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uci Gutiérrez

利維坦按：

這真的是一個沉重又復雜的問題。一方面，不管你是否愿意面對，一個基本的事實已經擺在你面前：你的職業技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衰退。另一方面，我們又在極力否認或回避這一事實，具體的外化行為就是通過更多的付出來證明自己“依然卓越”。

當然會有人反駁說，我吃的不是體力勞動這碗飯，所以會越老越吃香。這話既正確也不正確，有些行業，比如教師，或許大概率會較晚面臨職業衰退的困境；而更多的職業，則會隨著你的年齡，耗盡你的“流體智力”。除非你及時地意識到這個問題，并做好了相應的心理建設和后續轉軌的可能，否則，亦如文中所言，“早年才華橫溢與成就似乎并不能成為晚年痛苦的‘保險單’”，甚至，這些曾經的輝煌會成為你中年乃至老年痛苦的真正根源。

詩人弗羅斯特曾寫道：“沒有對明星舊夢的回想/能補償晚景的凄涼/能避免艱難的收場”（No memory of having starred Atones for later disregard, Or keeps the end from being hard.

Provide, Provide，1936

“并不是沒人需要你了。”

這句話來自一位坐在我后排的年長女士，那是一趟從洛杉磯飛往華盛頓特區的深夜航班。飛機上漆黑安靜。一位我猜是她丈夫的男人低聲回應道，語氣輕得幾乎聽不見，大概是“真希望我死了”。

那位女士再次開口：“哦，別再說這種話了。”

我本不打算偷聽，但實在無法克制。我帶著一種病態的好奇心聽著他們說話，在腦中勾勒出那位男人的模樣。我想象他是那種一生勤奮工作卻默默無聞的人，有著未竟的夢想——也許是從未拿到的學位、從未追求的職業、從未創辦的公司。

飛機降落后，燈光亮起，我終于得以看清這位悲傷的男子。我震驚了——我認得他。他曾是，也依然是世界聞名的人物。那時他大約80多歲，多年前因其勇氣、愛國精神和卓越成就而被視為英雄，備受敬仰。

當他走在我身后的過道上時，其他乘客都充滿敬意地向他打招呼。走到駕駛艙門口，機長攔住他，說道：“先生，我從小就崇拜您。”幾分鐘前還在低語“生無可戀”的老人，此刻因過往的榮耀被認可而神采奕奕，滿臉自豪。

出于某種自私的原因，我無法將這幕場景中的認知失調從腦海中抹去。那是2015年夏天，我剛過51歲生日不久。雖說我不像那位飛機上的老人那樣享譽世界，但我的職業生涯發展得相當順利。我當時是華盛頓一家發展迅速的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所長，寫了幾本暢銷書，也常受邀演講，我的專欄文章還發表在《紐約時報》上。

但我開始思考：我真的能一直這樣堅持下去嗎？我像瘋子一樣工作。可即便我每天工作12小時、一周7天，總有一天我的職業生涯會放慢腳步，最終停下。那時怎么辦？有一天我會不會也悵然回望、希望自己已經死了？有沒有什么是我現在就可以做的，讓自己有機會避免那種痛苦——甚至，當音樂終將停止時，或許還能獲得幸福？

盡管這些問題非常私人，我決定以我作為社會科學家的身份來應對，把這當作一個研究課題。這感覺并不自然——就像外科醫生親自為自己切除闌尾。但我還是全身投入了。過去四年里，我一直在努力尋找方法，想要把自己未來不可避免的職業衰退，從一場可怕的威脅轉化為一個成長的機會。

在過去20年間，“幸福研究”這一領域迅速發展，并且逐漸達成了一個共識：隨著年齡增長，我們對幸福的體驗會發生變化。在《幸福曲線：為什么人生在50歲之后更美好》（

The Happiness Curve: Why Life Gets Better After 50

那么，根據數據，人們可以期待之后會怎樣？答案喜憂參半。幾乎所有關于人類一生幸福感的研究都顯示，在富裕國家，大多數人50歲之后的滿足感會重新上升，一直到大約70歲。但到了70歲左右，趨勢就變得不那么可預測了[1]。有些人幸福感維持穩定，有些人則持續變得更幸福直到去世。還有一些人——尤其是男性——則經歷幸福感的驟降。事實上，75歲之后，男性的抑郁和自殺率開始上升。

