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記事（1912-1928）》封面

以茶館等基層社會研究知名的成都籍歷史學家、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席教授王笛，近年來幾乎每年都有著作出版或再版，《中國記事（1912-1928）》便是其中最新一部。正如英文名China Through Others’ Eyes所示，該書以60多萬字篇幅，生動展現了這一時期“他者眼中的中國”。

書中，王笛聚焦當時在中國工作、生活的外國作家、學者、記者、外交官、旅行者，如芮恩施、杜威、鮑威爾、賽珍珠、司徒雷登、史迪威、阿班等人，通過他們的個人記錄及西方媒體的采訪報道，以“歷史非虛構”的方式，再現其對當時中國社會現實狀況、民生百態的觀察和了解。

有趣的是，這樣一部歷史著作，出版方卻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實際上，包括該書在內，近年來王笛已有5部作品由該社推出。

歷史學者如何“跨界”文學？近日，借著王笛來蓉參加活動的機會，記者就《中國記事（1912-1928）》的來龍去脈、歷史非虛構寫作的探索和經驗、史學研究以及寫作的公共價值等話題，對他進行了專訪。

這段錯綜復雜、波瀾壯闊的歷史，不該只寫給學者看。

成都籍歷史學家、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席教授王笛

翻開《中國記事（1912-1928）》，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一戰”、新文化運動、中國參加巴黎和會、五四運動等重大事件次第展開；時任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威，后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曾任燕京大學校長和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等相繼登場。這些“大人物”和“大事件”，顯然不同于王笛此前主要的學術領域和作品。

對王笛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過去，他的著作大都關于四川尤其成都，如《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以及更加通俗的《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記憶》等作品，均圍繞晚清、民國時期四川基層社會文化展開探討。

“過去我的研究都是先定選題，然后去找資料，但《中國記事（1912-1928）》和以前的書都不一樣。”原來，王笛此前在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任教時，給本科生開了一門“歷史學家的技藝”（Historians’ Craft）課程，其中一個教學內容就是搜集原始資料并加以分析。2008年前后的一次課程，他決定以五四運動為中心，請學生搜集上至辛亥革命、下迄五卅運動的英文資料供課堂使用。

“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不管在西方還是中國，基本上沒有學者用過這些資料。”王笛覺得，這些資料從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的角度，對那段歷史進行觀察，具有不菲的價值，后來便時常轉給相關學者參考。

到澳門大學任教后，王笛逐漸萌生就此“寫一本書”的念頭，并于2015年起將它作為一個正兒八經的寫作課題。幾年時間里，他陸續完成了9篇學術論文，發表于《近代史研究》《清華大學學報》等刊物。

“反響相當不錯，其中7篇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超過我任何其他的課題。”王笛說，過去國內學界對中國1912年到1928年歷史的研究，大都使用中文資料，從中國人自己的角度加以分析。“五四運動已經過了100多年，我們是不是應該換一個角度？既然它受到當時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媒體的關注，是不是應該考慮這一部分內容？”此即這批論文的價值所在。

5月24日，王笛在《中國記事(1912-1928)》北京首發式上

2021年初，對于從“論文”到“著作”的轉化，王笛有了新的想法。“那段時間的歷史錯綜復雜、波瀾壯闊，中國正在經歷一個轉折時期，我覺得這個課題會有很大的讀者群，不應該只給學者看。”

經過仔細思考和查閱資料，王笛花了兩年多時間，重寫了一部“大眾也有興趣閱讀的作品”。從原先的“學術專著”到“大眾讀物”，《中國記事(1912-1928)》可謂脫胎換骨，其中最為直觀的便是篇幅，“從20多萬字擴大到60多萬字，從原來的9章增加到29章。”王笛說，這些新增內容，不少是為了讓作品更加貼近讀者，提高該書的“文學性”或“可讀性”。

王笛將枯燥的學術語言轉變為更親近讀者的文學語言，并采用了全新的敘事結構和敘事方法。例如，該書開篇講述了司徒雷登在南京金陵神學院任職期間，擔任美聯社特約記者報道辛亥革命的故事；第29章沒有在1928年戛然而止，而是集中講述了書中主要人物最后的結局，最終以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在杭州入土為安結束。寫作上首尾呼應，苦心經營。

用歷史非虛構的手法，寫一部“具有可讀性的歷史書”

出于這樣的內容和風格，《中國記事（1912-1928）》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就不奇怪了。實際上，包括該書在內，近年來王笛已有5部作品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包括《那間街角的茶鋪》《歷史的微聲》《消失的古城（增訂本）》和《走進中國城市內部（修訂本）》。此前，他的作品主要通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學術性出版機構出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其他四種王笛著作

“歷史書寫以前是‘兩張皮’，要不就是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這樣的歷史小說，要不就是歷史學家的專業著作，每一個結論引用的資料都有歷史根據，但通常只在學界內部小范圍流傳。”王笛說，新世紀以來，“歷史非虛構”在國內日漸受到歡迎，它區別于歷史小說和史學專著，可以視為一種基于歷史事實的、“具有可讀性的歷史書”。

王笛說，歷史學者搜集資料，會遇到很多很有趣的內容，但是過去那種歷史寫作方法，讓我們缺乏講故事的能力。“俗話說‘文史不分家’，真是有道理的。司馬遷寫《史記》，不就在講故事嗎？后來受到社會科學的影響，歷史寫作成了分析和數據，干巴巴的怎么行呢。”他希望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嘗試在表達上更有趣、更靈活、更接近讀者一些。

