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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一結束，一場關于“填志愿”的爭奪戰(zhàn)迅速打響——不是學生之間的競爭，而是企業(yè)與算法、平臺與人之間的較量。

幾年前，張雪峰憑借“嘴皮子”和“干貨”，成為高考志愿填報賽道里的頭號網紅。而如今，騰訊、阿里、百度、夸克、知乎紛紛下場，用AI、算法和系統(tǒng)工程化“搶飯碗”。曾經靠情懷和經驗吃飯的賽道，正迅速被代碼接管。

一門10億級生意，互聯網巨頭也坐不住了

據艾媒咨詢數據，2024年中國高考志愿填報市場規(guī)模達到10.2億元，預計2025年將進一步增長至10.9億元。在這門看似“小眾”、實則全民參與的大生意背后，企業(yè)競逐也在全面加速。

數據顯示，目前中國至少有1876家企業(yè)在其名稱或經營范圍中明確提及“高考志愿填報”。就連此前在直播中宣布“停播兩個月”，張雪峰都不惜“打臉”然后迅速回歸，開啟了15場連播。

而今，這條賽道的競爭已從個體老師、民營機構，全面上升到科技巨頭之間的技術博弈。夸克、知乎、百度、支付寶、微信，甚至AI領域的頭部力量阿里、騰訊，正在將高考志愿填報服務“平臺化”、“產品化”、“算法化”。他們盯上的，不只是幾億收入的志愿市場，更是教育科技場景中的關鍵入口。

夸克就是典型代表。自2017年起，夸克就持續(xù)投入志愿填報工具的研發(fā)。今年6月，升級版“夸克高考志愿填報”重磅上線，推出“深度搜索”、“志愿報告”、“智能選志愿”三大核心功能，進一步強化了AI在選校選專業(yè)環(huán)節(jié)的參與度。

以“四川570分，歷史+地理”為例，用戶只需輸入關鍵詞，即可一鍵生成推薦院校和專業(yè)。系統(tǒng)會根據2024年四川高考數據預估排名，智能匹配“沖、穩(wěn)、保底”方案，還可按“院校優(yōu)先”或“專業(yè)優(yōu)先”進行分類選擇。用戶還可以依據公辦、211、雙一流等屬性精準篩選目標院校，甚至查看各專業(yè)的錄取難度百分比。

而知乎、百度、微信等平臺也緊跟其后，紛紛推出一站式志愿填報界面、熱門專業(yè)分析報告、就業(yè)趨勢預測等功能模塊。即便是支付寶，也嵌入了高考查分、分數線查詢、志愿參考的全流程服務。

某種程度上講，這場AI化的“報志愿革命”，不僅是在挑戰(zhàn)張雪峰這樣的“個體咨詢IP”，更是宣告著高考志愿填報的“平臺戰(zhàn)爭”已經打響。

飯碗之爭，AI是否更懂人生選擇？

志愿填報，看似一門門檻不高的服務，實則蘊含著大量決策心理學與信息不對稱的博弈。張雪峰式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源于其對家長心理的精準拿捏。但當AI技術進入這個領域，它所提供的，不是情緒安慰，而是數據建模后的“最優(yōu)解”。

AI之所以被看好，是因為填報的核心變量本質上是可結構化的：分數、位次、錄取率、招生計劃、往年數據、就業(yè)情況……只要數據充分，算法模型自然能給出“沖、穩(wěn)、保”的概率劃分，甚至匹配專業(yè)興趣、就業(yè)傾向，生成全套志愿策略。

而對廣大家庭而言，AI系統(tǒng)最吸引人的，不只是效率，更是“便宜”。不少線上線下志愿填報機構一次服務動輒上千元。相比之下，AI工具幾乎“零門檻”甚至免費開放，無疑是對信息差的直接補足。

某種意義上，這也被視為一次“教育平權”的科技革命。

比如今年網絡上走紅的一位挑扁擔的高考女生，她想報教育專業(yè)，夢想當老師。但一些教育博主提醒她：“教育學”并不等于“師范類”，報錯專業(yè)可能南轅北轍。這類“知識盲區(qū)”，恰恰是AI擅長糾偏的地方——在海量案例數據支撐下，它可以防止類似誤選。

但也正因為如此，AI帶來的并非單純的助力，也可能是隱形的“統(tǒng)一模板化”。當人生路徑被“最優(yōu)解”所定義，感性決策的空間、嘗試失敗的可能，也被壓縮到極限。

填志愿原本是人生第一次重要抉擇，卻在數據堆疊中趨于標準化。這種“理性至上”的背后，是一個更加低容錯、更少驚喜的系統(tǒng)性未來。

數據人生，是否真的更“對”？

回顧AI志愿填報在今年的爆發(fā)，本質上是技術從“可用”到“好用”的一次質變。而推動它普及的，不只是技術成熟，更是社會心理的變化——人們越來越不愿也不敢“試錯”。

從“天坑專業(yè)”到“高薪崗位”，從“最具發(fā)展前景”到“冷門慎報”，公眾輿論早已將志愿填報的選擇，緊緊綁在“就業(yè)”這根繩上。在這種社會情緒下，家長和考生更傾向于尋找一個“正確答案”，哪怕只是一個算法的幻覺。

AI工具的“合理性”，來自它的數據與邏輯。而這恰恰是許多家庭做決策時所缺乏的。父母的經驗往往來自于幾十年前的認知，孩子的喜好也未必經得起現實考驗。于是，AI的聲音被高高舉起，它不再是輔助建議，而成為了“絕對權威”。

這正是一種人生“代碼化”的體現。

當每一次人生選擇都可以“算出來”、每一步路徑都能被模型預測，“嘗試”的價值開始被質疑，“偏執(zhí)的堅持”顯得多余，哪怕是“我就是喜歡這個專業(yè)”也可能被視為不理智。

這當然提高了決策效率，也提升了成功概率，但同時，它在重構人的認知方式：我們不是在選擇自己的人生，而是在接受一個最有可能通向“成功”的人生劇本。

這究竟是技術進步的福音，還是自我決策能力的退化？恐怕難有統(tǒng)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