《關于施密特》劇照。? 豆瓣電影

飛機上的那位英雄大概就屬于最后這一類。少數研究者研究了這群人，試圖了解他們不快樂的根源。簡而言之：對他人無關緊要。2007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普林斯頓大學的一組學術研究者分析了1000多名老年人的數據。他們的研究結果發表在《老年學雜志》（the Journal of Gerontology）上，結果顯示[2]，那些很少或從未感到“自己有用”的老年人，其發展出輕度殘疾的可能性是那些經常感到有用者的近三倍，而且在研究期間死亡的概率也高出三倍以上。

人們可能會以為，像飛機上的那位這樣才華橫溢、成就卓著的人，會比他人更不容易感到自己無足輕重；畢竟，成就是幸福感的一個公認來源。如果說當下的成就能帶來幸福，那么對過去成就的記憶也應該能帶來某種幸福感，不是嗎？

可能并非如此。雖然關于這個問題的文獻不多，但早年才華橫溢與成就似乎并不能成為晚年痛苦的“保險單”。1999年，德克薩斯大學的心理學家卡羅爾·霍拉漢（Carole Holahan）和查爾斯·霍拉漢（Charles Holahan）發表了一篇有影響力的論文，刊登在《老齡與人類發展國際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上。他們研究了數百位在年輕時被認定為極具天賦的老年人。霍拉漢夫婦的結論是：“年少時被納入智力天賦研究，與80歲時的心理幸福感下降有關。”[3]

這項研究也許只是表明：高期望本身就很難承受，而告訴孩子“你是天才”并不一定是好父母的行為。（霍拉漢夫婦推測，那些被認定為天才的孩子，可能會把智力能力當作評判自我的核心，進而形成“不切實際的成功期望”，并且未能“意識到人生中還有許多其他影響成功與認可的因素”。）

然而，大量證據表明：對于那些曾經成就斐然的人來說，能力的衰退在心理上尤其殘酷。想想那些職業運動員，很多人在運動生涯結束后都深陷困境。悲劇例子屢見不鮮，包括抑郁、成癮，甚至自殺；至少在短期內，退休運動員的不幸福可能幾乎成了常態。2003年，《應用運動心理學雜志》（the 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發表的一項研究追蹤了前奧運選手的生活滿意度，發現他們在剛停止比賽時普遍缺乏對生活的掌控感[4]。

最近，我問了前奧運金牌體操選手多米尼克·道斯（Dominique Dawes），退役后回歸正常生活的感覺是怎樣的。她告訴我她很幸福，但適應過程并不輕松——甚至到現在都還不輕松，盡管她最后一次獲得奧運獎牌是在2000年。“我的奧運心態會毀掉我的婚姻，讓我的孩子感到自己不夠好，”她告訴我，因為這種心態要求過高、咄咄逼人。“如果把每一天都當作奧運會來生活，只會讓身邊的人痛苦不堪。”

為什么那些曾經在巔峰的人，會如此難以適應？雖然還沒有哪項學術研究能證實這一點，但我強烈懷疑，如果一個人將非凡能力的記憶視為自我價值的源泉，那它就可能成為后期平凡生活的危險對照。“依賴成功來獲得幸福的人，是不幸的，”前一級方程式賽車手亞歷克斯·迪亞斯·里貝羅（Alex Dias Ribeiro）曾寫道，“對這種人來說，一段成功職業的終結就是生命的終點。他的命運要么是在痛苦中死去，要么去其他領域追逐更多成功，一直從一個成功奔向另一個成功，直到倒下為止。這樣的人，在成功之后就沒有生活可言。”

《步履不停》（2008）中，原田芳雄飾演的父親一輩子傾心在工作上，退休之后亦很難適應閑暇的生活，經常把自己關在他的書房中。? 豆瓣電影

你可以把這稱之為“心理-職業引力定律”：一個人對職業成就的情感依附越強，其職業聲望曾經達到的高度越高，那么他在失去職業角色時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深。與職業成功相關的問題表面上看起來是種“好問題”，但如果你曾到達職業巔峰，并且對那個位置投入極深，一旦不可避免地下滑時，你可能會極其痛苦。那就是飛機上的那位男士。也許，將來你也會是那樣。而如果不采取一些重要的干預手段，我懷疑我也終將如此。

“心理-職業引力定律”有助于解釋許多曾經做出世界歷史性成就的人，后來卻覺得自己失敗的情況。以查爾斯·達爾文為例，1831年，他年僅22歲時就登上了“小獵犬號”，開始了為期五年的航行。27歲歸來時，他因為在植物學和動物學上的發現，以及對進化早期理論的提出，而在整個歐洲廣受贊譽。在接下來的30年里，達爾文以身處“明星科學家”金字塔頂端為豪，不斷發展自己的理論，并將其寫成書籍和論文出版——最著名的是1859年的《物種起源》。

