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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靜

本期編輯|任徵淼

本期審核 |單敏敏

導讀

近日，莫迪在一場投資者會議上提出，要“讓全世界都吃上印度食品”，引發高度關注。作為農業大國，在全球饑餓指數排名中，印度在125個國家中排名第111位，35%的印度兒童發育不良，超過2.3億人仍生活在貧困中。農村地區生存處境的惡化直接導致了2020~2021年席卷大半個印度的農業抗議運動。那么，即便國人挨餓也要推行“美食外交”的莫迪政府，到底是受何種利益驅動？

本文以歷史上的“印度糧倉”——旁遮普邦的衰落為線索，分析了印度農業危機的根源。受新自由主義影響，印度推行的“綠色革命”帶來了新技術和高資本投入模式，但大量小農戶面臨日益失衡的投入產出比，在大地主和國外大財團面前愈發弱勢。盡管越來越多的邊緣農民和小農破產，但該地區的中小型工業部門吸納勞動力的空間十分有限，導致農民失業率和自殺率畸高。

本文指出，旁遮普邦的抗議運動本質上是針對新殖民主義農業體系的反抗——既是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瓦解小農經濟的應激反應，也是對跨國資本農業壟斷的集體防御。然而，更嚴峻的是，作為“農民運動”的策源地，左翼力量在運動中的結構性失語直接導致了兩重政治危機：未能阻止分離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合流，本應包含無地農工權益的八項核心訴求，被收縮為廢除法案的技術性抗爭，致使反抗運動轉向維護現狀，異化為農業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言人；放任運動領導層與跨國資本達成根本性妥協——表面廢除法案的“勝利”背后，實則是農業資本集團與金融全球化勢力的重新締約。

原文刊載于《文化縱橫》2025年第3期，原文題目為《印度農民為何反對莫迪？——旁遮普農業危機溯源》。南亞研究通訊特轉載此文，供各位讀者參考。

圖源：網絡

印度農民為何反對莫迪?

——旁遮普農業危機溯源

2020~2021年席卷大半個印度的農業抗議運動，深刻揭示了印度現代化進程中長期被掩蓋的“光鮮背后的陰影”。盡管印度政府在國際上極力塑造“閃亮印度”“不可思議的印度”“印度制造”以及“全球南方領導者”等積極形象，但這些宣傳與印度社會的現實相去甚遠。印度在一些部門和領域確實出現了中上階層的繁榮景象，但這種局部繁榮掩蓋不了農業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嚴重滯后和被忽視。

印度至今仍有巨量人口依賴農業或農業相關產業鏈為生，未完成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的奠基性任務。更為嚴峻的是，“危機”已成為印度農業的關鍵詞。盡管20世紀50年代印度曾試圖通過“土地改革”推動農業現代化，但這一以失敗告終的改革既未能為印度的工業化注入持久動力，也未能有效縮小社會差距以及充分挖掘經濟和社會的潛力。“兩個印度”（富裕的印度和貧窮的印度）的現實不僅沒有得到改善，反而在現代化進程中進一步加劇。原本應該作為印度經濟社會基石的農業長期遭到忽視，這種忽視不僅阻礙了農業本身的發展，也制約了印度經濟社會的整體進步，成為印度現代化進程中的“短板”。

作為新一輪農民運動的策源地，旁遮普在印度農業史上的代表性不容忽視。歷經20世紀50年代的土地改革及失敗，印度政府又采取了通過技術提高農業生產率的“綠色革命”替代戰略。受此驅動，繼“英屬印度糧倉”之后，旁遮普再次躋身為“印度糧倉”。然而，到了90年代，旁遮普又成為“綠色革命”后遺癥以及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突出受害者，從政治、經濟、文化到生態全部陷入危機。如今，旁遮普“危機四伏”，再次處于十字路口。

一、所謂“旁遮普模式”

旁遮普是英國征服南亞次大陸過程中的最后區域之一，在印度統治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一方面，這片從西北入侵印度者的必經之地充當了英屬印度與處于不斷擴張中的俄羅斯帝國之間的緩沖帶；另一方面，通過構建錯綜復雜的運河灌溉網絡，英國殖民者充分挖掘了這片位于印度河源頭、被譽為“五河之地”的農業潛力。旁遮普在英屬印度的農業方面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到了殖民地晚期，得益于公路和鐵路的大力建設，旁遮普的農產品遠銷世界各地，成為享譽海內外的“英屬印度糧倉”。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自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之后，英國殖民者將錫克軍團作為維持英屬印度及其他海外殖民地統治的軍事支柱，這一做法延續至二戰后。僅就上述意義而言，旁遮普是一個與孟加拉、孟買和馬德拉斯（今稱金奈）截然不同的殖民地典范。

