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 迦陵學舍”，曾刊于《江海學刊》1984年第2期，后收入《迦陵詩詞稿》作為代序。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嘉瑩于一九二四年生于燕京之舊家。初識字時，父母即授以四聲之辨識。學齡時，又延姨母為師，課以四書。十歲以后即從伯父習作舊詩。然未嘗學為詞，而性頗好之，暇輒自取唐五代及北宋初期諸小令誦讀，亦仿佛若有所得，而不能自言其好惡。年十一，以同等學力考入初中后，母親為購得《詞學小叢書》一部，始得讀其中所附錄之王國維《人間詞話》，深感其見解精微，思想睿智，每一讀之則心中常有戚戚之感。于是對詞之愛好益深。間亦嘗試寫作，然以未習詞之格律，但能寫《浣溪沙》《鷓鴣天》等與詩律相近之小令而已。

一九四一年，考入輔仁大學國文系，次年始從清河顧隨羨季先生受讀唐宋詩，繼又旁聽其詞選諸課。羨季先生原畢業于北京大學之英文系，然幼承家學，對古典詩歌有深厚之素養，而尤長于詞曲。講課時出入于古今中外之名著與理論之間，旁征博引，意興風發，論說入微，喻想豐富，予嘉瑩之啟迪昭示極多。嘉瑩每以習作之詩、詞、曲呈先生批閱，先生輒對之獎勉備至。一日，擬取嘉瑩習作之小令數闋交報刊發表，因問嘉瑩亦有筆名或別號否，而嘉瑩性情簡率，素無別號。適方讀佛書，見《楞嚴經》中有鳥名迦陵者，其仙音遍十方界，而“迦陵”與“嘉瑩”之音，頗為相近，因取為筆名焉，是為第一次詞作之發表。其后繼有作品發表，無論為創作或論著，遂一直沿用此別號迄今，而與清代詞人陳維崧之號“迦陵”者，固不相涉也。

一九四五年大學畢業后，曾在當時北平之數所私立中學任教。一九四八年三月，赴南京結婚，是年秋，隨外子職務之遷移轉往臺灣。其后一年，甫生一女，即遭遇憂患，除一直未斷教學之工作，借以勉強糊口撫養幼嬰之外，蓋嘗拋棄筆墨不事研讀寫作者，有數年之久。

一九五三年，自臺南轉往臺北，得舊日輔仁大學教師之介紹至臺灣大學任教。一九六六年應聘赴美，曾先后在密歇根州立大學及哈佛大學任客座教授。一九六九年，應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之聘，至該校任亞洲研究系教授迄今。一生從事教學工作，雖在流離艱苦中，未嘗間斷，今日計之，蓋已有三十八年之久矣。

主要著作已刊行者，有《迦陵談詩》《迦陵談詞》《杜甫秋興八首集說》《迦陵存稿》《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迦陵論詞叢稿》等（前四種在臺灣刊印；第五、第六種原在香港中華書局刊印，后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最后一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４送猓杏邪l表于國內外各大學學報之中英文論著多篇，又有《迦陵論詩叢稿》一種，現正由北京中華書局刊印中。至于詩詞曲之創作，則舊日在家居求學時期，雖時有所作，而其后為生活所累，憂患之余，遂不復從事吟詠。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因多次返國，為故國鄉情所動，始再從事詩詞之創作，而不復為曲矣。部分詩詞稿曾在國內外報刊發表，其中刊印或有脫誤，或有經編者因編排需要而加以改動者，均尚未加以整理。

