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老人聽力下降，聽不清說話聲，甚至把電視機音量調到讓別人震耳欲聾，這可能是其大腦發出的求救信號。

2025 年 6 月9日，中國醫生專家團隊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最新研究論文，從基因層面揭示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與聽力減退（Hearing Loss，HL）之間存在共同的分子通路，有2747個交叉基因；還重點區分外周性聽力減退(Peripheral Hearing Loss, PHL)和中樞性聽力減退 (Central Hearing Loss, CHL)在AD進展中的不同作用機制。

該研究提示，聽力減退（HL）不僅僅是感覺障礙，更可能是認知功能衰退的一種“促進”因素。因此，通過干預聽力減退，可能延緩AD認知退化。

國家老年疾病臨床醫學中心-中國AD臨床前期聯盟主席、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韓瓔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這項研究是目前為止在“AD+HL共病機制”領域最系統、最權威的總結之一，“為今后構建多靶點干預方案提供了重要方向。”

她特別提到，我國偏遠地區老年人普遍缺乏主動篩查意識，助聽器佩戴率和康復依從性也較低。因此，未來中國應結合自身國情，建立社區層面的聽力篩查與認知風險評估聯動機制，實現更具本土化的早期干預。

論文揭示AD+HL共病機制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聽力減退可能是AD的可干預危險因素之一，是 65 歲以上老人認知障礙的標志，并且聽力閥值、癡呆和認知衰退之間可能存在關聯。有研究顯示，聽力障礙人群患認知障礙或癡呆的風險是正常人群的2至5倍 。

上述論文發表于國際權威雜志《Ageing Research Reviews》，由中國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多名醫生、研究人員撰寫完成。該院劉業海教授、童步升教授等為共同通訊作者。

該團隊以“年齡相關性聽力損失”“認知障礙”“淀粉樣斑塊”等為關鍵詞，系統檢索了2024年至2024年發表的349篇全球性專業研究論文。通過使用VOSviewer、CiteSpace等工具進行分析，并使用GeneCards、String這兩個綜合基因信息數據庫，多維度探索AD與聽力減退的研究趨勢及相互作用機制，繪制出“聽覺-認知共病基因圖譜”。

聽力減退是老年群體普遍存在的問題。該團隊分析發現，聽力減退與AD之間存在2747個交叉基因，如TMC1、AKT1、GJB2、APOE等關鍵節點。這些交叉基因在PI3K-Akt、AGE-RAGE等關鍵信號通路中高度富集，兩者互相作用，在細胞存活、能量代謝、炎癥響應等生物學過程上形成多層次、協同調控機制。基因本體論 (Gene Ontology, GO) 富集分析進一步顯示，這些交叉基因在神經發育、線粒體功能、代謝穩態及免疫調節中廣泛活躍，提示AD與聽力減退的病理耦合可能源于系統性代謝與炎癥失衡。

聽力減退可進一步可分為兩大類：外周性聽力減退（peripheral hearing loss，PHL）和中樞性聽力減退（central hearing loss，CHL）。

外周性聽力減退主要由耳蝸退化和聽覺傳導減弱所引起，雖然和典型的AD病理無關，但長期減少聽覺輸入，可能會導致神經元活動和突觸可塑性下降，尤其是在聽覺皮層和海馬體中，可能導致下游皮質萎縮并加速AD進展。中樞性聽力減退與早期突觸退化、神經炎癥、聽覺和記憶腦區的連接中斷有關，被認為是輕度認知障礙 (MCI) 的早期指標，并可能作為前驅期AD的生物標志物。

該研究團隊進一步對這兩類聽力減退與AD進行基因交叉研究，發現外周性聽力減退與阿爾茲海默病有2746個交叉基因，它們廣泛參與神經發育、代謝調控和細胞功能維持等過程，與聽覺系統、腦血管、線粒體代謝等疾病密切相關。中樞性聽力減退與阿爾茲海默病有2755個交叉基因，它們與聽覺系統疾病、腦血管病等多種疾病相關，通過PI3K-Akt等信號通路參與炎癥和神經退行性變。