然而，在維持表面繁榮和對英國人虛假忠誠的背后，旁遮普成為20世紀初農民運動的勃興之地。在著名的共產黨逮捕案“密拉特陰謀案”（1929~1933年）中，就有三名印度共產黨人來自旁遮普。此外，該地區還相繼出現了一些較大規模的農民運動，例如1907年的帕格里·桑巴爾·賈塔運動，1938年的尼利·巴爾達·莫爾查運動、查爾希克起義和阿姆利則大游行，1939年的拉合爾運動，1941年的科洛塔納戰役以及1947年的坦達·烏瑪·莫爾查運動等。英國學者沙利尼·夏爾瑪分析指出，殖民地時期的農民運動呈現出極為復雜的特征：一是獨特的“旁遮普”氣質。“在旁遮普獨有的軍事文化傳統中，殉難和犧牲往往被視為政治斗爭的武器，有效的政治行動經常和‘男子氣概’聯系在一起，這一點給共產主義、左翼激進主義和主流民族主義豐富而奇怪的組合帶來一種獨特氣質。”二是以左翼和馬克思主義名義展開的“混雜特性”。除印度共產黨之外，“分治前許多旁遮普團體，包括榮耀農民運動、印度斯坦共和協會、印度青年協會以及國大黨等，盡管并不完全認同共產國際制定的共同意識形態策略，但都試圖通過共產主義、階級斗爭和馬克思主義的口號變體來吸引旁遮普人民”。英國統治者對該省存在的“極端主義”威脅也一直保持警惕。“顯然，從最嚴格的意義講，旁遮普的繁榮被認為是人為的，因為它依賴一個極其復雜的人造機器的有效運行，政治穩定是首要且必要的條件。在打擊左翼政治行動中，旁遮普被視為戰略上最敏感的地區和關鍵所在。”[1]

在1947年英國殖民者撤離后，印度經歷了大動蕩。旁遮普也沒能逃脫社會、政治和經濟支離破碎的命運——土地數次被切割，邊界也多次被重新劃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時，英屬印度旁遮普省被一分為二；獨立后新成立的旁遮普邦，其邊界（主要是東部地區）又于1966年再次發生改變。目前旁遮普邦土地面積僅為全國總面積的1.5%，人口也僅占全國總人口的2%左右，屬于印度土地和人口規模都較小的邦。即便如此，在20世紀90年代印度轉變發展戰略并釋放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之前，旁遮普長期居于最富有邦之列，其繁榮源自充滿活力的農業。毫無諱言，旁遮普邦在印度農業中所具有的代表性是獨一無二的。

獨立后，印度人口出現了爆炸性增長，增長率由20世紀上半葉的0.8%左右提高至2.2%。在新興的地緣政治和知識語境下，印度被視為糧食生產難以支撐人口快速增長的典型案例。在20世紀50年代初，印度進行了一場并不成功的土地改革。就旁遮普的具體情況而言，盡管擁有開展農民運動的強大歷史傳統，但土地改革也未取得成功。究其原因，與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等共產黨左翼力量強大的地區有所不同，旁遮普邦的整體政治生態對實施土改非常不利。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在于，旁遮普邦的政治天平嚴重傾斜至對土改形成嚴重滯礙的地主階層。蘇查·辛格·吉爾和蘭吉特·辛格·古曼的調研結果即表明，“由于地主可隨意操縱土地記錄，中央政府規定的最高土地限額完全失效，僅在少數地主軟弱或不識字的情況下，土地才會被分配給貧窮的耕種者”。再據70年代印度工會報告，盡管旁遮普具有農民斗爭的歷史傳統，但“在階級、種姓和宗教關系復雜交織的背景下，工會領導人無法對佃農及地主加以有效辨識和區分”。因此，即便歷經土改，旁遮普仍然維持著舊有的土地關系，僅有部分小而邊緣的土地被分配給低種姓佃農，土地高度集中于高種姓地主手中，占總人口2/3的達利特人依舊是傳統高種姓地主的主要勞動力來源。

