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他是紅色報人的“賬房”，他是國民黨軍長的父親，他們見面，只點頭，不說一句私話。

誰也沒認誰，這不是小說，而是真實發生的父子命運。

父子分途：革命與反革命的宿命

熊瑾玎，1886年生，湖南長沙人，早年學醫，后棄醫從教。

1912年，他在長沙創辦“福興中學”，后發展為“福興商號”，表面經營藥材、布匹，實際是掩護進步活動的地下聯絡點。

1921年夏，他受陳獨秀、李大釗之托，參與建黨籌備。

1927年，武漢政府分裂，國共關系破裂，熊瑾玎公開身份轉入地下，負責中共財務與聯絡事務。

他在上海開設“福興商號”，表面是商人，實則負責南方各地黨的經費調配。

他是“紅色管家”，熟識周恩來、博古、陳云，經手的資金大多來自募捐、海外匯款以及貿易利潤。

工作謹慎，從不留下書面記錄，他幾次從租界警察手中脫身，一次靠港商擔保，一次靠裝瘋逃避審訊。

抗戰全面爆發后，他赴武漢，后遷重慶，成為《新華日報》總經理。熟人稱他“熊經理”，辦公桌上總是一摞賬冊、一壺冷茶。

每天早上八點到晚九點，不插手內容，只管賬目。

報社資金緊張，他自己貼錢印刷，有人問他為何這么做，他說：“黨的錢緊，省得我去報銷。”

抗戰勝利后，1949年前夕，他隨黨中央北上，留任中央紅十字會副會長，周恩來在北京飯店的一個飯局上提起他：“熊瑾玎，最可信賴的人。”

與此同時，他的兒子正指揮戰役，在國民黨的陣地上。

熊笑三，1905年生，幼年隨父生活，長沙福興中學讀書，后考入黃埔軍校。

他進的是騎兵科，訓練嚴格，槍法精準，1931年畢業，被分配至國民黨第八軍騎兵團，抗戰爆發后，他隨部隊北上。

1937年，他參與淞滬會戰，身穿黃呢軍服，佩雙槍，部隊駐扎在吳淞口。

日軍飛機轟炸持續三日三夜，他組織騎兵沖擊機場，雖未成功，但被上級記大功，此役后，他調入第200師，任團長。

1938年，南京保衛戰，他帶領一個騎兵營突圍，經安徽再返湖北，傷亡過半，他本人腿部中彈，傷口化膿，堅持不下火線，部下說他冷面，不講話，戰斗一打就沖在前頭。

1943年，他升任第五軍副軍長，1948年成為軍長，駐守徐州，是杜聿明集團的核心部隊之一。

父子關系始終模糊，抗戰期間，熊瑾玎在重慶報社接待一位“軍中代表”，是熊笑三，但他從未直呼其名。

交談僅限公事，稱呼“熊先生”、“您”，熊笑三也只稱他“資本家”，不涉及政治。

一位報社職員回憶，那天兩人交談僅五分鐘，氣氛僵硬，茶水沒動一口。

他們彼此警惕，彼此尊重，卻沒有一句“父親”或“兒子”。

淮海突圍：軍長的神秘逃脫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爆發。

第五軍，國民黨“王牌軍”，由熊笑三指揮，擔任杜聿明集團的預備隊，部署在陳官莊外圍。

邱清泉堅持救援陷入重圍的45師，熊笑三奉命跟進，結果被一同包圍。

外圍失守，內部斷糧，通信中斷，整個軍團陷入泥濘與絕望。

第五軍戰斗至12月下旬，終因無補給、無援軍，全軍覆沒。

熊笑三在戰局崩潰前兩天換下軍裝，穿上汽車兵衣服，將臉涂黑，背上戰術手冊和黃埔畢業證，從側翼難民口中混出包圍圈。

據幸存將校回憶，他沿著宿縣老路行走，日行夜宿，裝啞巴乞討，有人質疑他的身份，他用樹枝寫字：“要飯。”

