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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胡適在安徽與江冬秀完婚，兩年后長子出生，取名“祖望”（又名“思祖”），是為了紀念胡適的母親馮順弟。1921年12月17日，幼子思杜出生，這天正好也是胡適的生日。取名“思杜”，是為了表示對恩師、美國哲學家杜威的感激之情。

胡適與江冬秀

胡適為國家奔忙，長子思祖經常跟在身邊，幼子思杜經常跟在江冬秀身邊。

一般父母都比較疼愛最小的孩子，胡適也一樣。保存下來的胡適給胡思杜的信中，就有許多父愛的語言，而且幾乎每封信都有他催促兒子給自己寫信的內容。

胡思杜少年時候患有肺病，小學時讀時輟，所以胡適專門請家教輔導兩兄弟，其中有一個家庭教師，就是胡適的弟子，后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羅爾綱。羅爾綱當過小學教師，對付小孩子有一手，把兩兄弟管教得服服帖帖。

羅爾綱一直教了五年，所以他對胡家也比較了解。

胡適與年幼的胡思杜

在羅爾綱晚年著的《胡適瑣記》中，有一章提到了胡思杜，說他是一個十分優秀的少年：論舉止行為，對老保姆楊媽、在他家做雜役的小二，親如家人，一點也沒有闊少的架子；論天資，兩天能看完《水滸傳》，又唱得一口郝壽臣的好戲；論思想覺悟，小小年紀就“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口號”，“是非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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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杜不怎么好讀書，“善交朋友，好玩樂。”抗戰開始后，胡適赴美任駐美大使，1939年胡祖望赴美，到胡適母校康乃爾大學就讀。

胡思杜隨母親避難上海，胡適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這位竹姓朋友寫信給胡適：“小二在此讀書，無甚進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惡習，請兄趕快注意。”

胡適青年時在上海墜落過一段時期，他怕幼子蹈他覆轍，于是在1941年5月安排思杜赴美，進教會學校海勿浮學院就讀。

胡思杜在美國一直呆到1948年夏。他回國的原因，據原清華大學校長，也是胡適友人的傅斯年說：“因失學之故，養成不讀書的習慣，對于求學一事無任何興趣，連續兩個大學，均未畢業，并于適之先生回國后染上吃喝之習慣，遂于1948年夏隨父親的朋友回到北平。”

胡適當時對這個兒子有一點惱火。胡思杜回國后，許多人看在胡適的面上，紛紛請思杜到大學任教，其中山東大學歷史系最為積極。但胡適以“思杜學業不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為由，拒絕了所有邀請，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圖書館工作，里面也含有要他多讀書長學問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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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北平已被解放軍包圍，國民黨開展“搶救運動”，出動飛機接走在北平的專家學者。胡適作為國際知名學者，排在被“搶救”的第一批。

胡思杜不愿意隨父母南行，具體原因不明，只是說：“我又沒有做什么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么樣。”

胡適和妻子江冬秀為此感到很難過，不愿意扔下小兒子，卻又沒有辦法，只好給思杜留下許多細軟和金銀首飾，說是讓思杜結婚時用。之后夫婦二人乘傅作義安排的飛機飛到了南京，后赴美國，1958年定居臺灣。這一別，夫婦二人直至老死，也沒能再見幼子一面。

1949年1月，胡思杜調到北大圖書館，為胡適留下的書籍編目。9月起，胡思杜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分在二班七組。

1950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在美國的母親江冬秀，告訴“革大”畢業之事，信中說：“我從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學教書，那里有不少熟人，學生也增加到1500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別掛念。”信中還盼父親胡適少見客，多注重身體。

但這樣的生活很快被打破。

胡適當時被稱為“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代表”，作為胡適的兒子，胡思杜背負著“與生俱來的罪孽”。

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會，想要被新的政權肯定。他主動上交了胡適留下的一箱財物，并順應要求，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現十分積極。

他寫了一份思想報告《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發表在香港《大公報》上，表示與胡適劃清界線。

胡思杜在文章里有些話是很傷人的，直接將父親胡適斥為國民黨的“忠實走狗”，說胡適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么進步性的”，并開列了這位“戰犯”的種種罪狀，如“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結合”、“甘心為美國服務”等。

1952年11月，胡適應臺灣大學和臺灣師范學院的邀請，自美國飛抵臺北講學。蔣介石專門邀請胡適吃飯，并拿出香港《大公報》上胡思杜批胡適的文章。不料胡適竟笑著說：“我的小兒子天性愚鈍，實不成器，不如總統令郎迷途知返！”

胡適這番話多少有點無奈和自嘲，而且他也不相信這是兒子的真心話，后來他將剪報貼進日記中，批注道：“小兒此文是奉命發表的”。

胡思杜以為與胡適劃清界線，就可以擺脫父親的陰影，無所羈絆地投入新社會去了。可是，他估計錯了。

對胡適的批判風潮持續了十個月，范圍廣、力度大，徹底把胡適批透了，以至于“胡適話題”變得不新鮮，在“文革”里人們也懶得抓這根辮子。

在這場批判中，胡適被扣上了許多罵名，如“異族胡適”、“文化漢奸”、“胡適這個妖怪”、“套著美國項圈的走狗”、“出賣祖國的最無恥的賣國賊”。

胡思杜是“漢奸”、“走狗”、“賣國賊”的兒子，壓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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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杜生命最后幾年唯一的親人是他的遠房堂兄胡思孟，其他親戚如堂兄胡恒、舅父江澤涵等，身份都是黨員干部，胡思杜怕連累他們，不常往來，而胡思孟是個工人，目不識丁，沒什么好怕的（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為“黑幫分子”）。

因為成分不好，胡思杜一直沒交上女朋友，別人一介紹，女方一聽他是胡適的兒子，是戰犯的兒子，都不愿意了，直到三十好幾還是單身度日。他一直努力工作，盡量樂觀，以為會得到新社會的容納。

他一直想入黨，到了1957年，中央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認為貢獻的機會來了，就積極主動的給他所在的院部領導提了關于教學改革的建議。沒想到一昔風云突變，他被打成了“右派”。他承受不了這個打擊，在1957年9月21日夜晚，上吊自殺了。

他留下一封遺書給胡思孟：“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你來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個同事，他會告訴你我的一些情況。你是我最親的人了，現在我已經死了，你不要難過。你能吃苦，耐勞。我留下的600多元錢，公債券200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一個手表也給你，留個紀念。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胡思孟趕到胡思杜所在單位，看見大院墻上貼滿了大字報，有批他的，也有批胡適的。

胡思孟把胡思杜埋在郊外空地上，立了個小木牌，如今已經找不到了。

1958年3月，胡適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東方學術座談會”，他從“泛亞社”香港來電獲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職下放勞動。5月，當胡適正在臺灣作完關于“五四”的廣播時，5月4日這天，也是從“泛亞社”香港來電，傳出思杜“去年八月自縊身死”的消息。胡適將信將疑。

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臺北因心臟病遽死。

胡適和江冬秀至死都不愿相信思杜已死，在胡適的葬禮上，江冬秀問大兒子思祖：“思杜兒也知道你父親的死訊嗎？”思祖想了想，對母親說：“他已先于父親離世了。”

江冬秀大吃一驚，問思祖消息出處，思祖答是從美國聽中國內地來人講的，他怕父母傷心，一直也沒有報告給他們。江冬秀聽到噩耗，昏了過去。

1980年11月，也就是胡思杜死后23年后，他被組織上重新審查，以錯劃為右派平反昭雪。

一個時代的悲劇，應該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