在土地改革失敗的背景下，受到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等贊助的大批西方學者鼓吹，印度于20世紀60年代推出了“綠色革命”或曰“新農業戰略”。這一被標榜為會使所有人受益且不會擾亂政治力量平衡，也有利于解決印度長期糧食短缺問題的“中性戰略”的要點在于，在最有可能產生實效的高產地區投放高產品種、化肥、農藥和機械等，同時配合商業銀行的廉價信用貸款和農業補貼等激勵措施。作為擁有必要基礎灌溉設施且農業水平相對發達的地區，旁遮普迅速成為這一新國家戰略的受益者。自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旁遮普邦以6.4%的農業產值增速位列全國第一，哈里亞納邦和古吉拉特邦緊隨其后，而同時期印度全國農業產值增速僅為2.6%。與此同時，旁遮普邦的農作物種植品種也由1960年的21個減少至70年代末的9個，主要以輪種小麥和水稻兩季作物為主。[2]在短短10余年時間里，旁遮普成為全印度“綠色革命”的核心區和成功采用新技術提高農業生產力的典范。在公共分配體系下，中央政府以最低保障支持價格采購旁遮普邦及臨近哈里亞納邦等地區的多余糧食，再以補貼價賣給其他糧食短缺地區。旁遮普邦成為印度中央儲備糧食的主要貢獻者和名副其實的“印度糧倉”。

另一方面，在獨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延續了殖民地時期的慣性，旁遮普的重要農民運動大多仍由左翼政黨和團體領導。然而，進入20世紀70年代，旁遮普的農民運動開始發生一系列分裂和重要轉向。如果不考慮“綠色革命”引起的階級、種姓內部日益加劇的分化以及地方和區域層面的政治和階級平衡變化，將無法理解這一現象。在印度學者蘇林德·S.喬德卡看來，“農業商業化、機械化以及民主政治的引入，從根本上改變了旁遮普農村地區的等級關系。在過去大約20年的時間里，旁遮普很大比例的達利特人與他們的傳統職業脫鉤，‘綠色革命’的受益者主要是高種姓的大地主和大農場主”。因此，“支持舊有等級制度的觀念和社會結構近乎瓦解，這對旁遮普農民階級的政治代理階層的改變產生了直接影響”。換言之，真正引起旁遮普農村社會結構深刻變革的并非20世紀50年代的“土地改革”，而是60~70年代的“綠色革命”。以1972年“農民地主聯盟”（KZU）[3]成立為標志，旁遮普農民運動的領導權落入高種姓地主手中，由此該地區農民運動的性質和政治重心開始發生轉變。這一點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在“綠色革命”之后，一個素有農民運動傳統的農業大邦在農業持續陷入危機后并未天然導向“紅色革命”。到了90年代，主導旁遮普邦農民運動的“印度農民聯盟”旁遮普分支又相繼分裂為四個派別，而原有左翼政黨領導的農會和工會也在繼續發揮作用。總體而言，有十余個組織聲稱代表旁遮普邦的農民利益，其中一些有時會聯合起來，但在多數時候存在分歧。

二、旁遮普的農業結構變化：“反向租賃”和“去農民化”

到了20世紀90年代，“危機”已成為印度農業的關鍵詞。旁遮普邦也逐步由“綠色革命”的受益者，轉為“綠色革命”后遺癥乃至新自由主義改革延伸至農業的突出受害者。盡管作物產量有所增長，但凈回報率不斷下降，旁遮普邦的農業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增長率下降到4.3%，低于全印度的平均水平（6.1%）。作為農業增長率長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農業大邦，此時旁遮普邦的表現令人失望。而且，土地退化、地下水枯竭和土壤污染等危機也開始顯現。

“綠色革命”帶來的新技術和高資本投入模式，改變了旁遮普邦的生產關系和農業結構。到了20世紀80、90年代，雖然土地總量維持不變，但旁遮普邦的邊緣農戶和小農所擁有土地量不斷減少。具體而言，在“綠色革命”之后，依靠農藥、化肥和種子等極高邊際成本投入增加，旁遮普邦實現了作物產量不斷增加。但是，按照成本收益計算，擁有土地數量等于或者少于4公頃的農戶根本無法靠農業維持生計。因此，旁遮普邦越來越多的邊緣農戶和小農被迫放棄高成本種植而選擇退出農業，將土地轉租給大土地所有者，這一過程被命名為“反向租賃”。這與全印度邊緣農戶和小農數量持續增加的整體趨勢恰恰相反。據2015~2016年農業普查數據，印度高達86%的經營性土地屬于小規模（小于2公頃）和邊緣（小于1公頃），占可耕種面積的47%；而在旁遮普，只有33%的經營土地屬于小規模或邊緣規模，僅占該邦耕地總面積的9%。在“反向租賃”作用下，土地迅速向大土地所有者集中，以規定土地最高持有“限額”和將土地分配給無地農民為特征的“土地改革”徹底失去了社會意義。

