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鞅變法開始，整個秦國儼然成為了一臺戰爭機器，上至王公貴戚，下至平民百姓，每個人都在為這臺機器的運轉做貢獻。為了維持機器的運轉，每一個零件都不可或缺，所以自然要全面加強對百姓的管控，除了實施嚴刑峻法和連坐制度之外，商鞅還在秦國大力提倡告密，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減少犯罪，由此一個告密成風的時代開始了。

嚴刑峻法和連坐制度已經讓百姓怨聲載道，苦不堪言，為何還要鼓勵告密呢？或許告密本身沒有過錯，但是如果統治者鼓勵告密的話，性質就完全不同了。要知道，一旦告密成了社會風氣，不但人人自危不說，道德水準也會直線下降，冤假錯案會成倍增加，整個社會風氣和生產生活都會發生變化，商鞅實行這樣的措施顯然也有自己的想法。

記載商鞅言論和思想的《商君書》中記載了一段言論，解釋了商鞅為何鼓勵告密。他認為罪行發生之后，在對犯罪者進行懲罰，就不能起到制止犯罪的效果。與其獎勵見義勇為的人，不如及時制止不義之舉的發生。嚴刑峻法如果不能去除犯罪，獎勵義舉不能制止動亂，國家就會出問題。所以統治者最好在老百姓違法之前就提前實行刑罰，這樣才不會出現大的“邪惡”。統治者必須賞賜告密的百姓，這樣就可以杜絕細小的過失。統治百姓，能夠做到大的惡行不發生，小的過失不出現，國家就會強盛。這段言論是否是商鞅本人的觀點，已經無可稽考，但是卻是商鞅鼓勵告密的一種解讀。雖然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兩面性的，太絕對化了，往往就會適得其反。

商鞅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告密納入了國家制度，也是第一次將“事前懲罰”制度付諸于實施的變法，告密制度對秦國后來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告密成風讓百姓從守法變成了畏法，表面上看，秦國和后來的秦朝百姓遵紀守法，但是無論如何努力，依舊很難避免無妄之災，加上秦朝實行愚民政策，百姓害怕犯法不假，但是百姓也幾乎不懂法律，所以即使再怎么謹小慎微，也無法避免觸犯秦法，天下苦秦久矣由此而來。人和人之間感情冷淡，甚至于親屬之間也沒什么人情味，這一現象貫穿秦國后來乃至于漢朝初期，直到漢文帝時期才得到改變。

漢文帝繼位后，與朝臣討論秦朝速亡的經驗教訓，提倡寬仁為本，告密可恥。讓人驚訝的是，盡管漢文帝反對告密，并且廢除肉刑，一定程度上給予官員與百姓言論自由，但是從秦國時期就形成的告密之風卻依舊盛行，直到上行下效數十年之后，告密成風的現象才得到根本性的扭轉。然而讓人遺憾的是，在后世的歷史中，告密制度被一些君王再次實行，使得告密成風，酷吏盛行的時代反反復復的出現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一旦壞風氣再次出現，人民就會在苦難的漩渦中繼續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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