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文摘受權轉載自瓦爾登第三

辛頓小傳：信仰之躍

人雖以理性自居，但在命運轉折處，常有無意識的暗流在指引方向。-弗洛伊德

如果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有一天真如電影《終結者》中所描繪的那樣，消滅人類而統治世界乃至整個宇宙，那么他們也許會紀念一個人。這個人不是亞里士多德，也不是牛頓或者愛因斯坦，而是杰弗里·埃弗里斯特·辛頓（Geoffrey Everest Hinton）——2018年圖靈獎獲得者、2024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公認的人工智能之父。

但是，在劍橋的本科三年里，辛頓的大學專業每年都要重啟一次，堪稱徹頭徹尾的失敗者。1967年，僅在入學后一個月，便因物理學“每天12小時實驗與謄寫筆記”而輟學，前往倫敦打零工和看小說打發時間。一年后重返學校時，全息理論關于記憶“分布式存儲”的設想，讓他開始對大腦如何存儲和加工信息感興趣，因而選擇了生理學。但他卻失望于生理學只講軸突電生理而非大腦如何工作，于是在1969年轉向哲學，“想搞明白心靈”。一年的哲學學習，結果“什么也沒學到，只得了一身對哲學的抗體”。1970年，他轉向心理學，雖然以此專業獲得了學士學位，但事后回憶“老鼠跑迷宮并不能告訴我人是怎么運作的”。劍橋大學畢業后，辛頓成為了一名木匠。

之所以沒有直接攻讀博士學位或從事科學研究，是因為他母親從小就告誡他：“要么當學者，要么當失敗者”。在海淀中關村混跡過的人都知道，隨便扔一塊板磚就能砸到兩個“學者”，成為“學者”似乎并不是一個過分的要求。但是，“學者”在辛頓家族有著特殊的定義。

他的父親霍華德·辛頓（Howard Hinton）是昆蟲學家，劍橋大學教授、英國皇家學會院士，祖父喬治·辛頓（George Hinton）是植物學家，曾祖父查爾斯·辛頓（Charles Hinton）既是研究高維幾何的數學家又是科幻小說作家。更值得一提的事，曾祖父查爾斯的岳父是喬治·布爾（George Boole）——他所創建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布爾代數是芯片和程序設計最核心的數學。布爾的妻子，瑪麗·埃弗里斯特·布爾（Mary Everest Boole），是數學教育家。她的叔叔喬治·埃弗里斯特爵士（Sir George Everest）在19世紀曾擔任印度測量總長，而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的英文名字——Mount Everest——則是以他的姓氏Everest命名。辛頓的中間名Everest即來自于他。

辛頓的父親曾對年少的他如是說：“你得非常努力，也許等你到了我兩倍年紀時，才能有我一半優秀”。籠罩在家族和父親的陰影之下，完全可以想象為什么辛頓在畢業后選擇成為木匠而非學者。

在弗洛伊德看來，父親和家族的權威形象會內化為“超我”（即理想自我，ideal self），在潛意識中對個體行為施加無形的影響甚至壓力。辛頓在本科頻繁轉換專業、輟學，甚至畢業后選擇遠離學術而從事體力勞動，這一系列舉動一方面是對來自父親和家族期望壓力的逃避——當內心的沖突無法在既有環境下化解時，個體會暫時撤退以求心理平衡；另一方面，這也是他對權威的無意識的反抗——通過雙手加工木頭的過程，是將無法在實驗室里實現的探索沖動投射到具體的家具的制作之中，以此重新獲得對自我的掌控感。

于是，他開始在閑暇之余去圖書館查閱腦科學領域的書籍和論文。當他偶然讀到心理學家Donald Hebb的經典著作《行為的組織》時，深受震動和啟發：書中提出神經元之間“共同放電則彼此聯結”（fire together，wire together）的Hebb法則，在他心中點燃了用“仿生”的方法研究大腦智能的火種。他終于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在一次自我探索的心理成長工作坊中，當被要求大聲喊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時，辛頓脫口而出：“What I really want is a PhD!”（我真正想要的是一個博士學位！）。這一剎那的吶喊，如同沖破心靈禁錮的洪流，使他超越了潛意識的自卑，與父親和家庭達成了和解。

正如榮格所言，“你所未解決的家庭問題，將會作為命運重現。”辛頓通過叛逆，化解了對父親和家族權威的畏懼和依賴，更將這令人窒息的壓力轉化成滋養自身成長的養料，完成了對自我價值的確認。他意識到，他內心深處對科學的熱忱從未熄滅，因為父親和家族的價值觀早已根植于他的“本我”（即潛意識的我，ego）之中。所以，無論如何叛逆，求知探索的欲望早已成為他對自我的定義，終究是要尋求表達。