但進入50歲之后，達爾文的研究陷入停滯，他遇到了瓶頸。與此同時，一位名叫格雷戈爾·孟德爾（Gregor Mendel）的奧地利修士發現了達爾文繼續研究所需的關鍵——遺傳學原理。不幸的是，孟德爾的成果發表在一份鮮為人知的學術期刊上，達爾文從未讀到——即便他讀到了，他也缺乏理解這些理論的數學能力。從那以后，他幾乎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晚年陷入抑郁的他，在給一位親密朋友的信中寫道：“我年紀大了，既沒有心力，也沒有體力去開始任何需要數年才能完成的研究，而那才是我唯一喜歡做的事。”

可以想象，若達爾文得知他在1882年死后聲名日隆，他也許會感到欣慰。然而就他年老時所見，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他自己也變得無關緊要。那天夜里飛機上坐在我身后的，也許正是達爾文那樣的人。

這也可能是年輕時的我，因為我過早地體驗了職業衰退。

我小時候只有一個目標：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圓號演奏家。我刻苦鉆研，每天練習數小時，尋找最好的老師，并在任何我能找到的樂團演奏。我的臥室墻上掛滿了著名圓號演奏家的照片，以激發我的靈感。有一段時間，我以為我的夢想可能會實現。19歲那年，我離開大學，在一個巡回演出的室內樂團找到了一份職業演奏家的工作。我的計劃是不斷提升在古典音樂領域的水平，幾年后加入頂級交響樂團，甚至成為一名獨奏家——這是古典音樂家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

但就在我二十出頭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我的演奏水平開始下降。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的技法開始退步，我無法解釋這一切。無論做什么都無濟于事。我拜訪了更多的名師，練習更加刻苦，但就是回不到過去的狀態。曾經輕松演奏的曲子變得困難，曾經困難的曲子變得無法完成。

我那年輕卻搖搖欲墜的職業生涯中，最糟的一刻可能是我22歲時在卡內基音樂廳演出。那場演出我還需要在演奏前做一個簡短的介紹。我往前走了幾步，卻踩空跌下舞臺，掉進了觀眾席。演出結束回家的路上，我滿心陰郁地想著，也許這是上帝給我的某種啟示。

? Music Teacher Magazine

但我還是掙扎著堅持了9年。我進入了巴塞羅那市立管弦樂團，練習時間比以前更多，但演奏能力卻持續下滑。最終，我在佛羅里達的一所小型音樂學院找了份教學工作，盼望奇跡出現，但從未如愿。意識到也許該為自己另做打算，我通過遠程課程重新上了大學，并在30歲前拿到了學士學位。我暗地里晚上繼續學習，一年后又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學位。最終，我不得不承認失敗：我的音樂生涯再也無法扭轉。于是，31歲那年，我放棄了音樂夢想，轉而攻讀公共政策博士。

生活還得繼續，對吧？某種意義上是的。學業完成后，我成了一名大學教授，這份工作我很喜歡。但我每天仍會想到那份深愛的第一志業。即使到現在，我仍會夢見自己站在舞臺上，然后醒來時才想起，我童年的夢想如今只是幻影。

我很幸運，在還年輕時就接受了自己的職業衰退，從而得以把人生引向一條新的道路。但直到今天，那場早期衰敗的刺痛依然讓我很難寫下這些文字。我曾向自己發誓，這樣的事絕不能再發生。

這會再發生嗎？在某些職業中，早期衰退是不可避免的。沒人會指望一位奧運選手在60歲時仍然具備競爭力。但在許多對身體要求不高的職業中，我們卻在潛意識里否認衰退在高齡之前的必然性。確實，隨著年齡增長，我們的大腿肌群可能會有些退化。但只要我們頭腦清楚，作為作家、律師、高管或企業家的工作質量，應該可以一直保持到最后，不是嗎？

許多人是這么認為的。我最近遇到一位比我年長一些的男性，他告訴我他打算“一直拼到撐不下去”。換句話說，他計劃用盡一切辦法保持在事業巔峰，直到徹底倒下。

但很可能他做不到。數據清楚地表明：對大多數人而言，在大多數行業中，衰退開始的時間比幾乎所有人預想的都要早。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心理學名譽教授、全球研究創意職業生涯軌跡的權威之一迪恩·基思·西蒙頓（Dean Keith Simonton）的研究顯示，從事業正式開始算起，前20年通常是成功與生產力不斷上升的階段。所以，如果你30歲左右正式開始職業生涯，那么你最好的表現大概會出現在50歲前后，而隨之而來的則是衰退。

