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展覽不僅是一種視覺實踐，更是一種關于“知識如何被組織”的方式，那么，《海豚繪畫：關于創造力的環境視角》（Painting Dolphins: Environmental Approaches to Creativity）或許提供了一個極具實驗性的范本。

這場由紐約普拉特學院圖書館發起的展覽，其核心展品既非經典藝術史之作，也非新媒體互動，而是一組出自寬吻海豚（Atlantic Bottlenose Dolphins）之“手”的繪畫作品。更準確地說，它們是藝術治療師Barbara Ann Levy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于佛羅里達州的海豚研究中心所進行的一項長期跨物種繪畫實驗的結晶。這些作品曾經作為她1990年畢業于普拉特學院藝術治療項目的研究成果，被捐贈至該校圖書館特殊藏品部（Special Collections & Archives），多年沉睡于未分類的檔案盒中。

但真正值得關注的，并不僅僅是這些圖像本身，而是它們如何從“療愈現場”進入“展覽結構”：是誰發現了它們？又是誰，以怎樣的方式喚醒了這段被遺忘的藝術治療歷史？在這些問題之下，我們看到的是一場關于策展語言與知識激活的嘗試。

被遺忘的知識，如何重見天日？

在展覽史與知識史的建構中，有許多未被系統化書寫的“沉默檔案”：它們不被美術館體制收錄，也不被藝術史的線性邏輯收編。Levy的研究正屬于這一類。她既非傳統意義上的“藝術家”，其研究成果也游離于心理學、動物行為學與兒童藝術發展理論之間。這些材料以錄像、筆記、草圖、Laban動作分析圖譜等形式散落，從未被以系統方式公開展出。

在此次展覽的組織過程中，由顧問領導的策展團隊并未將其“復原”為紀念性文物，而是采取一種**“對話式的再組織”方法**。展覽空間被設定為一個低光、慢節奏、多維度的體驗環境，繪畫懸掛高度模擬海豚視覺線條，觀眾需主動調整觀看姿態，身體上的“蹲下”“側頭”“駐足”成為重新進入圖像的必要動作。這種觀看機制，正是策展試圖喚起的感知政治：藝術不應只屬于某種高度和身份，它可以被重新定義。

檔案的倫理：如何講述被壓抑的歷史？

展覽沒有將海豚繪畫置于“動物奇觀”或“智能測試”的框架中，也未借助聲音導覽或圖文大段解說來確立權威。相反，觀眾所面對的是一組未經剪輯的實驗錄像、手稿、手繪圖示和訓練記錄。它們以“未完成”的姿態進入展覽，保留了檔案最初的形態與溫度，也強調了策展人在敘述結構中的**“隱退性”選擇**：不是替它們發聲，而是創造一個它們可以被聽見的語境。

這種方法體現出高度的策展倫理意識：當我們面對一批沉睡多年的邊緣檔案，我們是否有勇氣承認“無法完全解釋它”？又是否有耐心容許觀眾與其緩慢交談，而非快速消費？

被忽視的女性知識者

Levy的實踐不僅是一次關于非人類創作行為的觀察，更是女性知識生產在歷史中的一次“回聲”。在20世紀中后期的藝術治療與生態研究領域，諸多女性學者以跨學科視角展開創造性工作，但她們的研究往往不被系統歸類，更少被正式展出。Levy的工作無法輕易被定義，卻直接挑戰了人類中心主義與男性主導的創作理論結構。

她與海豚之間的互動，不是訓化或命令，而是一種協作、回應與身體節奏的同步。從她對繪畫過程的敏銳記錄，到她使用兒童藝術發展與拉班動作分析 (Laban Movement Analysis) 進行圖像分析的方式，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感知中的方法論”，而非實驗室式的冷峻分析。這種知識生產形式，在當今正被生態哲學、動物倫理與非人類研究重新關注，而此次展覽則正是這種學科轉向的前沿實踐。

策展：從展示到知識結構的再構

作為此次展覽的主策展人，顧問在整個策展過程中始終將“如何讓沉默檔案發聲”作為核心問題。展覽并不試圖呈現某種完成的觀點，而是邀請觀眾參與一場慢速、身體性、非結論式的觀看試驗。

展覽中的多語種文本系統（英文、西班牙文及非語言圖像信息），回應了海豚的“非語言表達者”身份，也同時是對語言霸權的一次溫和回應；而展廳路徑的“非線性”設計，則讓觀眾像在潛水中偶遇圖像、手稿與思想碎片。

這一切，都是對“策展是什么”的再詢問：不是將作品掛上墻，而是設定觀看機制；不是解釋檔案，而是激活檔案與世界的對話。

小結

《海豚繪畫》的意義或許并不在于它是否證明了海豚擁有藝術能力，而在于它展現了一種策展倫理與知識再組織的可能性。當我們在策展中開始關注那些“非典型知識”、那些“沒有語義歸屬”的圖像時，我們也許正在打開一種更廣闊的文化想象空間。

在今天這個快速消費與信息溢出的時代，這樣一場看似冷門卻極具溫度的展覽提醒我們：真正的策展，不是告訴觀眾看什么，而是重新定義“怎樣去看”。

責任編輯：任芯儀(EN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