非常沉迷于伊朗對美國可以搞一個有尊嚴的投降。也就是他們期望能找美國再談一個伊核協議。然而美國和以色列并不允許伊朗的世俗派搞什么有尊嚴的投降。如今美以對伊朗的思路很是類似于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思路，伊朗要無核化，去武裝化，軍政界的領導層統統要換血，甚至還要追究責任蹲大牢。到時候美以才會討論讓不讓伊朗投降這個問題。伊朗要突圍，只能靠自己艱苦奮斗。所謂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對敢于進攻的敵人進行猛烈地還擊，才能凸顯伊朗本身的價值。然后找個靠譜的大哥抱大腿，繼續左右搖擺搞騎墻，結果就是現在這樣，被敵人滲透得體無完膚，然后被打得滿頭包。

事實上與其沉迷于用“民族矛盾”這個簡單的標簽來解釋一切，不如承認，伊朗的問題，是經濟、社會、宗教和國際矛盾交織下的綜合征。這或許不那么“一針見血”，但卻更接近那個復雜而真實的伊朗。喜歡本文的朋友還請多多分享轉發，大家有什么有趣見解，歡迎訂閱本號并在下方留言討論！（本文為毅叔說世界系列，感興趣的朋友，請用微信搜索公眾號：戰爭史，收看全部毅叔說世界系列原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