基于前述研究，該論文團隊提出一種觀點；聽力減退不僅僅是一種感覺障礙，更可能是認知功能衰退的一種“促進”因素。因此，未來研究應優先考慮早期聽覺篩查、機制導向的干預策略，以及多通路聯動的治療方法，以應對老齡人群中感知與認知功能雙重退化的健康挑戰。

不過，該團隊也承認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乏足夠的縱向數據來確立AD與聽力減退之間之間的因果關系；研究僅依賴于Web of Science核心集數據庫，可能引入了文獻來源的偏差。

專家呼吁關注偏遠地區患者

阿爾茨海默病，俗稱老年癡呆癥，是一種隱匿起病、呈進行性發展的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目前尚無藥物根治。早預防、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是防治病情發展的關鍵。

我國阿爾茨海默病發病情況嚴峻。最新發布的《中國阿爾茨海默病報告2024》顯示，我國現存的AD及其他癡呆患病人數為1699萬例，患病率和死亡率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女性相關數據高于男性。如，女性的患病率約為男性的1.8倍，死亡率是男性的2倍以上。

阿爾茲海默病權威專家韓瓔告訴澎湃新聞，中國老年AD患者常伴有多重慢病并發癥，例如高血壓、糖尿病、腦小血管病及中風后遺癥等。這些因素進一步加重了認知功能的損害，甚至可通過代謝紊亂、腦灌注下降等機制放大聽力障礙的負面影響。此外，很多中國老年患者還存在抑郁、孤獨和社會交往受限等心理因素，也可能加速病程發展。

在此背景下，韓瓔認為，前述論文采用系統綜述結合生物信息學分析的多維研究設計，從基因層面挖掘出AD與聽力減退之間的潛在靶點，進一步明確一些信號通路的交叉作用，為認知障礙的早期干預提供了潛在的生物標志物線索，也為今后構建多靶點干預方案提供了重要方向。文中還特別區分了中樞性與外周性聽力損失在AD進展中的不同作用機制，“這一點在此前文獻中鮮有提及”。

前述論文樣本主要涵蓋美國多個州和族群的老年人，韓瓔指出，雖然樣本種族結構與中國存在差異，但核心的生理機制具有高度普遍性，尤其是中樞性聽力障礙與認知退化之間的炎癥通路（如AGE-RAGE）在人類中呈高度保守性，因此該結論在中國人群中也具有良好的參考意義。此外，論文中的樣本跟蹤時間跨度長達數年至數十年，也增強了結論的代表性。韓瓔建議，未來研究還應加強亞洲人群的納入，并需要更多地區性臨床試驗加以驗證。

韓瓔特別提出，我國偏遠地區的老年群體普遍缺乏主動篩查意識，助聽器佩戴率和康復依從性也較低，值得重點關注。

對于此類患者，應鼓勵采取“低成本、高可及”的綜合干預措施以延緩認知退化。第一，家庭成員應加強與老人的語言互動，如日常聊天、讀報、講故事等，以維持其語言功能的維持。

第二，鼓勵老年人參與力所能及的群體活動，如唱歌、打太極、做廣播操等，不僅可刺激聽覺與認知皮層，還能延緩社交退縮。

第三，利用手機APP或社區廣播開展聽力自我測試和科普教育。

第四，可使用“音量放大器”等簡易工具作為助聽器替代，提升聽覺輸入。此外，中醫干預也可作為輔助手段，如針灸穴位調節（聽宮、風池）、耳穴壓豆以及五音療法等，在部分地區已初步顯示出改善聽覺與認知的潛力。

韓瓔還建議，未來中國應結合自身國情，建立社區層面的聽力篩查與認知風險評估聯動機制，如推動“流動健康檢查車”下鄉，為老年人提供定期認知與聽力評估，實現更具本土化的早期干預。她強調，唯有整合家庭、社區與公共衛生力量，才能真正改變“聽力障礙—認知退化”的疾病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