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傳》導讀序言

文 | 梁鴻

來源 | 《王小波傳》

為王小波寫傳記

是一件很冒險的事

自1997年王小波去世以后，“王小波熱”一浪超過一浪，先是思想文化界、精英媒體界，然后是文學界，最后到達大眾文學愛好者和青年一代那里（這個排序本身很有意味），中間還有王小波的愛人、著名社會學家李銀河的推波助瀾，關于王小波的一切，似乎都已經被大家熟知，并被廣泛討論。

為一個已經被分析過度的作家寫傳記，應該是一件很冒風險的事情。在這樣一個全媒體時代，掌握、收集資料，探聽故人的看法，尋找傳主生活過的地方，探查民間的聲音，似乎都不是難事，這就意味著，揭秘式的、生平式的傳記都已經沒有多大價值。

這給傳記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正是在這一層面，房偉的《王小波傳》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

作為一位文學評論家和作家，房偉打通了雙重自我身份所產生的多重知識路徑和美學路徑。通讀全書，可以看到，房偉仍然以王小波的生平為綱——為尋找一丁點的蛛絲馬跡，房偉可謂“上窮碧落下黃泉”，窮盡了一切可以窮盡的人，去了一切可能去的地方。

有半年時間，為了約到北京與王小波相關的人，房偉在北京租了間房子，隨時待命。但是，他并非止于揭秘式的描述，而是如抽絲般的梳理出王小波小說美學中的經驗來源和知識來源，他做的是一種倒置式的和互證式的闡釋，即，首先要對作家創作中的美學風格、思想方式和精神特征有最根本的把握，然后，通過對作家生平的回溯和探秘，找到其來源和生成方式。

這樣的寫法和結構方法，首先需要傳記作者對作家作品有深刻的領悟和獨特的認識。在此角度下，房偉充分發揮了他的專業優勢。作為當代文學的研究者，房偉不但對王小波小說進行理論探討，從王小波的接受學、美學和比較學等多個層面進行研究，撰寫了一系列論文和學術專著，在創作上也全方位實踐并探索王小波的美學思想。

強調通向真理的方法論

而非真理本身

2012年房偉出版長篇小說《英雄時代》，在這部小說里，房偉讓當代和古代兩重時空同時并存，以一種王小波式的狂歡化、雜糅的語言對當代世界內部的虛空和荒誕進行了書寫，但是，它的多義性語言和黑色幽默卻又是房偉自己獨異的風格。這其中，自然有向王小波致敬的意思，但也可以看出，房偉把王小波的美學風格作為一種實驗，既實踐它，又創造出一種具有開放性和彈性空間的形式。

這正是王小波的核心：從來不提供固定的真理式的思想，他更樂于提出一種思維的方法和精神的形態，沿著這一方法和形態，每個人都會達到自己的方向。它強調一種通向真理的方法論，而非真理本身。

從房偉關于王小波小說的論述和自己的創作可以看出，他對這個作家的精神世界，對這個作家在當代的位置及背后的象征性意義，對作家的美學風格，都有極具創見性的理解，能夠看到隱藏在作家作品中的多條路徑。同時，你也可以感受到，對于這樣一位作家，房偉有真正的欣賞和進一步探索的熱望。對于房偉來說，王小波是通向越來越深、越來越寬廣的遠方。

從整體而言，《王小波傳》不只是研究王小波的美學和成長，其實也是回到那個時代，重新還原歷史語境，探察那個時代的多條通道。以王小波為契機，房偉也在探討政治與人的沖突，生命的頑強與自我的選擇，進而探討文學以何種方式來達到一種澄清。

王小波的“吶喊”

是對思維匱乏的焦慮

王小波對科學理性的推崇可能被所有讀者和研究者注意到。每每涉及此，王小波總是犀利尖刻，一針見血，但這一點，并非來自后天知識的培訓，而來自作者對人類自身經驗的重視和肯定。王小波的雜文里有一個“奶奶”的意象，即經驗和常識的象征。

他自己曾公開宣稱對智力和理性更感興趣，這一觀點也常常使王小波面臨質疑，認為他有很強的精英主義傾向。但是，如果把王小波放置到一個大的語境之中，就明白，這句話，幾乎是一種吶喊，背后有對我們這一國度最為匱乏的思維的焦慮。

