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開設賭場的案件過程中，很多當事人都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涉嫌的開設賭場罪，是不是可以變更為賭博罪。結合以下案例分析：案例一：2017年10月至12月，被告人黎某伙同他人在棋牌室等地開設賭場，召集人員以梭哈形式賭博十余場，抽頭獲利6萬余元。公訴機關指控黎某犯開設賭場罪，辯護人認為其構成賭博罪。法院最終認定黎某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行為構成賭博罪。此案例中，法院認為黎某的行為更符合賭博罪隱秘性、參賭人員特定、場所不固定、時間臨時短暫等特征，從而將指控罪名變更為賭博罪。案例二：尹某某在春節前后11天，在其廠區家中多次組織20余名參賭人員以打保皇、推牌九等方式聚眾賭博，賭資累計90萬余元，抽頭漁利2萬余元。公訴機關指控尹某某犯開設賭場罪，法院審理認為，尹某某系在特定社交圈內組織熟人賭博，場所不固定、時間短暫，不具備開設賭場的特征，應認定為賭博罪，糾正了公訴機關的指控。案例三：2021年9月底至10月13日，王某某租用民房，通過電話、微信通知組織多人以斗蛐蛐押輸贏方式賭博，抽頭漁利，同時糾集他人擔任裁判、記賬等工作。對于該行為定性存在分歧，部分觀點認為構成開設賭場罪，部分認為構成賭博罪。最終法院采納辯護人意見，認定王某某行為構成賭博罪。法院從人員穩定性（參賭人員為熟人，范圍小）、公開程度（未向社會公開招攬賭客）、有無經營目的（以營利為目的但無規模化經營意圖）、專門化程度（無完備組織架構和分工）、規模大小（參賭人員較少、賭博活動規模小）等方面進行判斷，認為王某某的行為屬于聚眾賭博，更符合賭博罪特征。從上述案例可知，將開設賭場罪變更為賭博罪，主要基于對兩罪構成要件及特征的分析判斷。法院會綜合考慮賭博行為的組織結構、場所固定性、時間持續性、參賭人員范圍、經營目的、專門化程度、規模大小等因素，若行為更符合賭博罪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的特征，且不具備開設賭場罪的組織性、開放性、經營性等特點，就會作出相應變更。

代理開設賭場的案件過程中，很多當事人都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涉嫌的開設賭場罪，是不是可以變更為賭博罪。結合以下案例分析：

案例一：2017年10月至12月，被告人黎某伙同他人在棋牌室等地開設賭場，召集人員以梭哈形式賭博十余場，抽頭獲利6萬余元。公訴機關指控黎某犯開設賭場罪，辯護人認為其構成賭博罪。法院最終認定黎某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行為構成賭博罪。此案例中，法院認為黎某的行為更符合賭博罪隱秘性、參賭人員特定、場所不固定、時間臨時短暫等特征，從而將指控罪名變更為賭博罪。

案例二：尹某某在春節前后11天，在其廠區家中多次組織20余名參賭人員以打保皇、推牌九等方式聚眾賭博，賭資累計90萬余元，抽頭漁利2萬余元。公訴機關指控尹某某犯開設賭場罪，法院審理認為，尹某某系在特定社交圈內組織熟人賭博，場所不固定、時間短暫，不具備開設賭場的特征，應認定為賭博罪，糾正了公訴機關的指控。

案例三：2021年9月底至10月13日，王某某租用民房，通過電話、微信通知組織多人以斗蛐蛐押輸贏方式賭博，抽頭漁利，同時糾集他人擔任裁判、記賬等工作。對于該行為定性存在分歧，部分觀點認為構成開設賭場罪，部分認為構成賭博罪。最終法院采納辯護人意見，認定王某某行為構成賭博罪。法院從人員穩定性（參賭人員為熟人，范圍小）、公開程度（未向社會公開招攬賭客）、有無經營目的（以營利為目的但無規模化經營意圖）、專門化程度（無完備組織架構和分工）、規模大小（參賭人員較少、賭博活動規模小）等方面進行判斷，認為王某某的行為屬于聚眾賭博，更符合賭博罪特征。

從上述案例可知，將開設賭場罪變更為賭博罪，主要基于對兩罪構成要件及特征的分析判斷。法院會綜合考慮賭博行為的組織結構、場所固定性、時間持續性、參賭人員范圍、經營目的、專門化程度、規模大小等因素，若行為更符合賭博罪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的特征，且不具備開設賭場罪的組織性、開放性、經營性等特點，就會作出相應變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