由“農民”轉為“非農民”，一般存在“增長型驅動”和“危機型驅動”兩種模式。一方面通過城市化和工業化，勞動力從傳統農業被吸引至更有利可圖的非農業，這是“去農民化”的“拉力因素”。另一方面在傳統農業模式下，農業增長率和作物盈利能力顯著下降，唯有通過不斷追加成本方可增加回報率，這迫使無法負擔高成本的農民退出農業。換言之，資本密集型、機械化/高成本、農產品價格上漲水平跟不上農業投入、農民債務增加等因素，共同構成了小規模農戶和邊緣農戶“去農民化”的“推力因素”。

就旁遮普的現實而言，大量小農戶和邊緣農戶在推力因素作用下被迫離開種植農業，但該地區的中小型工業部門吸納勞動力的空間十分有限，根本無法與國內外大財團大資本競爭。更雪上加霜的是，在農業生產率顯著提升后，大土地所有者傾向于雇用臨時工而非將土地租賃給佃農，支付報償的方式也從提供農產品改為支付年工資。而在農會的支持下，當地佃農往往具有較強的薪資談判能力，因此大土地所有者轉向雇用更貧困的比哈爾邦和北方邦的達利特人充當臨時勞工以代替當地佃農。如此，旁遮普邦農業勞動力中有相當大比例是非旁遮普移民佃農或者農業工人。由于當地中小型工業部門吸納勞動力能力不足，再加上來自其他邦農業工人的激烈競爭，旁遮普邦的失業問題變得非常嚴重。

按照北方國家的經典路徑，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也是工業代替農業成為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過程，但這并未成為印度過去30年的總體特征。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現實是，工業沒有成為印度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印度農業中被邊緣化的人口沒有非農就業出口。如此，趨于停滯的工業無法吸納從農業溢出的大量人口，而服務業僅能解決小部分就業。在“去農民化”潮流的背后，小農和邊緣農戶由于根本找不到就業出口而不得不跌入失業和貧困的大坑。旁遮普農民和農業工人自殺率的迅速上升，即突出反映了農民面臨的困境。根據印度發展委員會發布報告顯示，20世紀90年代的十年間，旁遮普農民和無地農業工人自殺事件顯著增加，僅1992~1993年間就驚人地增加了51.97%，而同時期全印度的水平僅為5.11%；1993~1994年，旁遮普邦的自殺率為14%，全國水平為5.88%；在1994~1995年間，旁遮普邦的自殺案件也增加了57%。而且，該報告還認為，由于存在瞞報、漏報的情況，自殺事件的實際數量很可能被低估。[4]2004年旁遮普邦農業部門編撰的一份內部報告亦指出，農民自殺現象始于20世紀80年代，到了90年代突然增多，僅1997年就記錄了418起自殺事件。此外，報告還提供了一些關于自殺事件的事實細節。例如，超過70%自殺者為小農、邊緣農戶或無地勞工，在大多數情況下，農業是其唯一生計來源；自殺事件主要集中于桑格魯爾、巴廷達、費羅澤普爾、曼薩和法里德科特等地區。[5]

旁遮普邦一度是印度農業經濟最發達和繁榮的省份，但同時也是負債最高的省份。現有文獻支持小農、邊緣農戶和無地工人的高負債與自殺率之間存在明確聯系的觀點。據統計，高達78.4%的旁遮普農民家庭背有負債，其借貸既有生產性目的（41%），也有非生產性目的（59%）。小農、邊緣農戶和無地工人，比大土地所有者更為依賴貸款。所有類別的農民都通過大量借款滿足社會“需求”，但“非生產性借款”在邊緣農戶家庭中所占比重高達71%（近一半用于婚禮和炫耀性消費，甚至吸毒）。雖然政府向農民提供了制度性信貸，但在各類農民的短期借貸中，高達61.3%的借款來自谷物市場中間商。事實上，為了滿足消費和緊急信貸需求，63.85%的農民經常向這些中間商借款。向中間商借款更為便捷，但也意味著農民需要償付更高的信貸成本。馬爾科姆·達林在《繁榮與債務中的旁遮普農民》一書中將“中間商”這一旁遮普農業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存在描述為“必要的惡人”。