高峰與衰退的具體時間會因領域不同而有所差異。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的戰略與創業學教授本杰明·瓊斯（Benjamin Jones）多年致力于研究人們在何時最有可能做出獲獎的科學發現和重要發明。

他的研究可以用一首小詩總結如下：

年齡當然是場寒熱病，

每位物理學家都應畏懼；

三十歲后還在茍活，

倒不如死去來得體面。

寫下這段憂郁詩句的人是誰？193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保羅·狄拉克（Paul Dirac）。

保羅·狄拉克（1902-1984）。 ? BBC

狄拉克的說法雖略顯夸張，但卻是實情。瓊斯回溯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的頂尖發明者和諾獎得主，發現創作杰作的最常見年齡是三十多歲后期。他的研究表明[5]，人們在二三十歲時產生重大突破的幾率不斷上升，而四五六十歲以后則逐漸下降。當然，總會有特例。但在70歲時誕生一項重大創新的幾率，大致和20歲時一樣——幾乎為零。

文學成就大致也是相似的模式。西蒙頓的研究顯示，詩人一般在四十歲出頭時達到巔峰；小說家則稍晚一些。詩人兼小說家馬丁·希爾·奧爾蒂斯（Martin Hill Ortiz）收集了1960年至2015年間《紐約時報》暢銷小說排行榜的數據后，他發現，作者最有可能在四五十歲時登頂榜首[6]。盡管也有個別小說家高齡仍多產的著名例子，不過，70歲后寫出暢銷書的幾率急劇下降。（某些非虛構作家——尤其是歷史學家——的創作高峰稍晚，這點我們稍后會談到。）

創業者平均來說更早達到頂峰，也更早衰退。許多科技創業者在20多歲時獲得名聲和財富，但到了30歲就已進入創意下滑期。2014年，《哈佛商業評論》報道，獲得風投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企業創始人，大多集中在20到34歲年齡段[7]。后續研究表明，巔峰年齡可能稍有延后，但所有相關研究都顯示，大多數成功初創企業的創始人都在50歲以下。

這些研究關注的是特定行業中的頂尖人物，但基本結論似乎具有更廣泛的適用性。波士頓學院退休研究中心的學者調查了多種職業，發現從警察到護士等多個領域都存在顯著的與年齡相關的能力衰退。其他研究還發現，美國職業棒球聯盟表現最好的本壘裁判，年齡比表現最差者年輕23歲（后者平均56.1歲），經驗少18年[8]。在空中交通管制員群體中，年齡相關的衰退尤其明顯，而衰退帶來的潛在后果也極為嚴重，因此強制退休年齡被定為56歲。

總之，如果你的職業需要快速的信息處理能力或復雜的分析能力（也就是大多數大學畢業生從事的職業類型），那你大概率會比自己預期得更早感受到明顯的衰退。

很抱歉。

如果衰退不僅不可避免，而且比我們多數人想象得還要早到來，那么當它真的來臨時，我們該怎么辦？

書店里有整整一個專區的書教人如何獲得成功。書架上擺滿了諸如《致富的科學》、《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這類書籍。但卻沒有哪個書架標著“如何應對職業衰退”。

不過，也有一些人成功應對了自己的衰退。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就是一個例子。他生于1685年，來自德國中部一個著名音樂世家，很早就展現出非凡的音樂才華。在他65年的生命中，出版了1000多首適用于當時各種樂器形式的作品。

? Robert Greenberg

早年間，巴赫被認為是一位技藝驚人的管風琴演奏家與即興創作大師。訂單源源不斷，皇室主動邀請，年輕作曲家爭相模仿他的風格。他確實享有了真正的聲望。 但這種聲望并未長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所處的音樂風格逐漸被新的潮流取代，而那些潮流的推動者之一，正是他的兒子卡爾·菲利普·埃馬努埃爾·巴赫。卡爾是巴赫20個孩子中的第五個，繼承了父親的音樂天賦。他精通巴洛克風格，但對一種新的“古典”音樂形式更為著迷，而這種風格正在席卷歐洲。當古典音樂逐漸取代巴洛克音樂時，卡爾的名聲如日中天，而他父親的作品卻被視為過時。

巴赫本可以像達爾文一樣變得憤憤不平。但他卻選擇重新規劃人生，從創作者轉型為導師。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花費了大量時間創作《賦格的藝術》。這部作品在當時并不出名，也并不受歡迎，但他的初衷是將巴洛克音樂的技巧傳授給他的子女和學生——以及（盡管當時看來不太可能）——未來可能感興趣的一代人。晚年，他以教師和顧家男人的身份過著更加平靜的生活。

