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務活動是公安機關履行法定職責所開展的業務與勤務的總稱，而所謂“不應該由公安機關從事承擔的各種社會公務活動”實為非警務活動。盡管?《人民警察法》對警察職權做出了?詳細規定，但公安機關肩負維護社會穩定之責，諸多社會性事務性質若轉變，就可能危及社會穩定，使得警務活動與非警務活動界限模糊，非警務活動在特定演化下極有可能轉變為警務活動。公安民警參與非警務活動的原因復雜多元，既受社會整體環境“大氣候”影響，也與地方局部狀況“小環境”相關，同時還受現行體制機制的?制約，甚至存在公安機關自身“作繭自縛”的困境。

隨著?社會高速發展，群眾法治?、維權、民主意識顯著提升，網絡興起讓眾多事件半公開或全公開。然而?，當前部分地方未完全依法治國，“人治”嚴重，不少部門仍用老辦法處理新問題，不少事靠上級機關或領導解決，作風官僚懶散、責任意識淡薄，依法行政時易失職缺位。出了問題，因問責未落實，相關部門非但??不緊張，還把難題“推”給地方黨委政府。部分地方黨委政府有“全能思維”，大包大攬，壓力巨大。公安機關實行雙重領導體制，依賴同級黨委政府，常更堅決貫徹其指令，又?因其??權力大、執行力強等優勢，且?無明確非警務活動規定，自然?成了地方黨委政府“解決問題”的主力，而?無奈的“收拾爛攤子”。

目前，警務活動與非警務活動尚無權威規定，僅有一些以文件形式下達的小范圍通知，如涉及征地拆遷等。在當前強調“服務”與“和諧”的背景下，有關部門不愿出臺相關規定，以免被指“推脫責任”。由于缺乏明確界定，公安機關、地方黨委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社會團體及群眾對非警務活動的理解大相徑庭。公安機關視為非警務的，地方黨委政府和其他職能部門可能認為是警務。更嚴重的是，群眾因缺乏明確標準，更難分辨警務活動，如警察告知求助超出職能范圍時，群眾往往難以理解。在雙重管理體制下，公安機關在無具體標準時，對非明顯非警務活動，常需按地方黨委政府“指令”執行。

民警察法》雖對警察職權作出詳細規定，但地方黨委政府在使用公安機關警力時，存在認識上的泛化。一方面，對公安機關維護社會治安穩定的職能認知有誤，認為這只是公安一家的職責，卻忽略了影響社會治安穩定的因素紛繁復雜，幾乎涉及社會問題的各個層面，且許多社會問題發酵后都可能影響社會穩定，只是程度不同。一些地方黨委政府雖認識到問題根源，卻無暇從源頭解決，只能將處置任務推給肩負維護社會穩定主要責任的公安機關。另一方面，對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的職權也存在誤解，部分地方黨委政府領導獨斷專行，將個人意愿凌駕于法律之上，把強制措施當作處理問題的手段。

當遭遇棘手難題時，部分地方黨委政府常常不假思索地將公安機關列為首選調度對象，理所當然?地?認為公安機關手握權力，服從意識相較于其他行政機關更強，是一支既能高效執行任務、又能妥善處理事務，且不會敷衍塞責、推諉扯皮的隊伍，還能暫時壓制突出問題。目前，公安機關的執行力與威懾力在處理某些事件時仍能發揮一定作用。但伴隨法治?建設推進，社會問題終需依靠社會自身解決。若地方黨委政府仍迷信公安機關的震懾與執行能力，企圖“包打天下”，頻繁依賴警察解決社會問題，而不從根源上通過正規途徑處理，只會令?矛盾隱患與怨恨情緒不斷累積，最終可能引發難以挽回的后果。

拋開“110”對外承諾利弊的爭議，在當時社會環境下創立兼具報警與服務功能的警務運行模式，堪稱超前之舉。實踐表明，“110”提升了公安機關的快速反應力、工作效率，改進了工作作風，也成了全國認知度極高的“品牌”。但如今，“110”承擔的不只是警務活動，因其“有求必應，有難必幫，快捷方便”，群眾遇難事便首選它，很少考慮該由哪個部門處理。警務活動被社會事務所取代，公安機關承擔了大量非警務活動，基層派出所付出難以估算的警力精力。作為職能部門，公安機關卻承擔了遠超職能的工作量，“110”定位似“政府熱線”更恰當，可目前僅公安機關承擔其職責，這也是其非警務活動增多的根源之一。

為?減少與?避免警察參與非警務活動，需樹立慎用警力、歸口處理、責任嚴究三種意識，謹慎調度使用警力，避免推諉責任；減少“怕事”“人治”“怕說”現象，依法依程序處理問題，聽取各方意見，調動職能部門能動性，公安機關領導應積極匯報非警務活動危害；建立確定非警務活動內容及標準界定、社會問題管理和應對處置、“110”社會公共服務各部門聯動三項機制，明確職責，讓基層民警有據可依，充分發揮各職能部門優勢；把握政治優先、國家優先、法律優先三個原則，堅決抵制非警務活動，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嚴格遵守法律法令，維護法律公平正義，筑牢社會公平正義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