他帶著一本戰術筆記和黃埔軍證，走了七天七夜，到達徐州郊外，被商人送往上海，后經香港逃脫。

香港當局沒有攔截他，他以“難民”身份入住九龍旅館，此時的熊笑三，不再是軍長，而是一名普通市民。

蔣介石對第五軍覆滅極度不滿，他認為熊笑三撤退過快，甚至有人上報其“暗通中共”。

熊笑三沒有申辯，他沉默，1951年，他被任命為“國防部中將部附”，不再有實際軍權，次年調任臺灣石門水庫管理局，負責工程規劃與壩體維護。

部隊身份被保留，待遇降等，這就是第五軍軍長的結局。

有舊部去看他，他坐在水壩邊喝茶，桌上放一本《水力工程概論》，有人敬禮，他回以點頭，再無當年沙場上呼號震天之勢。

他是少數逃出淮海戰場的軍長，也是唯一一個，后來定居北京的黃埔將領。

臺灣歲月：從將軍到水利工作者

1952年，熊笑三到達石門，不是前線，而是工地。

他手上沒有兵，沒有圖章，調令寫的是“石門水庫管理局工程專員”，軍銜保留，但僅限禮節使用。

他原是第五軍軍長，兵力三萬人，炮兵兩團，現在，負責三公里堤壩的排水和檢修。

辦公室是臨時搭建的木房，外頭泥地，一到雨季全是積水，他一只皮箱，一盞舊煤油燈，桌上永遠擺著尺規與鉛筆。

每天六點起床，七點到工地巡查，遇上地質測量，他就蹲地看圖紙，偶爾發言，多是問句。

他說得最多的一句是：“水往哪兒走？”沒人敢當作笑話，他始終自稱“水利工作者”。

午飯簡單，一碗米飯，配咸菜、豆腐干，吃得慢，晚飯不在食堂，在辦公室。多是罐頭或剩飯。

他的舊部少有聯系，有人從臺北來找他，說“熊軍長，我們聚聚。”他答：“我現在不是軍長。”

他不穿軍裝，不再說戰場，舊照全鎖在皮箱里，不示人。

有人問他后悔嗎，他說：“不講過去，現在壩修好，就好。”

他有嚴重失眠，每晚燈不熄，坐到深夜，讀《水利測量實用手冊》，邊看邊寫筆記。

他回信的字跡始終工整，落款寫“熊某”，有人說他變了，他不解釋。

那時，他和父親已完全斷聯，1973年，熊瑾玎病逝于北京醫院，享年87歲，葬于長沙近郊，熊笑三未能參加葬禮。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那年，他收到了北京寄來的一封信，是母親朱端綬寫的，信紙微黃，字跡細密，她說：“你父親走得安詳。”沒有責備，沒有敘舊。

這是他與家人最后一次通信。

晚年歸途：跨越海峽的和解與終章

1979年后，兩岸關系出現緩和跡象，臺灣方面開放部分退役軍人赴大陸探親。

熊笑三沒有立刻申請，他等了兩年，直到1982年。

他沒有公開行程，只托人聯系北京方面，他搭飛機到廣州，再轉北京，同行的人說，他在飛機上沉默，不拍照，不發問。

到北京后，他下榻長富宮賓館，老戰友、舊鄰居來訪，他接待，言語不多。

有人提起父親，他點頭，再問多一句，他就沉默。

他去了長沙，去看熊瑾玎故居江背鎮石橋村，屋子是青磚瓦房，門口有一塊銅牌：湖南省革命歷史教育基地。

他沒有進去，只站在巷口，看了幾分鐘，有人認出他是“熊家后人”，他微笑，說：“來看親戚。”

回北京后，他長住友誼賓館，偶爾與舊友聚會，談的最多的是建水壩、測水壓，很少提軍旅，更不會提逃亡、調職。

他說：“水穩，人就穩。”這話聽來簡單，卻像句遺言。

1987年秋，熊笑三病逝于北京醫院，終年82歲，骨灰由親屬安葬于郊區，無公開追悼會，黃埔老兵送來一幅挽聯：“一身鐵骨，一生無聲。”

他的離去，沒有驚動臺灣方面，身份歸檔，無功無過，曾經指揮三萬人，如今靜默謝幕。

熊瑾玎的舊居現在仍在，村民記得他早年穿長衫，晚年穿干部服，種菜、看報、不說話。

而熊笑三的水壩工程，在臺灣石門仍在運作，他簽過的圖紙，仍貼在倉庫墻上。

父與子，兩條路線，從未交匯，最終也沒有回頭，有人說，他們是失敗者；也有人說，他們各自忠誠。

真實歷史不需要評判，它只需要被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