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的經濟話語體系中，國有企業始終是一個充滿爭議議題。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無論是對國企的激烈批評，還是充滿熱忱的辯護，許多流行的論述都建立在謬誤之上。

這些觀點或因情感宣泄而失之偏頗，或因理論錯配而隔靴搔癢，最終都未能觸及問題的本質。

這篇文章的初衷，并非為國企的現狀進行辯護，恰恰相反，它旨在通過更為嚴謹的經濟學邏輯，對流傳于市場的多種關于國企的錯誤看法進行系統性的澄清。

我們看到，一些批評者將矛頭指向了錯誤的靶子，導致其批判軟弱無力，無法形成真正的思想沖擊；而另一些維護者所依賴的理論，則在邏輯上漏洞百出，顯得荒謬不堪。

為了構建一個更有意義的討論框架，我們必須首先清理這些思想的瓦礫。

本文將首先剖析并反駁一系列關于國企的流行錯誤觀念，它們包括：

1、國企并非“國有”，實為“官有”

2、搞國企就是搞計劃經濟，因此當代中國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體

3、國企憑借國家授予的壟斷牌照，輕松攫取了超額壟斷利潤

4、以中石油、中石化為代表的能源國企，通過壟斷高油價，實質上是在向全民征稅

5、國企是一種“福利制度”,承擔了巨大的社會責任，例如為偏遠農村鋪設移動網絡，為貧困山區修建鐵路，這些是私營企業不愿也無法做到的。

國企不是“官有”，而是“公地悲劇”

在眾多對國企的批評中，“國企官有論”無疑是最具傳播力的一種。

這種觀點認為，國企名義上歸“全民所有”，但實際上被各級官員所控制和支配，因此與其說是“國有”，不如說是“官有”。

這種說法之所以流行，因為它直觀地將國企的種種弊病——腐敗、浪費、裙帶關系——歸咎于一個具體的人格化主體：官員。

這似乎為有些民眾的憤怒找到了一個清晰的宣泄口。

然而，這種看似深刻的洞察，實際上卻是一種理論上的懶惰，它誤解了問題的根本性質。

將國企簡單地定義為“官有”，無異于將其視為官員們的“私有財產”。但這個論斷只要稍加推敲，便會暴露出其內在的矛盾。

如果國企真是官員的私有財產，那么他作為“所有者”，必然會像任何一個私營企業家一樣，對企業的長期發展和資產增值抱有最深切的關懷。

一個真正的老板，會不顧一切地掏空自己的公司，搞垮自己的核心資產嗎？

顯然不會。

他的身家性命、財富傳承都與企業的興衰榮辱緊密相連。

可現實中我們看到的國企景象卻截然不同。

官員在國企領導崗位上的任期通常是有限的，短則三五年，長則亦不過十年八載。他們的職業生涯軌跡是“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

在這種制度安排下，一個理性官員的最優策略是什么？

不是將企業視作自己的終身事業去精心培育，而是在有限的任期內，最大化地攫取個人利益。

這些利益可以是看得見的金錢賄賂，也可以是看不見的政治資本、人脈網絡、為子女親屬安排的優渥職位等等。

至于企業的長期戰略、技術革新、核心競爭力，這些需要數十年才能開花結果的投入，對于一個任期有限的“代理人”來說，遠不如一份亮眼的短期財務報表或一個能博得上級賞識的“形象工程”來得重要。

因此，我們看到一種屢見不鮮的常態：官員在任上通過各種手段“搞錢”，或進行不計后果的瘋狂擴張，留下巨額債務，或干脆監守自盜，最終在離任前或離任后，企業陷入困境甚至被搞垮。