平生論詞，早年曾受王國維《人間詞話》及顧羨季先生教學之影響，喜讀五代及北宋之作，至于南宋諸家，則除辛棄疾一人外，對其他詞人賞愛者甚少。其后因在各大學任教，講授詞選多年，識見及興趣日益開拓，又因在國外任教之故，對西方之文學理論亦有所接觸，于是對詩歌之評賞，遂逐漸形成一己之見解。對舊傳統之詞論，漸能識其要旨及短長之所在，且能以西方之思辨方法加以研析及說明。所寫《常州詞派比興寄托之說的新檢討》及《〈人間詞話〉中批評之理論與實踐》諸文，皆可見出對評詞之理論方面所持之見解。至于從《溫韋馮李四家詞之風格》《夢窗詞之現代觀》及《碧山詞析論》諸文中，則可以分別見出對不同風格之作者，在評說時所采取之不同途徑。要而言之，則對詞之看法，蓋以為詞與詩二者，既同屬廣義之詩歌，是以在性質上既有其相同之處，亦有其相異之點。若就其同者言之，則詩歌之創作首在其能有“情動于中”之一種感發之動機。此種感發既可以得之于“物色之動，心亦搖焉”的大自然界之現象，亦可以得之于離合悲歡撫時感事的人事界之現象。既有此感發之動機以后，還須要具有一種能將其“形之于言”的表達之能力，然后方能將其寫之為詩，故“能感之”與“能寫之”實當為詩與詞之創作所同需具備之兩種重要質素。然而詩人之處境不同，稟賦各異，其能感與能寫之質素，自亦有千差萬別之區分。故詩歌之評賞，便首需對此二種質素能做出精密正確之衡量。同是能感之，而其所感是否有深淺厚薄之不同；同是能寫之，而其所寫是否有優劣高下之軒輊。此實為詩與詞之評賞所同需具備之兩項衡量標準。是則詩與詞無論就其創作之質素而言，或就其評賞之標準而言，二者在基本上固原有其相同之處也。然而詩與詞又畢竟為兩種不同之韻文體式，是以二者間遂又存在有許多相異之點。而造成此多種相異之點者，則主要由于形式之不同與性質之不同兩種重要因素。先就形式之不同言之：詞之篇幅短小，雖有長調，亦不能與詩中之五七言長古相比，而且每句之字數不同，音律亦曲折多變，故爾如詩中杜甫《北征》之質樸宏偉，白居易《長恨歌》之委曲詳盡，便皆非詞中之所能有。然而如詞中馮延巳《鵲踏枝》之盤旋頓挫，秦觀《八六子》之清麗芊綿，則又非詩中之所能有矣。再就性質之不同言之，則詩在傳統中一向即重視“言志”之用意，而詞在文人詩客眼中，則不過為歌筵酒席之艷曲而已。是以五代及北宋初期之小令，其內容所寫皆不過為傷春怨別之情、閨閣園亭之景，以視詩中陶、謝、李、杜之情思襟抱，則自有所弗及矣。然而詞之特色卻正在于能以其幽微婉約之情景，予讀者心魂深處一種窈眇難言之觸動，而此種觸動則可以引人生無窮之感發與聯想，此實當為詞之一大特質。王國維《人間詞話》曾以“深美閎約”四字稱美馮延巳之小詞，又往往以豐美之聯想說晏、歐諸家之詞，便皆可視為自此種特質以讀詞之表現。然而此種特質，在作者而言，亦有得有不得也。是以作詩與說詩固重感發，而作詞與說詞之人則尤貴其能有善于感發之資質也。其后蘇、辛二家出而詞之意境一變，遂能以詞之體式敘寫志意，抒發襟懷，一洗綺羅香澤之態，于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此固為詞之發展史上之一大盛事。蓋五代北宋之小令，在當時士大夫之觀感中，原不過為遣興之歌曲，自蘇、辛出而后能使詞與詩在文學上獲得同等之地位，意境既得以擴大，地位亦得以提高，此豐功偉績固有足資稱述者在也。然而既以詩境入詞，而詞遂竟同于詩，則又安貴乎其有詞也？是以蘇、辛二人之佳作，皆不僅在其能以詩境入詞而已，而尤在其既能以詩境入詞，而又能具有詞之特質，如此者乃為其真正佳處之所在也。夫詩之意境何？能寫襟抱志意也。詞之特質何？則善于感發也。是以杜甫在詩中之寫其襟抱志意也，乃可以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之句，直寫胸懷，古樸質拙，自足以感人肺腑，此原為五言古詩之一種特質。然而如以長短句之形式寫為此種質拙之句，則不免有率露之譏矣。此蓋由形式不同，故其風格亦不能盡同也。是以蘇東坡之寫其高遠之懷，則以“瓊樓玉宇”為言，寫其幽人之抱，則以“縹緲孤鴻”為喻。至于辛稼軒之豪放健舉，慷慨縱橫，然而觀其《水龍吟》詞之“楚天千里清秋”、《沁園春》詞之“疊嶂西馳，萬馬回旋”諸作，其滿腔忠憤郁郁不平之氣，乃全以鮮明之形象、情景之相生及用辭遣句之盤郁頓挫表出之，無一語明涉時事，無一言直陳忠愛，而其感發動人之力則雖歷千古而常新。后之人不明此理，而誤以叫囂為豪放，若此者既不足以知婉約，而又安知所謂豪放哉！至于蘇、辛而后，又有專以雕琢功力取勝者，如南宋后期諸家，此固亦為各種文學體式發展至晚期以后之自然現象。若欲論其優劣，則如果以詞之特質言之，固仍當以其中感發之質素之深淺厚薄為衡量之標準。夢窗、碧山縱不免晦澀沉滯之譏，然而有足觀者，便因此二家之作品，仍并皆蘊含有深遠幽微之感發之質素。至若草窗、玉田諸人，則縱使極力求工，而其感發之力則未免有所不足矣。昔周濟在其《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中，即曾云：“草窗鏤冰刻楮，精妙絕倫，但立意不高，取韻不遠，當與玉田抗行，未可方駕王、吳也。”所論實深為有見。而其所謂“立意不高，取韻不遠”者，固當正由于其“能感之”之質素既有所不足，“能寫之”之質素亦有所不足，是以既不能具有感發之力，亦不能傳達感發之力故也。平生論詞之見約略如此，至其詳說，則有《迦陵論詞叢稿》諸書可供參考焉。