巴赫和達爾文有什么不同？兩人年輕時都擁有非凡天賦，也都廣為人知。兩人死后都獲得了永久的聲譽。他們的不同之處在于如何面對中年時期的職業衰退。達爾文在逐漸落后于其他創新者時變得沮喪和抑郁，晚年陷入了悲傷的無所作為。而巴赫在落后時則重新塑造了自己，成為一位杰出的教師。他死時備受愛戴、內心充實，盡管不再如昔日那般聲名顯赫，但依然被尊重。

對于你我來說，尤其是在50歲以后，有一個教訓就是：要做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不要做查爾斯·達爾文。

那該怎么做？

答案的線索，可能藏在英國心理學家雷蒙德·卡特爾（Raymond Cattell）的研究中。他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了“流體智力”和“晶體智力”的概念[9]。卡特爾將流體智力定義為推理、分析和解決新問題的能力——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原始智力”。創新者往往擁有大量的流體智力。這種能力通常在成年早期達到巔峰，從30多歲到40多歲開始下降。這也是為什么科技創業者在年輕時成就斐然，而年長者在創新方面則更為吃力。

相比之下，晶體智力是指運用過去積累的知識的能力。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擁有一座龐大的圖書館，并知道如何運用它。它是智慧的精髓。由于晶體智力依賴于知識的積累，它通常會在40多歲繼續增長，直到生命晚期才開始下降。

依賴流體智力的職業往往早早達到巔峰，而依賴晶體智力的職業則在更晚的時候達到高峰。比如，西蒙頓發現，詩人——創意高度依賴流體智力——一般在40歲左右就完成了其一生中一半的創作產出。歷史學家——依賴于豐富的知識儲備——則通常要到60歲左右才達到這一里程碑。

我們可以從這些發現中提煉出一個實用教訓：無論你的行業需要哪種類型的智力，你都可以努力讓自己的職業重心從創新轉向那些會隨著年齡增長而保持或增強的能力。

比如什么？正如巴赫所展示的那樣，教學是一種直到生命晚期才會減退的能力，它是職業能力隨時間下滑模式中的一個重要例外。《高等教育期刊》（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上的一項研究顯示，在需要大量固定知識儲備的學科（尤其是人文學科）中，最年長的大學教授往往在學生評教中獲得最高評價。這或許也解釋了大學教授的職業壽命之長——四分之三的教授計劃在65歲以后退休，其中超過一半的人打算在70歲以后退休，還有大約15%的人計劃80歲以后才退休（相比之下，美國人的平均退休年齡是61歲）。我剛當教授那年，有一天我問一位60多歲的同事是否考慮過退休。他笑了笑，說自己更可能是“躺著離開辦公室，而不是走著出去”。

著名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2019），耶魯大學斯特林人文教授。? Ted Thai/LIFE/Getty Images

我們的院長可能會苦笑著聽到這個回答——大學管理者常常抱怨，終身教職教授在職業后期的研究產出顯著下降。年長教授占據的預算名額本可以用來聘請渴望做前沿研究的年輕學者。但也許正因如此，也孕育了機會：如果年長教授能夠在不失去職業威望的前提下，將重心從研究轉向教學，那么年輕教授就可以承擔更多研究任務。

這種模式也和我在智庫中看到的情況相符，那兒有各個年齡段的學者。雖然總有例外，但最深刻的洞見通常來自三四十歲的學者；而那些最擅長整合與解釋復雜思想、也就是最優秀的“教師”，往往是60多歲、甚至80多歲的老者。

年長者因其智慧儲備而成為最出色的教師，這幾乎是天經地義的。不論我們的職業是什么，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都可以有意識地以某種有意義的方式來傳授知識。

幾年前，我看到一幅漫畫：一個垂死的老人躺在病床上說：“真希望我當時買了更多的垃圾。”很多富人為了積累財富而不斷努力，積攢的錢遠遠超過了他們可能花掉或甚至可能留給后代的財富，這一直讓我感到驚訝。有一天我問一位富有的朋友這是為什么。他解釋道，很多富人只知道用金錢來衡量自己的價值，于是年復一年地在“倉鼠輪”上奔跑。他們相信，總有一天，當財富積累到某個點，他們就會真正感到成功、幸福，于是可以安心地面對死亡。