他的思想里有復雜的辯證成分。同時，最應該注意的，也是王小波最重要的地方，即，他對于所有事物的說理都并非斬釘截鐵的，他只是通過藝術的形象來傳達。這樣，他所呈現出的藝術形象往往大于他想要傳達的，他的句子隨時隨地充滿著這樣的“溢出”，讓你有更多向度的感受與思考。也許，這正是文學的基本魅力。純粹的說理很難達到這樣的多重方向。

房偉對此的分析也很有意味。他沒有糾纏于王小波的“理性”是什么，沒有試圖幫讀者去確認王小波的正確性，而是依然回到文本中，分析它們之間的關系和在文學中的呈現方式——

“對王小波而言，‘大躍進’運動成為其樹立文學內涵和美學原則的一個出發點，小說中有關‘大躍進’的印象，卻成了一些更為悖論化的美學形象，所有那些荒誕景觀，都以‘兒童狂想’的美學形式出現。狂想之中，兒童對生命的好奇和對奇觀場景的探究，都在歷史的荒誕之中，顯現出了宿命般的美學魅力。”

可以說房偉始終抓住經驗、生活與美學之間的關系對王小波進行分析，這使得他的結論可靠，讓人信服，同時，又能夠跟隨著王小波回到時代深處，重新去把握時代的內在脈絡。

從這個意義上講，《王小波傳》既是一本作家的傳記，同時，也借王小波的方法和美學，對中國當代思想史進行溯源式的回顧和梳理。王小波并非只是本體，還是方法論。

還原真實的王小波

——革命星空下的“壞孩子”

作為一個傳記作者，他和傳主之間到底該是怎樣的距離和關系？有人說，傳記作者太愛傳主容易形成誤區，容易諱疾忌醫，但是，反過來，如果沒有熱愛，又如何能夠如考古一般，匍匐在灰塵里，一點點找遺落在時間和空間深處的線索？

不管如何，作為王小波熱愛者的房偉始終保持著一個學者的理性和嚴謹，沒有過于夸大王小波的文學意義，也沒有夸大王小波作為一名自由知識分子的行為及行為背后的意義。

譬如王小波的辭職，房偉認為，這一行為在當時，并不是一個獨立于世的行為。王小波1992年從人民大學辭去教職，并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房偉在文中考察了同時期其他作家的辭職情況，南京作家韓東、吳晨駿、朱文都在同時期辭了職。辭職當然是某種精神的顯現，但同時，也并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

實際上，90年代初期，“自由撰稿人”“下海”這樣的詞語對知識分子的沖擊是今天難以想象的，它已然形成某種潛流和象征。并且，稿費的增加和報紙雜志的商業化，都給自由撰稿人的生存帶來一定空間。當然，相伴隨的，就是寫作上的自由度和獨立性。

這樣客觀的、深入歷史語境的考察和結論并不會損傷王小波的獨立性，相反，它能夠使我們更全面地了解時代內部的精神狀態。它是一個學者的嚴謹態度所得，同時，也是對王小波形象的恰當敘事和還原。

王小波是革命星空下的那個“壞孩子”，有他成長的空間、語境和特殊的話語形態，這些也造就了他寫作的基本內容。以此為起點，他把握時代、政治、人性和文學，他是在一定歷史空間中所誕生的叛逆者和破壞者。

在最后一章里，房偉以非常客觀和冷峻的筆法對王小波死之后的“王小波現象”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媒體、“文青”、李銀河、書商等如何共同參與，掀起了曠日持久的“造神”運動，而那些否定、批評王小波的聲音又如何此消彼長，始終存在。

對此，房偉認為，“無論喜歡還是討厭，王小波在我們的社會，正在變成一個‘神話’被超越，在他身上，負載了太多復雜的社會信息，也負載了太多怨恨、憤怒、喜愛、沉靜與悲傷”。

這一“造神”運動對于王小波而言，是好事，還是壞事，還很難判斷。但毫無疑問，房偉的《王小波傳》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具有獨立價值的通向王小波世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