至于對詞之寫作，則少年時雖往往觸物興感，時有嘗試，然未嘗專力為之。其后又飽經憂患，絕筆不事吟詠者有多年之久。近歲以來，雖因故國鄉情之感，重拾吟筆，而功力荒疏，縱有感發之真，而殊乏琢煉之巧。前歲返國，與舊日同門諸友，在京聚首，回思昔年在淪陷區中從羨季先生讀詞之日，羨季先生往往寫為寓興深微之作，以寄托其國家民族之悲慨。而今則國家重振，百業方興，欣喜之余，曾寫有絕句一首，云：“讀書曾值亂離年，學寫新詞比興先。歷盡艱辛愁句在，老來思詠中興篇?！惫式曛~，每多關懷家國之作，此則平生為詞之大略經過也。友人或有詢其論詞之作中曾對夢窗、碧山二家剖析精微，而所自作諸詞則與二家殊不相類，其故何在？此或者一則由于生性簡易，與二家繁麗精工之詞風不甚相近；再則亦由于時代不同，不須更以隱晦之筆寫凄楚之音也歟？

又昔日所寫論詞之作，往往多為單篇獨立之論說，雖在理論方面亦曾逐漸形成一系統之概念，然而所說諸家之詞，則并未嘗有意做系統之安排也。自一九八二年返國在四川大學講授唐宋詞選，猥蒙前輩學者繆鉞教授之知賞，相約共同撰述論詞之專著《靈谿詞說》，以七言絕句撮述要旨而附以散文之說明，喜其體制有簡便靈活之妙用，遂商定共同合作，擬以此種體制對歷代之詞人、詞作及詞論，做較具系統之介紹。其中由嘉瑩撰寫之部分，已寫得溫、韋、馮、南唐二主及北宋初期之大晏與歐陽諸家，曾在《四川大學學報》先后發表，現仍在繼續撰寫中。至于關于撰寫《靈谿詞說》之動機，體例之詳細說明，對于論詞絕句、詞話、詞論諸體長短得失之衡量評述，以及此書所以取名“靈谿”之故，凡此一切，均詳于拙稿《靈谿詞說·前言》中。茲不具述。

一九八三年七月寫于成都錦江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