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庸+曹盾+雷佳音，還有易烊千璽的串場“回歸”，熱播劇《長安的荔枝》一開播，就讓人夢回6年前那部拿下8.1高分的國產劇《長安十二時辰》。

作為“姐妹篇”，《長安的荔枝》在一眾書粉、劇粉和觀眾的期待下，于今夏荔枝時節開播。然而，直到大結局，豆瓣評分也只得6.9的水平，且觀眾評價呈現明顯的兩極分化，關于劇情節奏“注水”、進度拖沓、布景穿幫等吐槽甚囂塵上。與此同時，主演之一的那爾那茜“高考材料造假”的爭議一錘定音，場外風波不可避免地籠罩著劇集本身。多重因素交織，讓這部改編之作一經亮相便置身于話題中心。

《長安的荔枝》豆瓣評分只有6.9

熱度與爭議之下，愈加需要冷靜審視這部熱播劇及其所引發的思考。

同名原著《長安的荔枝》，是馬伯庸用11天時間完成的7萬字中篇小說，作為擅長以小人物命運編織宏大歷史故事的小說家，馬伯庸的現代視角和對小人物的共情悲憫是其近年受到文學界及市場和觀眾認可之處。

原著《長安的荔枝》封面

《長安的荔枝》中，“大唐盛世”下的朝堂小吏李善德勇闖嶺南運荔枝的故事，正是“職場打工人”完成艱巨KPI的生存寫照。主線之外，劇中對于高官與黎民的刻畫，更是將個體反抗的主題推向高潮。無論是市井小民的狡黠與智慧，還是朝堂之上的權謀與算計，都讓人不禁思考個體在復雜社會中的生存之道。

“不可能任務”

上林署監事李善德，“九品芝麻官”，在同僚算計下成為“荔枝使”，被迫接下為貴妃運送新鮮嶺南荔枝到長安的任務。

荔枝，為嶺南佳果，但“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日色香味盡去”。

在千年之前，要將荔枝運送去5000余里之外的長安，無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然而，荔枝保鮮只是李善德面臨的第一個難題，此外還有，人口不足、物資匱乏、交通運輸、官場掣肘等等一系列問題，其中，讓他更寸步難行的，是來自官場本身的阻礙——嶺南刺史何有光和掌書趙辛民對他處處算計，都讓他舉步維艱。

《長安的荔枝》劇照

就劇情本身而言，將嶺南鮮荔枝運抵長安的任務充滿了荒誕，正如劇中嶺南刺史何有光所吐槽的那樣：天下間有哪個蠢蛋，能想出往長安運鮮荔枝的主意？

然而，這種荒誕與不可能的背后卻恰恰折射出當時的社會問題。根據設定，《長安的荔枝》的故事發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正是唐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表面看來，長安城依舊維持著盛世繁華的景象，但難掩其中的枯枝敗絮：皇帝李隆基怠于政事，大權旁落至宰相楊國忠之手，楊國忠權傾朝野，大肆排除異己，致使廟堂陷入混亂，人人自危。

《長安的荔枝》劇照

這一點在劇集開篇便顯露無遺。當“圣人”心血來潮下達運送鮮荔枝的旨意時，詔書如同燙手的山芋，被層層推諉——從司農寺轉給上林署，又在上林署監事們心照不宣地互相踢皮球中，落在了不在現場的李善德頭上。

每個人心知肚明，這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卻沒有人敢指出其中的荒誕本質。相反，他們不約而同地采取了同一種“解決方案”：尋找一個替罪羊，將這塊“山芋”拋給他。

除此之外，當李善德發現自己受騙后，劉署令翻臉無情；李善德到達嶺南后，刺史從最開始的不信任到敷衍搪塞以及最后與常侍獨攬功勞……劇中的種種細節，細致刻畫了眾人互相傾軋與形式主義的痼疾。

李善德

李善德的困境，恰恰反映了設定的背景之下眾多小人物的處境，也清晰地映照出盛世光環下潛藏的深刻社會矛盾與制度危機。

卑微“打工人”

李善德身上有著基層小吏的普遍特質。作為上林署一名謹小慎微、恪盡職守的監事，在妻子離世后背負著養家糊口的沉重負擔，最大的愿望不過是守著這份微末的差事，求得一份安穩。然而，運送鮮荔枝這道突如其來的詔令，將他徹底卷入暗流涌動的爭斗當中。

作為一個在龐大機器中幾無話語權的普通人，無奈接下這塊燙手的山芋。為了求生，他夜以繼日地反復計算從嶺南到長安的路線、對比水運和陸運的微小差別、測試荔枝保鮮方法以確定“三日香變，四日味變”的極限、精確規劃每一處驛站換乘的時間節點，甚至不得不動用自己僅有的、脆弱的人脈——種植荔枝的侗女阿僮和胡商蘇諒，最終不惜抵押自己在歸義坊的宅子以換取一個見右相的機會。

阿僮和李善德

這一路的掙扎也讓李善德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僅透支了身體，他長期奔波在外，致使許久未見的女兒與自己有所疏遠，還因爭奪驛站資源得罪同僚，因利益沖突與曾經相助的蘇諒徹底決裂，內心始終承受著巨大的道德煎熬。