這恰恰證明了他們并未將國企視為“自己的”財產。

他們對待國企的方式，更像是一個租客對待租來的房子——只在乎居住期間的舒適與便利，至于房子的老化、管道的堵塞、墻體的裂縫，那是房東才需要操心的事情。、

更準確的理論模型，是經濟學中著名的“公地悲劇”。

國企就是一片產權虛置、向所有人“開放”的公共草場。在這片草場上：

高層領導（官員），如同被臨時指派看管草場的牧羊人，他們的激勵不是保護草場的可持續發展，而是趁著看管期間，讓自己的羊（個人利益）吃得最多、最肥。

中層干部，則像草場上的小頭目，他們一方面要執行上級命令，另一方面也利用手中的權限，為自己和親信圈占一塊肥美的草地，大搞部門利益。

普通職工，在缺乏明確所有者監督和有效激勵機制的環境下，其理性選擇也是“搭便車”?！安磺笥泄Γ鬅o過”，在“鐵飯-碗”的庇護下，最大限度地減少勞動付出，同時盡可能多地享受企業提供的工資、福利、補貼等各種“羊毛”。

在這個多方參與的“薅羊毛”盛宴中，每個人都從“公地”中攫取著好處，但沒有人對“公地”的未來負有真正的、最終的責任。

因為產權是“公共的”，所以收益被個人化，而成本則被社會化。

當草場的草被啃食殆盡，土地開始沙化時，所有人都會成為最終的受害者，但這并不能阻止悲劇的發生，因為對于每一個獨立的參與者而言，克制自己并不能保證他人也會克制，最終自己只會“吃虧”。

所以，“官有論”的錯誤在于，它將一個系統性的制度缺陷，簡化為個別群體的道德敗壞。

它錯誤地暗示，只要換一批“好官”，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甚至在說，只要改一種方式，就能存在真正的全民所有的國企。

但“公地悲劇”的邏輯告訴我們，問題的根源在于產權的缺位。

只要國企的產權仍然是虛置的“全民所有”，那么無論誰來當這個“官”，他所面臨的激勵結構都會驅使他做出短期化的、掠奪性的行為。

因此，對國企的深刻批判，不應停留在指責“官”的層面，而應直指“公”這個產權制度本身。

國企不是計劃經濟，而是扭曲的市場參與者

另一個廣為流傳的觀念是，將國企與計劃經濟劃上等號。

許多人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被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因為存在著龐大的國企部門，這代表了計劃經濟的“遺骸”或“成分”，因此中國經濟是“計劃”與“市場”的某種結合體。

這種看法同樣是對經濟學基本概念的誤讀。

要辨析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清晰地定義什么是“計劃經濟”。

計劃經濟的核心特征，并非僅僅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而是 價格機制的廢除與經濟計算的喪失 。

在一個真正的計劃經濟體系中，不存在由供求關系決定的、能夠傳遞稀缺性信息的自由市場價格。

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如何生產、為誰生產，這一切都由中央計劃當局通過行政命令來決定。由于沒有資本品（如機器、廠房、原材料）的市場價格，計劃者無法進行理性的經濟計算。

他們不知道，用一噸鋼材去造一輛拖拉機，還是去修一座橋，哪一個更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哪一個在經濟上更“劃算”。

這種“計算之不能”，是計劃經濟必然導向資源錯配、效率低下和最終崩潰的根本原因，這也是米塞斯在20世紀初就提出的深刻洞見。

現在，我們再來審視當今中國的絕大多數國企。它們是在一個怎樣的環境中運作的？

它們需要從市場上購買原材料、能源和勞動力，這些生產要素大多具有明確的市場價格。

它們生產出的產品或服務，絕大部分也需要在市場上銷售，面臨著來自其他國企、民企乃至外企的競爭，其售價也必須遵循市場規律（即使在壟斷行業，其定價也受制于用戶購買力、替代品威脅和政府管制等因素）。