三、作為2020~2021年農民運動策源地的旁遮普

20世紀60~70年代的“綠色革命”以及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從不同向度誘發并深化了旁遮普邦農業危機，曾經以經濟活力和進步著稱的農業大邦逐步退變成一個政治上“危機四伏”的動蕩地區。在2020~2021年席卷大半個印度的“農民運動”中，旁遮普邦甚至扮演了策源地的角色。這場運動持續了14個月，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時長刷新了印度農民斗爭的歷史。其間，印度工會發動了一場2.5億工人參與的大罷工以示聲援。基于旁遮普邦的特定歷史和社會政治基礎，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150年時間里海外錫克人逐步形成了一個緊密交織、重疊、全球化程度高且具有敏銳的政治意識和強大的適應力的跨地區社群網絡。在此次印度農民抗議活動中，這一跨國網絡釋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極大增強了此輪運動的持久性和韌性。在海外錫克人的推波助瀾下，運動影響力拓展到了全球。

與以往的反抗運動相比，這場運動呈現出些許與眾不同的特質：即便在高度分裂的社會政治背景下，由于眾多參與者的精心安排和巧妙保護，該運動呈現出罕見的“團結”和韌性；該運動還得到了“盡管存在意識形態差異，但仍以最低共同綱領走到一起”的不同地區、階層、宗教和黨派的廣泛支持。這一點得益于運動采取了極為特殊的組織形式——全國500多個“農民”（Kisan）組織聚合在“聯合農民陣線”（Samyukt Kisan Morcha）下并接受其領導。印共（馬）領導的“全國農民大會”和高種姓地主領導下的“印度農民聯盟”盡管在意識形態上相互對立，但也共同參與其中。

正是因為此次運動陣容的“包容性”，基于維持國內農會團結的需要，“階級議題”被暫時掩蓋起來。對印度政府頒布的三項新自由主義農業法案的反對居于農民抗議的核心，農民中的各個部分共同抵制城市資本和外國資本對農業和農村的“侵蝕”，并直接將新法案斥為“反農民法”。盡管印度人民黨政府反復聲稱，引入私人資本不僅有利于打破政府對農業的壟斷，還會使已陷入危機的農業面貌煥然一新。而在反對者看來，印度人民黨政府的主要意圖在于對現有糧食采購、存儲、分發和營銷進行徹底的市場導向改革，以迎合印度壟斷財團從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拓至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的需求。簡言之，新農業法案是激進新自由主義改革從制造業和服務業延伸至農業的產物。一旦政府的保護機制遭到撤除，印度農業進入全球經濟大循環之后，必將呈現出極大不穩定性。以2002年旁遮普邦農業數據為例，如果考慮運輸和倉儲成本，旁遮普邦的小麥對印度食品公司的“經濟成本”為每公擔850盧比；而同期國際市場上的小麥售價每噸不到100美元，相當于每公擔475盧比，即便是美國最好的小麥在國際市場的售價為127美元，也僅相當于每公擔620盧比。[6]為了保護印度國內農業發展，印度政府目前不允許自由進口小麥，并對農產品征收高額進口稅，一旦政府取消進口限制，旁遮普邦的糧食營銷將陷入困境。

