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語境里，書生之見與婦孺之見其實沒有明顯的區別，無論是廟堂之上的辯論，還是街頭巷尾的人頭攢動，否定一個人的觀點用上任意一種都可以達成氣勢上的威壓，算得上是“男女平等”實現的吊詭現實一種。令人覺得疑惑的是，自古以來，書生多是年輕的男性，在他們尚未取得功名之時，他們的滔滔不絕常被社會所輕視，他們被認為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理論派，他們被認為欠缺男子氣概只會于歌臺舞榭之間淺斟低唱。而今，他們的后輩們似乎也遭遇著來自現代的困境，虎撲、NGA等男性為主的社交平臺言論常被更大的輿論力量指稱為“直男癌”，當文弱書生不再需要金榜題名，而是一個個落座于寫字樓的鴿子籠，或是加入風里來雨里去的騎士隊伍，一個個“困男”接踵而至，躲在角落里抱團取暖，洞穴外是上野千鶴子們鋪天蓋地的宣發，一旦“還手”就是“厭女”。

《文弱書生》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一種救贖之道，如果不愿意蹲在角落里自怨自艾，此書還是可以給男性讀者帶來全新的啟迪的。作者宋耕所關注的書生群體看似是具象存在的歷史群體，實則是一種被想象出來的概念，“男性氣概”在中國歷史語境里是無處不在卻又無跡可循的微妙存在。仔細想來，廿四史中可以和現代“男性氣概”等量齊觀者，區區數人而已（比如楚霸王項羽）。更多的青史留名者，都有著共同的歷史人設，寒窗苦讀，負笈趕考，或是一朝中舉天下知，或是落榜書生受盡冷眼。穿插在全書中的線索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西廂記》，通過對張生形象的闡釋與結構，一個被塑造出來的書生形象躍然紙上，虛構故事里的投射實際上將“書生-王權”的伴生關系揭露出來，如果沒有登科及第的“授權”，那么書生就是弱勢的男性，好比張生若是沒有能夠借兵的好兄弟，他就沒法和崔鶯鶯擁有Happy Ending。

日本光榮游戲中的陸遜形象

在成書于明代的《三國演義》中，這樣的文弱書生形象也很能佐證宋耕的結論。荊州失陷，劉玄德興兵雪恨，這邊是東吳孫權感慨周瑜、魯肅、呂蒙先后亡故，無人能夠力挽狂瀾。對于大臣舉薦的陸遜，軍中的老將們十分不滿，把未來的東吳丞相稱為“書生”，在這點上他們的對手已經“嚇死”曹操、呂蒙的關羽也有同感，他在生前得知陸遜接替呂蒙時，大呼孫權糊涂，任用“黃口孺子”。從小說的戲劇性而言，這種欲揚先抑的寫作手法確實吊足了讀者的胃口，但看猇亭營燒七百里，一代將星閃耀登場，這種反差感像極了被蕭何追回的韓信，在拜將臺上被劉邦授予印信，引得漢軍高層惶恐震動。但是讀者可能不會發現，陸遜在出任都督之時已經39歲（網絡中已是“老登“的年齡），和影視劇、游戲世界里那面若冠玉、唇紅齒白、意氣風發的書生形象截然相反，這位在揚州討伐山越十多年的將領非但不懦弱，相反老成謀國，是久經沙場的宿將。陳壽在《三國志》中只為兩位人臣單獨立傳，其一是蜀漢丞相諸葛武侯，再者便是這位被冠以“文弱書生”的東吳丞相陸遜，足見二人分量之重。

宋耕的論述里，“文弱書生”“才子”這類形象與其說是中國前現代的男性氣概，不如說是一種“虛構”，封建王朝為了士人們的忠誠、天下的太平，必須對諸葛亮、陸遜這種能夠達成出將入相成就的男性做一種“無害化”的處理，從這個角度來看，諸葛亮在《三國演義》里被描繪成一個法術高強的道人似乎也是合理的，畢竟明人站在歷史的下游，只有將通天的法力賦予武侯本人，他匡扶漢室的偉業在當時的語境里才能成立。

