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和女婿在墻壁上貼著幾張識字圖畫，不滿三歲的小外孫按圖索文，給我表演：白菜、茄子、汽車、火車、解放軍、農民……

1950年春節過后的一天晚上，在那盞祖傳的清油燈下，父親把一支毛筆和一沓黃色仿紙交到我手里：“你明日早起去上學。”我拔掉竹筒筆帽兒，是一撮黑里透黃的動物毛做成的筆頭。父親又說：“你跟你哥伙用一只硯臺。”

我的三個孩子的上學日，是我們家的慶典日。在我看來，孩子走進學校第一步，認識的第一個字，用鉛筆寫成的漢字第一畫，才是孩子生命中光明的開啟。他們從這一刻開始告別黑暗，走向智慧人類的途程。

我們家木樓上有一只破舊的大木箱，亂扔著一堆書。我看著那些發黃的紙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問父親：“是你讀過的書嗎？”父親說是他讀過的，隨之加重語氣解釋說：“那是你爺爺用毛筆抄寫的。”

我大為驚訝，原以為是石印的，毛筆字怎么會寫到和我的課本上的字一樣規矩呢？父親說：“你爺爺是先生，當先生先得寫好字，字是人的門臉。”在我出生之前已謝世的爺爺會寫一手好字，我最初的崇拜產生了。

父親的毛筆字顯然比不得爺爺，然而父親會寫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夾著一卷紅紙走進院來，父親磨墨、裁紙，為鄉親寫好一副副新春對聯，攤在明廳里的地上晾干。

我瞅著那些大字不識一個的村人圍觀父親舞筆弄墨的情景，隱隱感到了一種難以言說的自豪。

多年以后，我從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準備和寫作《白鹿原》的六年時間里，每到春節前一天后晌，為村人繼續寫迎春對聯。每當造房上大梁或辦婚喪大事，村人就來找我寫對聯。這當兒我就想起父親寫春聯的情景，也想到爺爺手抄給父親的那一厚冊課本。

我的兒女都讀過大學，學歷比我高了，更比我的父親和爺爺高了（他們都沒有任何文憑，我只有高中畢業）。然而兒女唯一不及父輩和爺輩的便是寫字，他們一律提不起毛筆來。村人們再不會夾著紅紙走進我家屋院了。

禮拜五晚上一場大雪，足足下了一尺厚。第二天上課心里都在發慌，怎么回家去背饃呢？五十余里路程步行，我十三歲。最后一節課上完，我走出教室門時就愣住了，父親披一身一頭的雪迎著我走過來，肩頭扛著一口袋饃饃，笑吟吟地說：“我給你把干糧送來了，這個星期你不要回家了，你走不動，雪太厚了……”

二女兒因為誤讀俄語，補習只好趕到高陵縣一所開設俄語班的中學去。每到周日下午，我用自行車帶著女兒走七八里土路趕到汽車站，一同乘公共汽車到西安東郊的紡織城，再換乘通高陵縣的公共汽車，看著女兒坐好位子隨車而去，我再原路返回蔣村——正在寫作《白鹿原》的祖屋。我沒有勞累的感覺，反而感覺到了時代的進步和生活的幸福，比我父親冒雪步行五十里為我送干糧方便得多了。

我不止一次勸告女兒和女婿，別太著急了，孩子三歲還不到，你教他認什么字嘛！他現在就應該吃飯、玩耍甚至搗蛋，才符合天性。女兒和女婿說現在人對孩子智商如何如何開發，及至胎兒。我便把我賭上去：“你爸爸八歲才上學識字，現在不光寫小說當作家，寫毛筆字偶爾還賺點潤筆費哩！”

父親是一位地道的農民，比村子里的農民多了會寫字會打算盤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勞作的空閑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讀古典小說和秦腔戲本。他注重孩子念書學文化，他賣糧賣樹賣柴，供給我和哥哥讀中學，至今依然在家鄉傳為佳話。

我供給三個孩子上學的過程雖然也頗不輕松，然而比父親當年的艱難卻相去甚遠。從做私塾先生的爺爺到我的孫兒這五代人中，父親是最艱難的。他已經沒有了做私塾先生的爺爺的地位和經濟，而且作為一個農民也失去了對土地和牲畜的創造權利，而且心強氣盛地要拼死供給兩個兒子讀書。

他的耐勞他的勤儉他的耿直和左鄰右舍的村人并無多大差別，他的文化意識才是我們家里最可稱道的東西，卻絕非書香門第之類。

這才是我們家幾代人傳承不斷的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