這是一個錯誤，而且并非良性錯誤。大多數東方哲學都警告說，專注于占有會導致執念和虛榮，而這會遮蔽人的本質，從而讓幸福之路偏離方向。隨著年齡增長，我們不應該獲取更多，而是應該剝除附加物，找到真正的自我——從而獲得內心的平靜。

終有一天，再寫一本書不會讓我更滿足；它只不過是拖延我寫作生涯終結的一種方式。我的人生畫布上又會多出一筆，坦白說，別人幾乎不會注意到，也肯定不會很欣賞。我的其他大多數成功標志也是如此。

我真正需要做的是：不再把我的人生看作一幅需要填滿的畫布，而是把它看作一塊等待雕琢的大理石。我要做的是減法——制定一份“逆向遺愿清單”（reverse bucket list）。我未來每年的目標應該是丟棄一些事物、責任和關系，直到我能清晰地看見那個最精煉、最真實的自我。

而那個“自我”到底是誰？

2018年，尋找答案的旅程把我帶到印度南部的鄉村，在喀拉拉邦和泰米爾納德邦交界處的一個叫帕拉卡德的小鎮。我是去見一位名叫斯里·諾丘爾·文卡塔拉曼（Sri Nochur Venkataraman）的導師，他的弟子們稱他為阿查里亞（Acharya，意為“老師”）。阿查里亞是一位沉靜謙和的人，致力于幫助他人獲得覺悟；他對那些想從東方汲取創業靈感的西方科技人士，或試圖逃離原有宗教背景的倦怠者都毫無興趣。在確認我不屬于這兩類人之后，他同意與我交談。

我向他傾訴了我的困惑：許多曾經有成就的人，隨著年齡的增長會經歷痛苦，因為他們失去了那些歷經多年辛勤努力才獲得的能力。這種痛苦是無法避免的嗎？是命運對驕傲者開的宇宙玩笑？還是有什么例外路徑，能繞開這份苦楚？

阿查里亞含蓄地回答了我的問題，他向我解釋了印度教關于四住期（Ashramas）的古老教義。

第一個階段叫梵行期（Brahmacharya），是年輕和成年早期專注于學習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家住期（Grihastha），一個人建立職業、積累財富、養育家庭的階段。哲學家們指出，這一階段中最常見的陷阱是：人們開始執迷于塵世的回報——金錢、權力、性、名望——于是試圖讓這個階段無限延續。

擺脫這些世俗誘惑的解藥是第三個階段：林棲期（Vanaprastha），這個詞來自梵語，意為“退休”與“入林”。這一階段通常從大約50歲開始，人們有意識地減少對職業野心的關注，轉而更加投身于靈性、服務與智慧的追求。這并不意味著你到了50歲就得停止工作——畢竟大多數人也無法承受這么做——而是說，你的人生目標應該有所調整。

? wikipedia

林棲期是學習與訓練的階段，為的是最后一個人生階段：遁世期（Sannyasa），全心奉獻于覺悟的果實。古時候，一些印度教男性會在晚年離開家庭，發圣愿，在大師腳下度過余生，祈禱與修行。即使你75歲時并不打算真的坐在山洞里修行，這個理念的核心依然明確：隨著我們年齡增長，我們應當抗拒傳統成功的誘惑，轉而專注于那些更具超越性的事物。

我把飛機上那人的故事告訴了阿查里亞。他認真地聽著，沉思片刻后說道：“他沒有離開家住期階段。還在沉溺于塵世的回報。”他解釋說，那位老人的自我價值可能依舊牢牢系于幾十年前的職業成就，他所獲得的認可是對早已失去的技能的延續。如今的榮耀，只是昔日榮耀的殘影。而與此同時，他完全錯過了林棲期的靈性發展，也因此錯過了遁世期應有的喜悅與寧靜。

對于那些受困于“心理-職業引力定律”的我們來說，這段話意味深長。

設想你是一位進取心極強的A型人格律師、高管、創業者，或者——僅為假設——一家智庫的總裁。從成年早期到中年，你職業上一路猛沖。你憑智慧而活——憑流體智力獲取成功，并深深依附于這些成果。但印度教哲學的智慧——也包括許多其他哲學傳統的智慧——都建議你應當在“自覺準備好之前”就主動遠離這些回報。即使你正處于職業聲望的巔峰，你也很可能需要減少職業野心，去擴大你對“形而上”事務的關注。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談到“簡歷美德”（résumé virtues）與“悼詞美德”（eulogy virtues）的區別，其實就是在將“四住期”體系以實用的方式呈現出來。簡歷美德指的是職業上的、面向世俗成功的能力，需要與他人比較；而悼詞美德則是道德的、靈性的，無需比較。你的悼詞美德正是你希望人們在你的葬禮上談論的內容。例如，他為人善良，精神境界深厚，而不是“他年紀輕輕就當上了高級副總裁，擁有大量飛行常客里程”。