《長安的荔枝》中的雷佳音

在最近登上熒幕的《長安的荔枝》中，小吏李善德似乎也有這樣的二面性，在原著中，李善德被賦予采摘荔枝的特殊使命，其間目睹唐王朝盛世下的危機四伏，王權、官僚機構的層層加碼，讓這個原本只想在長安買棟宅子的基層官吏苦不堪言，最終走上了類似《半澤直樹》的道路，試圖清算甚至復仇。影視改編的點睛之筆，或許是對于男主人的選角，“大頭”雷佳音極其擅長出演這種表面庸碌、俗常，但又善于豹變的男性形象。比如《超時空同居》里的陸鳴和諜戰劇《和平飯店》的王大頂。在《我的前半生》中，他扮演的陳俊生是近些年不可多得的“窩囊廢”形象，完美迎合了影視劇“女強男弱”的風潮，陳俊生的窩囊、首鼠兩端如此鮮活，甚至在表現力上搶走男主角靳東的風頭，深入人心且頗得女性擁躉的追捧。“窩囊廢”實際是“文弱書生”的現代演變，作家、編劇們善于把這一類男性形象限制在家庭、職場的狹小場域里，通過老板、老媽、老婆一眾形象為他們施加壓力，他們所承受的家人指責、期待，承受鄰里“小男人”（這里尤指上海男性）的蔑稱，與困在寺里備受崔母鄙夷的張生沒有什么區別。

而在《男性的衰弱》一書中，英國的格雷森·佩里提供了與“文弱書生”大相徑庭的男性主義反思。“男子與男性氣概問題，其實與我們面臨的很多全球性的重大問題息息相關。有時，我看電視上的晚間新聞時會想，世界上的所有問題都能歸結到一個病根：有Y染色體的人的行為。”就像從歷史History的詞源來分析，歷史好像從來都是男性書寫的一樣，他的洞察以及對西方男性氣概的分型（權力-表現-暴力-情感）確實不無道理。在著名犯罪側寫師約翰·道格拉斯所著《變態殺手》中，他這樣表述到，大多數惡性犯罪、連環殺手都是男性，引申佩里的觀點，擁有Y染色體的生物，天生就被賦予了對暴力、權力的渴望，這種傳統、僵硬的男性氣概要求，確實會引發矛盾、沖突，進而左右、改變歷史的進程，影響整個人類。

這或許是現代“困男”的一種張力，一方面傳統的男性氣概（無論中外）確實已經跟不上社會的演化方向，另一方面大部分男性其實處在于一種“無力”和“無感”的狀態里，誠如佩里所言，女性在性別問題上的強勢來自于她們被壓抑得太久，但是身為“困男“，還是要去思索對策，現實總是局促的條條框框，文學藝術的創作或許可以帶來一些啟示。

青年小說家魏思孝在小說《余事勿取》中講述了一個悲傷的故事，在本文的討論中可以看作是一種對“文弱書生”的反抗，來自山東的普通農民游走于城市與鄉村的裂隙，徘徊于欲望與現實的掙扎中，最終選擇赴死。當然，小說想要呈現的或許是底層男性的困境，但其實指涉的群體不僅是衣衫襤褸者，那些衣冠楚楚出入高檔寫字樓的白領們何嘗不會在夢里、在廁所的單間里、在停車場忽明忽暗的燈光中，暢想一次出奔，逃離現實生活的桎梏，哪怕黃歷上寫的是“余事勿取”（啥都別干）。魏思孝奔放、恣肆甚至略帶粗俗的筆法文風，塑造了當下文學想象中少見的男性形象。只有生生世世都無比高貴、美貌的夜華們和舉手投足都寫著“有錢”的霸總們和《余事勿取》中的男性形象相彌合，我們才會得到一個更為真實、復雜的中國男性形象。

通過《文弱書生》來反思男性氣概本身，實際是一種幾乎科幻的體驗，科幻小說的意義在于身在當下，如何想象、思索更好的可能，如果傳統的男性想象是一種虛構，它內在的合理性，已經孕育它的社會背景必須是我們視域中的前置問題，娛樂或許會帶來爽感，但是無助于統合、平衡如火如荼的社會思潮。

今年早些時候，我前往閩北的山區，在那些安逸祥和的小鎮里，修建了不少現代化的展覽館，當地的文旅部門使盡渾身解數展現當地的民俗、文化、淵源。但是，看完之后仍舊陷入了一種思索，那便是男性的歷史仍舊是展館內的主菜，哪怕這位歷史人物在歷史上名聲狼藉，他也定是當地的鄉賢。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此間山水里的竹排漂流并不是男性的專利，美好的丹霞風光里是女船家的嫻熟技藝，是舞動在鄉間的儺戲、龍舞，積習的沉重壓制不僅僅針對無處言說、無人言說的女性，同樣針對史冊上籍籍無名的“困男”們，時代不僅僅呼喚新女性，同樣在深情地召喚新男性，一群向“文弱書生”“才子佳人”范式揮別的新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