更重要的是，現代國企被要求以 利潤 作為其核心考核指標之一。

“利潤”這個概念的出現，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的產物。

利潤是企業家才能的報酬，是衡量資源配置是否有效的信號。

一個企業能夠盈利，意味著它投入的資源價值，低于它產出的產品或服務的市場價值，這說明它為社會創造了凈價值。

反之，虧損則意味著它在毀滅價值。

因此，一個以利潤為目標、在價格體系中進行成本收益核算的企業，無論其所有權歸屬如何，其行為模式就已經被納入了市場經濟的范疇。

它必須進行經濟計算，否則連一張基本的財務報表都無法制作。

從這個意義上說，絕大多數國企并非計劃經濟的產物，而是市場經濟中的一員。

它們的問題，不在于它們是“計劃的”，而在于它們是“國有的”。

正是這種所有權性質，導致了它們在參與市場競爭時行為的扭曲。

正如前文所述，“公地悲劇”使得國企的經營目標變得異常復雜和混亂。

它不僅要追求利潤，還要承擔穩定就業、執行產業政策、維護社會穩定等諸多非經濟目標。

這使得它的經濟計算常常被政治考量所干擾和壓倒。

所有者（全民）的缺位，導致其內部激勵機制失靈，無法像私營企業那樣敏銳地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也無法有效地控制成本、鼓勵創新。

當然，我們也要承認，在某些特定領域和特定時期，國企確實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

例如，改革初期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中國鐵路總公司（現國鐵集團）。

那時的鐵路，其首要任務是服務于國家戰略和普遍服務，票價被長期壓制在極低的水平，完全不反映成本，運營嚴重依賴國家財政補貼，負債累累。

這種不以盈利為目的、不按市場規律定價的運營模式，確實更接近計劃經濟的邏輯。

然而，近年來隨著高鐵的建設和市場化改革的推進，鐵路系統也開始越來越多地考慮線路的盈利能力，實行差異化定價，這本身就是向市場經濟性質的靠攏。

一旦開始嚴肅地考慮利潤和虧損，那就不能再簡單地稱之為“計劃經濟”了。

甚至中國的國營醫院，是世界上最為成功的醫療企業之一，因為無數國家對醫療的管制嚴重，讓中國的國企醫院哪怕在所有者缺位的情況下，也保有了追求利潤的動力，從而爆發出遠超西方各國的醫療生產力。

這讓中國的消費者的醫療可得性，不低于發達國家。

因此，將國企等同于計劃經濟，是一種標簽化的、不精確的分析。

這會讓我們誤判中國經濟的真實圖景，也會讓我們找錯國企改革的藥方。國企的問題，不是要讓它從“計劃”走向“市場”——因為它早已身在市場之中——而是要解決其因所有權虛置所引發的根本性頑疾： 所有者缺位下的激勵扭曲與效率喪失 。

國企壟斷的真相是低效而非暴利

“國企壟斷暴利論”是社會上另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

人們普遍認為，在石油、電信、電力、銀行、煙草等關鍵領域，國企憑借國家授予的一紙壟斷牌照，便可以高枕無憂，坐享其成，輕松賺取遠超市場平均水平的超額利潤。

這種看法符合普通人的直覺：既然沒有競爭，當然可以隨意定價，利潤豈不滾滾而來？

這種直覺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 獲得壟斷地位和實現壟斷利潤是兩回事 。一塊壟斷牌照，僅僅是賦予了企業在該領域排他性經營的“資格”，但這塊牌照本身并不會自動變出錢來。

要將壟斷地位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利潤，企業仍然需要進行有效的經營管理、成本控制和資本運作。

而這恰恰是國企的“阿喀琉斯之踵”。

我們不妨用一個簡單的反證法來審視這個問題。

如果壟斷牌照真的等于印鈔機，那么坐擁中國幾乎所有戰略性、基礎性產業壟斷地位的國企，其整體盈利能力應該極其驚人。

但現實數據卻給出了一個截然相反的答案。

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高達數百萬億人民幣，這是一個天文數字。

然而，這些龐大的資產每年實際上繳給國家財政的利潤，卻往往只有區區數千億（近年數據略有波動，但數量級基本如此）。

為了更直觀地理解這個回報率有多么低下，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類比。假設你擁有價值一億元的資產（例如房產、股票、存款等），但這些資產每年只能為你帶來十萬元的回報。