全球左翼知識界高度聚焦這場運動的理論與實踐價值。在對2020~2021年印度農民運動的批判性研究中，印度及國際左翼學者達成了基本共識：這場運動本質上是針對新殖民主義農業體系的反抗——既是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瓦解小農經濟的應激反應，也是對跨國資本農業壟斷的集體防御。學者們普遍強調其超乎尋常的動員規模（持續一年余的帳篷抗議）、堅韌的抗爭形態（跨國資本-國家機器雙重擠壓下的組織存續）以及跨宗教-種姓的階級聯合實踐（錫克教農民與低種姓農業工人的策略性同盟）。美國批判理論家諾姆·喬姆斯基在解讀其歷史意義時，將之置于全球抵抗政治光譜中：“這不只是照亮印度黑暗的燈塔，更是重構反資本斗爭范式的火種……其集體行動范式，正在重塑南方國家對抗新自由主義的戰術工具箱。”然而，學者們的分析也存在一些顯著的差異或側重點的不同。例如，印度糧食主權倡導者、被譽為“糧食甘地”的范達娜·席瓦指出：新自由主義農業政策不僅破壞了生物多樣性及印度本土糧食系統，更使農民深陷市場波動風險與跨國資本的盤剝之中。她認為，當前這場農民抗爭實質上是在捍衛印度文明的根基——通過守護傳統農業體系，既避免了土地資源的荒漠化，也阻遏了精神家園的荒蕪化，從而維系著印度社會的可持續發展。[7]印度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普拉巴特·帕特奈克深刻指出：這場農民運動不僅精準擊中了印度新自由主義議程的深層矛盾，既在重燃反殖民主義斗爭歷史自覺的同時，構建起抵御帝國主義農業滲透的防御體系，更在意識形態層面形成了對印人黨“印度教特性”治理范式——新自由主義政策導向消解了社會公平，隱蔽的法西斯化傾向則威脅著民主根基——的雙重解構。他特別強調，這場運動通過跨階層的社會政治動員，正在重塑印度公共領域的話語權力結構，展現出推動系統性變革的政治潛能。[8]與帕特奈克的積極看法有所不同，印度左翼思想平臺“社會主義工程”對運動做出深度研判：這場本應成為反新自由主義陣地的抗爭，在政治博弈中發生了根本性異化。運動最初雖以反對三項農業法案為切入點——該法案實質是國家權力與跨國壟斷資本集團對印度農業生態的系統性重構——但領導權迅速被旁遮普邦的錫克教分離勢力和農業民粹主義聯盟所裹挾。由高種姓地主主導的農民聯盟，通過議程收縮策略將包含無地農工權益的八項核心訴求，狹隘化為僅聚焦廢除法案的技術性抗爭，暴露出其作為農業資產階級利益代言人的本質屬性。該平臺尖銳地指出，左翼力量在運動中的結構性失語直接導致兩個層面的政治危機：其一，未能阻止分離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合流，致使反抗運動從一個潛在的進步政治運動轉向維護現狀，未能實現更深層次的社會主義轉型；其二，放任運動領導層與跨國資本達成根本性妥協——表面廢除法案的“勝利”背后，實則是農業資本集團與金融全球化勢力的重新締約。[9]

自印度獨立至今，印度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廣泛討論了印度農業陷入嚴重危機的成因并尋求解決辦法，但都未觸及導致農村不平等和貧困的根本性結構問題，未能采取實質性措施緩解危機。為了防止社會因政治動蕩而脫軌，莫迪政府臨時撤回了新自由主義農業改革政策，2020~2021年的農業政治“危機”暫時得到緩解。但普遍存在于印度農業中的結構性矛盾始終存在，圍繞印度農業和農村問題的斗爭遠未收場，只是斗爭形式將不同于以往。

參考文獻（向上滑動查看）

*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科建設“登峰戰略”資助計劃項目（項目編號：DF2023YS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 Shalini Sharma, Radical Politics in Colonial Punjab Governance and Sedition, Routledge Taylor Francis Group, 2010, p. 13.

[2] Economic Survey, Punjab 2018-2019, pp. 63~64.

[3] 該組織在1982年轉為“印度農民聯盟”（BKU）在旁遮普邦的分支。所謂“印度農民聯盟”，最初是由北方邦的賈特政治領袖、印度前總理夏爾查蘭辛格在北方邦領導的農民運動，其理念是“將農業置于工業之上”，倡導“農村優先”，強化農民農業，并為無地農民創造就業。該運動蔓延至其他邦，并最終催生了“印度農民聯盟”。

[4] Surinder Jodhka,“Beyond‘Crises’: Rethinking Contemporary Punjab Agricultu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1, No. 16, 2006.

[5]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IDC), Suicides in Rural Punjab, Institute and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Chandigarh, 1998.

[6] H. S. Sidhu,“Crisis in Agrarian Economy in Punjab: Some Urgent Step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7, No. 30, 2002.

[7] Vandana Shiva,“How India Can Restore its Food Sovereignty,”Think Landscape, March 4, 2024.

[8] Prabhat Patnaik,“The Peasantry’Victory over Imperialism,”People’s Democracy, November 28, 2021.

[9] Paramjit Singh,“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Neoliberal India: The 2020-21 Peasant Movement,”Socialist Project, August 8, 2024.

作者簡介：王靜，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本文轉載自 “文化縱橫” 微信公眾號2025年6月12日文章，原標題為《莫迪豪言“讓全球吃上印度菜”，卻喂不飽自家國民？ 》。原文刊載于《文化縱橫》2025年第3期。

本期編輯：任徵淼

本期審核：單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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