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文彬：詐騙犯罪、經濟犯罪大要案律師、廣強所管理合伙人、副主任暨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主任（承辦過不少中央電視臺報道、公安部、最高檢、最高院督辦或指定管轄的案件，其中不少案件取得無罪、輕罪、改判等效果）

今日，有媒體報道，“成功學大師”楊濤鳴（本名：楊武成）一審以詐騙罪被判無期，這對宣揚成功學、快速致富學斂財的人士是一種重大打擊。但話又說回來，兜售、宣揚成功學斂財的人士會構成詐騙罪嗎？

我們先來看看一審法院的裁判理由：法院認為，楊武成先后成立多家公司，伙同他人將楊武成包裝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師，以“世界頂級潛能開發大師”“全球知名演說家”“亞洲第一潛能激勵大師”等頭銜，通過線上、線下媒介宣傳，以培訓快速成功為名，吸引學員到現場繳費聽課，并以虛假的成功案例及各種話術，讓學員持續交付財物升級會員等級。經查，楊武成等人通過上述方式詐騙3.8億余元。

故，一審法院認為，楊武成及其團伙通過打造楊武成的虛假人設，神話楊武成的能力，創設虛假的成功案例，利用被害人渴望改變現狀的迫切心理，在現場氣氛和各種成功案例的刺激下，使得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誤以為繳費上課就能輕松發財、覺得成功近在咫尺，進而交付財物。楊武成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結合其客觀實施的詐騙行為，應認定其構成詐騙罪。

由此可見，一審法院認定楊武成等人構成詐騙罪的主要理由在于其虛構頭銜（身份）、虛構成功案例再加上現場氣氛烘托與刺激，使得被害人產生（誤以為繳費上課就能輕松發財、覺得成功近在咫尺）的錯誤認識，進而被騙。

有欺騙行為就是詐騙犯罪？如何準確適用法律，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輕罪與重罪如何區分界定？肖律師曾經在《有欺騙行為就是詐騙犯罪？以下幾種情形要除外》一文中有過詳細論述，在此不再贅述。

首先，在刑法理論上，對于簡單、拙劣、容易識破的欺騙行為，應該排除在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范圍之外。

因為刑法具有謙抑性、補充性、最后性。對于信任那些明顯拙劣或虛假的騙術的“被害人”，那么刑法就沒有保護這種信任的必要（但可以通過民法、行政法去調整與保護），只有那些復雜的、不容易被發現的欺騙行為，才具有刑事上的可罰性。

比如有人冒充秦始皇、乾隆皇帝在世去詐騙的，也有人利用封建迷信、鬼神傳說去行騙的，比如說看相算命的行為、兜售成功學的行為人是否構成詐騙犯罪，在刑法理論上有著巨大的爭議和疑問。但是，如果行為人冒充秦始皇、乾隆皇帝、孫中山的后人去詐騙錢財的，那是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的。

其次，欺騙行為與財產損失欠缺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的，不能評價為“詐騙行為”

案件中的現場氣氛烘托、“誘導購買”行為確實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最終是否購買的自主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作為一個成年的理性人，是否足以被上述氣氛、上述誘導行為所欺騙，是否具備詐騙罪的刑法因果關系，也是存在一定疑問的。

再次，不具有詐騙故意或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欺騙行為，不能評價為詐騙犯罪

行為人雖然在客觀上實施了一定的欺騙行為，如果其在主觀上欠缺詐騙的犯罪故意、非法占有目的，或者指控詐騙犯罪故意、非法占有目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不能以詐騙犯罪（或犯罪）論處。非法營利目的與非法占有目的如何區分界定？也是本案需要重點考察的因素。楊武成等人有沒有提供相應的服務？服務是否有對價（非等價）？如何去鑒定和評價？

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市場經營中的“欺騙”行為，如果行為人支付了一定的對價，欺騙手段的目的是為了促成交易、謀取經營利益的，哪怕是謀取的是非法利益，而存在實質上交易、不具備非法占有目的的，則不能以詐騙犯罪論處，是否構成其他犯罪（非法經營罪、虛假廣告罪等），則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最后，我們來看看《廣告法》第二十八條明確規定哪些行為可以認定為虛假廣告。

“廣告以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內容欺騙、誤導消費者的，構成虛假廣告。

廣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虛假廣告：

（一）商品或者服務不存在的；

（二）商品的性能、功能、產地、用途、質量、規格、成分、價格、生產者、有效期限、銷售狀況、曾獲榮譽等信息，或者服務的內容、提供者、形式、質量、價格、銷售狀況、曾獲榮譽等信息，以及與商品或者服務有關的允諾等信息與實際情況不符，對購買行為有實質性影響的；

（三）使用虛構、偽造或者無法驗證的科研成果、統計資料、調查結果、文摘、引用語等信息作證明材料的；

（四）虛構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效果的；

（五）以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內容欺騙、誤導消費者的其他情形。”

結語：大家都渴望財富、渴望成功，但是社會經驗和案例告訴我們，成功人士畢竟是極少數、成功的概率也很低！不要被一些表面現象所迷惑！

注：以上文字內容系個人觀點，僅供學術參考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