這意味著你的年化資產回報率僅為千分之一（0.1%）。

這個回報率，不僅遠遠低于任何一個正常的商業投資，甚至連把錢存入銀行吃活期利息都不如。

如果你能將這一億元資產變現，哪怕只是存入銀行購買最保守的定期存款或理財產品，按照3%的年利率計算，每年的利息收入也能達到三百萬元。這個數字，是你原先回報的三十倍！

這個簡單的計算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

從整體上看，國企所掌控的巨額社會資本，其運作效率是極其低下的。 這數百萬億的資產，如果能夠從國企手中解放出來，交由市場上更有效率的經營者（例如私營企業）來管理，或者干脆清算后返還給社會，它們所能創造的財富和價值，將是現有水平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

國企的壟斷，非但沒有帶來普遍的“暴利”，反而造成了整個社會層面巨大的資本浪費和機會成本損失。

我們再來看一些具體的例子。

中國鐵路總公司，獨家經營著全國的鐵路網絡，這無疑是交通運輸領域最強大的壟斷者之一。

但它賺錢了嗎？多年來，國鐵集團一直背負著數萬億的巨額債務，許多線路常年虧損，需要依靠貨運和高利潤線路的收入以及政府補貼來維持運轉。

再比如，許多地方性的城市公交、供水、燃氣等國企，同樣是區域內的壟斷者，但盈利狀況普遍不佳，很多都需要財政“輸血”才能生存。

作為對比，我們不妨看看私營部門的佼佼者。

以騰訊為例，其資產規模在1.5萬億人民幣左右，但一年的凈利潤就能達到兩千多億人民幣的級別。

騰訊的資產回報率，是整個國企體系的幾十倍。

這背后反映的，正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組織效率和創新活力。騰訊必須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斷滿足消費者，才能生存和發展；而國企則在壟斷的“溫室”中，因其“公地悲真劇”的內在邏輯，滋生了大量的臃腫、浪費和尋租行為，最終將壟斷帶來的潛在利潤空間消耗殆盡。

至于像中石油、中石化這樣的能源巨頭，它們的高油價確實讓消費者感到“肉痛”，但這是否等于它們攫取了暴利呢？

實際上，國內成品油價格中包含了極高比例的稅費，如消費稅、增值稅、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等，這些稅費占據了最終零售價的近一半。

兩大石油公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代征代繳”角色。

剔除稅收因素后，其自身的凈利潤率在全球同類大型石油公司中并不算高，有時甚至偏低。

它們的問題同樣在于運營效率、管理成本和非經濟性負擔過重。

因此，結論是清晰的： 國企的壟斷，其主要后果不是創造了令人艷羨的超額利潤，而是通過低效率的運營，造成了社會資本的巨大固化與毀滅。

迷信“壟斷暴利論”，會讓我們忽略國企對整個經濟體更深層次的拖累，即資本配置效率的嚴重扭曲。

國企“福利”的代價

很多人承認國企效率不高，但他們認為，國企的存在價值恰恰在于其承擔了私營企業不愿承擔的社會責任，扮演了“國家福利”提供者的角色。

這種觀點極具說服力，因為它訴諸于我們“看得見”的經驗。

我們確實看到了，在許多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偏遠鄉村，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的信號塔頑強地矗立著，讓那里的居民也能連接上互聯網；

我們確實看到了，造價高昂、客流稀少的高速鐵路，穿越了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將它們接入了國家路網主動脈；

我們還看到了國家電網的電線，翻山越嶺，將光明送到了最后一個無電村。這些工程宏偉、感人，它們的存在似乎雄辯地證明了國企的不可或替代性。

“你看，如果是私企，純粹為了賺錢，他們會做這些虧本買賣嗎？”