他傾盡所有的努力，在皇帝不可違逆的意志和整個體系龐大僵化的慣性面前，顯得如此脆弱不堪，一路的艱辛和困苦在上層勾心斗角面前顯得如此渺小，而折磨他四個月之久的生死大事在別人眼里甚至比不上幾顆荔枝，但他為了皇帝的意愿卻犧牲了自己在世上所珍惜的一切。

當荔枝最終被成功送入長安，李善德并沒有想象中死里逃生的喜悅，只有深入骨髓的疲憊和對未來命運的恐懼。

荔枝成功送入長安后，李善德并沒有想象中死里逃生的喜悅

李善德命運的悲劇性正在于此。小人物在龐大系統中無法主宰自我命運。即便他奇跡般地完成了任務，也無法擺脫被操縱的“工具性”——他個體生命的重量、作為人的尊嚴，以及在這一路掙扎中付出的血汗乃至犧牲的人際關系，在無法對抗的冰冷而龐大的權力結構面前，終究被無情地異化和消解。

劇情解釋了一種無法被回避的現實：像李善德一樣普通的小人物的存在，不過是當時的系統中完成特定指令的“功能鍵”，抑或是維持運轉的“螺絲釘”，一旦指令執行完畢，其“使用價值”便告終，隨時可以被拋棄，被替代，如同一個完成了使命便失去意義的消耗品。

個體反抗

對比原著，電視劇保留了小說中李善德“運送荔枝”這一主線的同時，增加了鄭平安這一原創角色，并構建了他潛入嶺南、為左相搜集右相楊國忠貪腐罪證的權謀支線。

與李善德“精于算學、拙于人情”的性格不同，鄭平安外表市井圓滑，但在插科打諢中，又多了一份復仇的隱忍。

鄭平安

在劇中，鄭平安的暗線與李善德爭分奪秒運送荔枝的主線，在“騎鯨樓縱火案”“胡商船隊香料失蹤”等事件中逐步交織，為整體劇情注入懸疑與復雜性。當他感嘆“咱這種小蝦米，連死都得選時辰”時，這種無力感也和李善德在夾縫中掙扎的處境形成了某種呼應，共同揭示出當時權力結構下個體命運的無奈。

增加配角的故事線描寫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劇集的厚重感，還有一個代表是嶺南掌書趙辛民。

他熟知律法，差點成為“嶺南第一個榜首”，但最終卻淪為工具。電視劇對這一人物的故事線刻畫得十分完整。為了使他對權力的服從更具合理性，劇里為這一人物增加了早年卷入科考舞弊案的背景。他縱火燒船、自嘲“天災”的一幕，正是其“黑化”的開始，暗示他對結構內部黑暗現實的妥協與冷漠。

趙辛民

另外，胡商蘇諒的形象相比書中也更加立體豐滿。劇中交代他曾是“長安胡商行首”，后因被權貴設計，損失家產。他孤注一擲資助李善德運送荔枝，本想借此重返長安，然而任務完成后，楊國忠卻以“胡商資敵”為由沒收其資產，絕望逃亡中的蘇諒與李善德決裂，嘶吼出“你們唐人的承諾比荔枝還易腐！”最終被官府查抄后逃亡海上，血本無歸。

除了主線人物，劇集還拓展了對底層群體命運的關注。當暴雨沖毀棧道，幾位役夫墜崖身亡，空空蕩蕩的繩索和李善德的一聲吶喊，都是這些生命存在過的證明。

侗女阿僮和她族人的荔枝園被砍伐一事也被強化處理，原本上級只命令“砍三十叢”，但層層加碼后，最終被毀的是二百叢，其中不少是百年老樹。阿僮跪地捧土痛哭的畫面不僅是對荔枝園的痛惜，更是對不合理規則的抗議。

《長安的荔枝》劇照

更令人唏噓的是身份最低微的林邑奴，他在護送途中染上瘴氣，臨終前把女兒托付給李善德，突顯出“盛世之下，小人物的犧牲”這一主題的沉重與真實。

從整體上看，對配角與底層群體的描寫，拓寬了觀眾的共情對象，將故事從李善德個體的絕境求生，延伸為更為廣闊的“小人物群像”，使敘事不再局限于單一主角的困境，而是展現當時社會背景下普通人的命運共振，體現一群小人物在時代洪流中的抵抗與掙扎。

當然，改編并非沒有遺憾。原著中李善德破解保鮮技術的過程，如“三日香變，四日味變”的試驗邏輯，在劇中被壓縮，部分削弱了他作為技術型角色的獨特價值。

《長安的荔枝》截圖

反派楊國忠雖然有權謀形象的刻畫，但某些細節略顯夸張，影響了角色的真實性。同時，像役夫、驛卒等底層人物雖然承擔了“代價”象征，但人物描寫仍偏向功能性，缺乏像蘇諒那樣完整的成長或轉變軌跡。

但劇集的最后，李善德的一番思量，仍然具有參考價值。普通人的奮力拼搏，在不透明的“黑幕”與根深蒂固的“規則”面前，其價值往往如同“荔枝之于‘圣人’”“兵魚符之于右相”，被輕忽、被利用、甚至被碾碎。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網絡

作者 |江潮

實習生 楊帆

編輯 |張來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