于是，辛頓重返校園，進入當時英國唯一開設人工智能研究生課程的愛丁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但此時，神經網絡領域正經歷一段極為嚴酷的寒冬：人工智能先驅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出版了著作《感知機》（Perceptron），嚴厲批判由神經網絡通向AI的道路，斷言“研究神經網絡是一條死胡同”。他主張，智能應通過符號邏輯和人工預設的規則來實現，而非機器的自我學習和自我適應。雪上加霜的是，辛頓尚未正式開展研究，他的導師斯托弗·朗吉特-希金斯（Christopher Longuet-Higgins）便已率先背棄了神經網絡，轉投符號AI陣營。

不出意外，辛頓和導師每周例行的見面會，有時“會以大喊大叫的爭論”開始，然后以辛頓“再給我六個月”結束。在導師和同事們眼中，辛頓執著于神經網絡，無異于將自己的全部學術生涯壓在一個注定失敗的方向上。這種強烈的孤獨感以及隨之而來的敵意，從上世紀70年代一直持續了近40年。80年代中期，在麻省理工學院舉行的一次小型聚會上，辛頓向明斯基等人展示他的神經網絡模型“玻爾茲曼機”時，場面一度凝重而緊張。

辛頓說，“如果你堅信某個主意非常好，而他人卻認為那完全是胡扯，那恰恰說明這個想法很可能切中了要害。”這種篤定來自于他的信仰：“我們不過是一臺精妙而復雜的機器——一個巨大的神經網絡——沒有理由認為人工神經網絡做不到我們能做的一切。”所以，“讓人工智能真正奏效的唯一途徑，是讓計算方式盡量像人腦。”

在上世紀70年代符號AI的鐵幕之下，對神經網絡的信仰幾乎與所有理性的指標——研究經費、導師支持、學界認可——統統背道而馳。在眾人眼里，辛頓無疑是個沒有理性的“瘋子”，因為將自己的學術生涯與神經網絡綁定，必將面臨“絕望深淵”——目標雖在彼岸，卻無路可達。

存在主義之父克爾凱郭爾筆下的“信仰騎士”在此刻得以重現：真正的信仰不存于對結果的確定把握，而在于躍向絕望深淵時的絕對決斷。因為信仰并不在于到達彼岸，而在于躍起本身，即使墜入深淵，仍已完成了對信仰的絕對確認。

四十年后的深度卷積網絡在圖像識別領域大放異彩、Transformer重塑自然語言處理的地貌，不過是當年那個孤勇者為低贏率高賠率的差異化信仰而奮起一躍的必然——那些曾被視作毫無用處的神經元突觸，終在千萬次信仰之躍（Leap of Faith）中生長為跨越絕望深淵的堅韌網絡。克爾凱郭爾說，“人必須先跳，意義方能隨行”。

之所以選擇神經網絡作為他的信仰之躍，辛頓回憶到是因為父親是昆蟲學家，熱愛從生物學角度理解生命。于是，他決意通過神經網絡來創造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這一前所未有的新生命。于是，父輩對生命奧秘的探索與解析升華為后輩恢弘的創世雄心。其實，每個少年的俄狄浦斯情結，從來不是真的要“弒父”，而是在叛逆與挑戰中，來完成對父輩的認同、來傳承父輩的旗幟、來升華父輩的理想。

在劍橋讀書的時候，辛頓對所教授的內容不以為然，認為沒人真正理解大腦的運作，于是他充滿挑戰的宣告，“理解大腦的唯一辦法，就是親手造一個出來”。

于是，天地驚、鬼神泣，通用人工智能由此誕生。

后記：弗洛伊德在1900年發表他在精神分析領域的開山之作《夢的釋義》（Die Traumdeutung）。他對這本書寄予厚望，在扉頁上引用維吉爾《埃涅阿斯紀》里的格言：如果我不能上撼天堂，我將下震地獄（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但是，讓弗洛伊德失望的是，用了整整8年的時間才銷售完這本書首印的600冊。于是弗洛伊德決定用《夢的釋義》中的精神分析法來為文藝復興時期最偉大也是最神秘的天才達·芬奇立傳《達·芬奇與其童年的回憶》（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從此，精神分析法隨這本傳記而名揚天下，而達·芬奇的畫作《蒙娜麗莎》也因精神分析法的加持而榮升為繪畫史上的第一肖像。

在我的新書：《通用人工智能：認知、教育與生存方式的重構》中，我向祖師爺弗洛伊德致敬，用精神分析法來為人工智能之父辛頓立傳，并作為此書的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