這是最常見的辯護詞。

這種基于“看得見”的成就的論證方式，在經濟學上被稱為“破窗謬論”的變種。它只計算了行動帶來的直接、可見的收益，卻完全忽略了其背后間接的、不可見的成本。

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曾精辟地指出：“一個壞的經濟學家，僅僅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見的后果，而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卻能同時權衡可以看得見的后果和那些只能通過推測才能看得見的后果?！?/p>

那么，當我們用“好的經濟學家”的眼光來審視國企的“福利”工程時，那些“看不見”的東西是什么呢？

第一，看不見的是被犧牲的機會成本。

建設這些“福利工程”的錢從哪里來？并非憑空產生，而是通過稅收、國有資產劃撥、國家政策性貸款等方式，從社會中抽取的稀缺資本。

這數萬億被用于修建偏遠地區鐵路、基站和電網的資本，如果留在民間，如果被投向市場，它們本可以用來做什么？

它們本可以被用來滿足城市里成千上萬消費者更為迫切的需求：更優質的教育資源、更可及的醫療服務、更清潔的城市環境、更具創新性的產品和服務。

它們本可以被充滿活力的民營企業家用來投資新的技術、擴大生產、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它們本可以形成千萬個小額貸款，支持無數個小微企業主實現他們的創業夢想。

這一切，都是因為資本被國家意志強行調配到那些政治上正確、但經濟上回報極低甚至為負的項目上，而 未能發生 的繁榮景象。

我們看到了大山里的鐵路，卻看不見本應出現在城市近郊的、能夠服務更多人的現代化醫院；我們看到了雪山上的信號塔，卻看不見本應誕生在某個車庫里的、可能改變世界的新興科技公司。

這“看不見的”損失，是對社會整體福祉的巨大侵蝕。

第二，看不見的是對個人選擇權的扭曲。

國企的“福利”模式，其背后隱藏著一個未經審視的假設：即生活在偏遠、經濟落后地區的人們， 應該并且必須 留在原地。

于是，國家花費巨大的代價，將現代化的基礎設施“輸送”進去，試圖在原地復制一個現代化的生活環境。

但這真的是唯一且最佳的路徑嗎？

我們為什么不反問一句： 人們為什么還要繼續生活在大山里呢？

許多偏遠山區，由于其地理環境的限制，天然不具備發展現代經濟的比較優勢。強行用外部資源去維持當地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種違背經濟規律的行為，其成本極高，且不可持續。

一種“看不見的”、但可能更人道、更經濟的替代方案是： 幫助人們走出來 。與其花費上百億修建一條幾乎無人乘坐的鐵路通往大山，不如減少稅收，讓企業多招工，開放土地，讓大山里的農民可以在離城市近一點的地方生活。

讓人們能夠用腳投票，自由地遷徙到那些能夠為他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更高收入和更美好生活前景的地方。

這不僅能從根本上改善他們的生活，還能讓勞動力資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繁榮。

強行用基礎設施把人“留”在經濟洼地，實際上是一種溫情的“固化”。

它看似提供了福利，實則剝奪了人們通過遷徙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它讓人們對外部的“輸血”產生了依賴，而削弱了他們自力更生、融入主流經濟體系的動力。

我國政府對于大涼山的扶貧可以說是不遺余力，但這個地方依然貧困。

出來送送外賣呀，但不出來，才有補貼，為什么要出來？

這“看不見的”對人類追求幸福的自由選擇權的束縛，是國企“福利”模式最深刻的代價之一。

因此，當我們為那些“看得見的”宏大工程而贊嘆時，我們必須保持經濟學家的冷靜與審慎。

我們必須追問，為了這“看得見”的一，我們犧牲了“看不見的”九十九。國企扮演的“福利”角色，其本質是一種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大規模的資源錯配。它用犧牲社會整體效率和更廣泛民眾福祉的代價，去實現某些特定的、具有政治表演性質的目標。