王笛自己開辟這一全新寫作“賽道”，源于2020年7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李磊編輯的一次約稿，經過雙方反復商討，把主題確定為王笛十分熟悉的“茶館”。此前關于這一主題，他已經進行了20多年的研究探索，出版了兩卷本學術專著。不過，“學術著作很難講一些細節、故事，還留下了很多‘邊角余料’。”王笛便把這一部分內容，以及學術專著中只能放進注釋的諸多信息，以一種文學化的手法組織起來，寫成了《那間街角的茶鋪》。

《歷史的微聲》是王笛的書評集，如果按常規的方式策劃出版，很難引起普遍關注。在李磊的建議下，王笛在書中新增了60頁左右內容，專門寫自己的“閱讀史”，從自己閱讀的第一本文字圖書，一直到成為學者后乃至當前階段的閱讀故事，讓這本“關于書的書”更受歡迎，獲得了《亞洲周刊》“2022全球華人十大好書”榮譽。

對于“歷史非虛構”寫作者，在書中“講故事”是他們的共同點，王笛的寫作同樣如此。但是，“我畢竟是研究歷史的，很多觀點是要有根據的，一定要根據歷史證據來寫，有多少分資料說多少分話。”

例如，在《中國記事（1912-1928）》第十二章中，王笛寫了一位“王先生”（K.　P.　Wang）。1919年5月3日，他致信《紐約時報》，對巴黎和會上關于山東問題的決議表達憤怒；后來，又有兩位美國人加入筆戰，《紐約時報》總共刊登了3人的5封來信。由于后者以英文原名發表信件，王笛沒費什么功夫便查實了他們的身份，但追蹤“王先生”卻并不容易。

反復檢索中英文資料庫和網站，王笛首先查到“王先生”的英文全名，又據此確定了其中文名王伯衡。他這才清楚，“王先生”先后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求學，回國后在《申報》等媒體任職，并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檀香山世界報業大會，后來還在保險業闖出一番事業。

讓象牙塔里面的孤高學問，成為民眾生活的鮮活記錄

王笛的跨界寫作，如今已經引起業界關注與好評。過去，他的學術專著曾經兩度榮獲美國城市史學會最佳著作獎；近年來，其歷史非虛構作品，已經為他贏得單向街書店文學獎、首屆呂梁文學獎等榮譽。

其實，王笛很早就開始關注文學，他過去有關成都的學術研究，便突破歷史學界往往只依靠史志、檔案等材料的局限性，將晚清民國時期的竹枝詞和李劼人、沙汀等人的小說，也作為歷史材料分析使用。

在他看來，寫同時代的文學，無論小說還是其他文學形式，其實就是在記錄歷史。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勞》、余華的《活著》，以及張愛玲的《金鎖記》《傾城之戀》，王安憶的《長恨歌》，金宇澄的《繁花》，陳丹燕的“上海三部曲”等書寫上海的作品。“因為文學家寫當代，實際上也是寫自己的經歷、自己的觀察，當然有他們的主觀立場，但是至少記錄了當時的都市日常生活、文化、社會和普通人。”

王笛注意到，在歷史寫作和歷史研究中，關注當代普通人的生活非常少。他甚至認為，在記載民眾的生活史上，文學家往往比歷史學家做得更好。因此，從為民眾寫史的角度看，杰出的文學家比歷史學家所撰寫的著作更生動、更接地氣，“從某種程度來說，甚至更接近歷史本身”。

王笛手繪的成都舊時街頭風貌

王笛手繪的民國時期成都茶鋪

這也是王笛倡導“公共史學”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來，歷史不應該再是象牙塔里面的孤高學問，而是成為民眾生活的鮮活記錄。”他認為，通過口述史、微觀史、非虛構寫作等多元路徑，將鏡頭對準被遮蔽的歷史，不僅拓展了歷史書寫的維度，更讓普通民眾從歷史的“旁觀者”轉變為“記錄者”和寫作者。正如《中國記事（1912-1928）》中的那位“王先生”，盡管他不如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諸如陸徵祥、顧維鈞等人那樣萬眾矚目，卻通過在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紐約時報》上刊文這種方式，發出了中國人的聲音，為中國爭取自己的權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除了讓寫作貼近讀者，王笛本人也在走進讀者。近年來，他越來越多地接受媒體采訪，參加各類閱讀和文化活動。“把我的思考通過媒體平臺表達出來，其實也是對社會的一種責任和貢獻。”王笛說，“自娛自樂”當然也是一種做學問的方式，但歷史學家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接受采訪、參加活動多了，被問到的問題、表達的觀點難免重復，王笛也不以為意。“思想就是要反反復復地講，反反復復地傳播，才能讓更多人聽到。現在這個信息社會，如果你只說一次，馬上就被埋沒了。時間久了，聽到的人多了，大家開始思考、接受，我覺得沒什么不好。”

2024年12月11日，王笛在北京分享《消失的古城（增訂本）》和《走進中國城市內部（修訂本）》

王笛打過一個比方：海面上的波濤往往由下層的“潛流”決定。因此，史學研究的關鍵不在于課題重要與否，而在于是否能夠從表面平淡無奇的東西中間發現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王笛手上正在進行的研究和寫作，也持續體現著他擺脫“精英視角”和“宏大敘事”的學術取向：三卷本袍哥研究，第一卷已經交稿，他計劃在四五年時間內完成其他兩卷的寫作。

本文刊于《四川日報》2025年6月20日

王笛丨《中國記事（1912-1928）》丨人民文學出版社

初審：李 磊

復審：薛子俊

終審：趙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