你不會在場聽到自己的悼詞，但布魯克斯想表達的觀點是：我們要活得充實，尤其當我們進入中年之后，就要追求那些對我們最有意義的“悼詞美德”。

我懷疑自己對職業衰退的恐懼，根源其實是對死亡的恐懼——這種恐懼即使不在意識層面，也會驅使我表現得仿佛死亡永遠不會到來，借由否認我的“簡歷美德”正在衰退。這種否認是有破壞性的，因為它讓我忽略了那些能帶來最大快樂的“悼詞美德”。

? Tim's Thailand

那我該如何克服這種傾向？佛陀提出的方法之一，聽起來非常不可思議：死隨念（corpse meditation）。在泰國和斯里蘭卡的上座部佛教寺院中，僧侶們會注視著不同分解階段的尸體照片進行冥想。學生們被教導要對自己的身體說：“此身亦復如是，如此其性，如此其命，如此其不可避免之終。”起初，這似乎顯得很陰森恐怖，但它的邏輯是基于心理學原理的——而且，這并非僅存于東方文化中的觀念。米歇爾·德·蒙田在16世紀寫道：“讓我們剝奪死亡的陌生感，讓我們頻繁地面對它，讓我們習慣它；讓我們腦子里想的最多的就是死亡。”

心理學家稱之為脫敏（desensitization）：即通過反復接觸令人反感或恐懼的事物，使它變得平常、普通、不可怕。而對死亡來說，這種方式確實有效。2017年，美國幾所大學的研究人員招募了一些志愿者，讓他們想象自己患上絕癥或被判死刑，然后撰寫博客，表達他們的想象感受或“臨終遺言”。研究人員隨后將這些內容與那些真正臨終或面臨死刑的人所寫的內容進行對比。這項發表于《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雜志的研究結果非常驚人：僅僅想象自己即將死亡的人，他們的言語消極程度是真正面臨死亡的人的三倍——這表明，與直覺相反，當死亡還停留在理論上、遙不可及時，比當死亡成為現實時更可怕[10]。

對大多數人來說，主動面對死亡、讓死亡變得具體而真實（而不是用追逐世俗成功來回避思考它），可以讓死亡變得不那么可怕；去擁抱死亡會提醒我們：萬物皆無常，同時也能讓我們更加珍惜每一個當下。正如E.M.福斯特（E. M. Forster）所言：“死亡毀滅了一個人，但對死亡的觀念拯救了他。”

衰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發生得比我們大多數人想象的還要早。但痛苦并不是命中注定。接受我們能力的自然節奏，為超越提供了可能性，因為它讓我們將注意力轉移到更高的精神和生活優先事項上。

但這樣的轉變，并不只是喊口號那么簡單。我之所以展開這段研究，就是想為我余下的人生制定一張具體而清晰的路線圖。這最終促成了四項明確的承諾：

1. 跳躍（JUMP）

職業上最常見的錯誤之一，就是試圖永遠維持巔峰狀態，繼續倚賴那種會在較早人生階段開始衰退的“流體智力”。這是不可能做到的。關鍵是要在當下享受成就本身的意義，并且在自己仍掌控的時候、甚至在“還沒準備好”之前離開。

所以，我辭去了美國企業研究所所長的職位，就在本文發表時生效。雖然我還沒感覺到自己出現的衰退，但那只是時間問題。像許多高層職位一樣，這份工作極度依賴流體智力。此外，我希望擺脫工作帶來的繁重責任，有時間進行更多的精神追求。事實上，這個決定并非完全出于我個人原因。我熱愛我的機構，也親眼目睹過許多類似的機構因首席執行官任職時間過長而遭遇困境。

離開你所熱愛的事物，就像失去了你的一部分。藏傳佛教中有一個詞叫“中陰”（bardo），意為介于死亡與再生之間的一種存在狀態——一位著名佛教老師將其形容為“你站在懸崖邊緣的那一刻”。而我，正在放下那個定義“我是誰”的職業身份。

我非常幸運，有能力、有機會從一份工作中退出。但很多人并沒有這樣的條件。不過，其實你不一定非得辭職；更重要的是逐漸從最明顯的世俗回報中抽離——權力、名聲、地位、金錢——即使你仍在工作、繼續事業也沒關系。真正的訣竅，是進入人生下一個階段：林棲期，在此階段進行學習和訓練，為最后一個階段的圓滿做好準備。