這并非真正的福利，而是一種昂貴的幻覺。

結論

至此，我們已經從多個層面剖析了關于國企的流行迷思及其所謂的“福利”功能。

然而，所有的討論——無論是關于“公地悲劇”的效率損失，還是關于“看得見與看不見”的資源錯配——仍然在某種程度上停留在功利主義的計算層面。

要對國企這一制度進行最根本的評判，我們需要上升到哲學和倫理的高度，拷問其存在的正當性本身。

討論國企的“效率”高低，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落入了圈套。

因為問題的核心，根本不在于國企能否“管理得更好”或者“變得更有效率”，而在于 國有產權這種形式本身，在道德上和邏輯上就是站不住腳的 。

首先，財產的合法性源于何處？源于個人的創造、勞動和自愿的交換。

一個人通過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將無主的自然資源轉化為有價值的商品，他就獲得了對該商品的正當所有權。

之后，他可以通過與他人進行和平、自愿的交易，來轉讓或獲得財產。私有產權制度，正是對這一基本人權的確認和保護。

而國家，作為一個組織，它本身并不從事生產和創造。

它獲得資源的方式，并非通過市場上的自愿交換，而是通過其獨特的強制權力—— 稅收 。

稅收，無論其名目多么動聽，其本質都是對私人財產的非自愿性征用。

因此，由稅收資金建立和維持的國有企業，其資產的原始來源就帶有根本性的瑕疵。

國企所支配的每一分錢、每一臺機器、每一寸土地，追根溯源，都來自于對個體生產者財富的強制剝奪。

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國企并非一個正常的“企業”，而是國家強制力在經濟領域的延伸。

它不是市場經濟中與其他參與者平等博弈的一員，而是一個含著“強制”金湯匙出生的特權實體。

它參與市場競爭，本身就構成了對其他私營企業的不公平。

私營企業必須通過滿足消費者來賺取每一分錢，而國企則可以依靠持續的財政“輸血”（即源源不斷的稅收）來彌補其虧損，這使得真正的市場競爭從一開始就被扭曲了。

所謂“全民所有”，是一個邏輯上自相矛盾的虛構概念。

真正的“所有”，必然意味著所有者擁有對其財產的最終處置權——使用的權利、獲益的權利和轉讓的權利。

請問，作為名義上“所有者”的你我，能否自由地出售自己所“擁有”的中石油的“股份”？能否決定寶鋼應該生產什么規格的鋼材？能否將自己在那片“公地”上的權益變現？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當一項財產被宣布為“人人所有”時，其結果必然是“無人所有”。

它最終淪為由一小撮官僚和管理者實際控制的工具，而他們，如前所述，并不對財產的損益負最終責任。

因此，國企的根本問題，不是腐敗，不是低效，也不是管理不善——這些都只是其外在的、必然產生的 癥狀 。

其根本的“病灶”在于， 它是一種建立在強制而非自愿、特權而非平等、虛構所有權而非真實私有產權基礎上的組織形式 。

它從根子上就違背了自由市場賴以運轉的基本原則。

所以，任何試圖在國企框架內進行的“改革”，無論多么用心良苦，都注定是治標不治本。

要求國企“提高效率”，就像要求一個被鐐銬束縛的舞者跳出最美的舞蹈一樣，是緣木求魚。

唯一的、徹底的解決方案，是將這些被錯誤地置于國家控制之下的資源，通過非政治化的過程， 歸還 給社會，讓它們重新進入私有產權和自愿交換的領域。

這并非簡單的“賣掉”國企，而是要讓這些資本回歸其本源——在自由市場中，由無數獨立的個人通過價格信號和盈虧機制，來決定它們最有效、最能滿足人類需求的用途。

只有當資源被從國家的強制性掌控中解放出來，交由那些用自己的真實財富進行冒險和創造的企業家們去支配時，真正的經濟計算、真正的創新活力和真正的社會繁榮，才有可能實現。

讓市場來配置資源，而不是政府，這句話，不能變成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