? Antony Gormley

2. 服務（SERVE）

時間有限，而職業野心往往會擠壓掉那些真正更重要的事情。從“簡歷美德”轉向“悼詞美德”，就是從以自我為中心的活動轉向以他人為中心的活動。

這對我來說并不容易；我是一個天生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但我不得不面對這個事實：迎合自我私欲的代價是災難性的——因此我現在每天都在努力與這種傾向作斗爭。

幸運的是，服務他人的努力可以正好契合我們隨著年齡增長所形成的優勢。還記得嗎？那些以教學或指導為核心的工作，通常在較晚年達到巔峰。因此，我正將自己的職業生涯過渡到一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可以完全投入于服務他人的觀念分享，主要方式是在大學授課。我希望我最有成果的歲月還在未來。

3. 敬拜（WORSHIP）

因為我在文中多次提到了宗教和精神傳統，也強調了在職業成功中投入過多的危險，一些讀者可能會自然地認為：我是在把“敬拜”與“工作”對立開來，主張只強調信仰生活。

但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確實強烈建議每個人去探索自己的靈性面向——而我自己，也計劃將余生中的一大部分，投入到對我個人信仰——羅馬天主教——的實踐當中。

但這并不意味著信仰與工作是對立的。恰恰相反：如果我們能將自己從世俗的執著中抽離，并把精力轉向啟發與幫助他人，那么工作本身也可以變成一種超越性的追求。巴赫曾說過：“所有音樂的目的和最終目標，應當只是榮耀上帝與安慰心靈。”無論你是否信仰某種宗教，“安慰心靈”都可以成為你工作的目標——正如巴赫那樣。

巴赫在他的大多數手稿末尾都會寫下“唯有榮耀歸于上帝”（Soli Deo gloria）。然而，他在最后一份手稿《賦格的藝術》中的“第十四賦格”未能寫上這句話，因為這首曲子在一個樂句中途戛然而止——他在譜寫過程中去世了。他的兒子C.P.E.巴赫在樂譜上補寫道：“賦格進行到此處……作曲者去世。”

巴赫的生命和作品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氣時，與他的祈禱融為一體。這，便是我所追求的。

4. 聯系（CONNECT）

在整篇文章中，我聚焦的是：我在工作能力衰退之后的幸福感會受到什么影響。但大量研究強烈表明：人一生的幸福感——不只是晚年，而是貫穿整個人生——與人際關系的健康和豐富度直接相關。因此，盡早將工作從生活中的主導位置上移開，為更深厚的人際關系騰出空間，這會成為抵御職業衰退焦慮的一道堤壩。

花更多時間在關系上、花更少時間在工作上，這并不等于放棄成就。《詩篇》中這樣描述義人：“他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樹，按時結果，葉子也不枯干。他所做的盡都順利。”你也許會認為一個人的非凡成就之路，就像一棵高大的白楊樹——獨自生長，獨自高聳入云，也獨自死去。對嗎？

? Good Earth Plants

錯了。白楊樹確實可以比喻成功人士，但它的意義不在于“孤高”。地面上看似一棵棵孤立的白楊，地下其實連接著一個巨大的根系，彼此相連，構成一個有機整體。事實上，白楊樹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種生物有機體。美國猶他州有一個叫潘多（Pando）的白楊樹林，覆蓋106英畝，總重估計超過1300萬磅。

面對我的衰退，真正的秘訣就是更加有意識地感受到“我與他人相連的根”。如果我在人生早期用心經營了家庭與友情之間的愛，那么，即使我個人正在凋零，也將通過他人的綻放得到補償。

當我談起自己一直在進行的這項個人研究項目時，人們通常會問我：那位飛機上的英雄后來怎么樣了？

我常常想起他。他依然很有名，時不時會出現在新聞中。最初，每當我看到關于他的報道，心中都會閃過一絲類似憐憫的情緒——但我現在意識到，那其實只是我對自己未來恐懼的折射。所謂“那可憐的人”，真正的意思是“我完了”。

但隨著我對本文中所闡述原則的理解愈加深入，那種恐懼也相應減少了。如今我對那位飛機上的男士所懷有的情感，是感激——感謝他教會了我許多。我希望他也能找到平靜與喜悅，正如他無意中幫助我獲得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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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rthur C. Brooks

譯/天婦羅

校對/tim

原文/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9/07/work-peak-professional-decline/59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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