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文獻的研究與原始儒家的基本觀點、傳承演變，以及《論語》成書、其與《禮記》《孔子家語》等相關文獻的源流關系等重要問題緊密聯系，聚訟已久。本文通過對目前發現的郭店簡、上博簡、安大簡和王家嘴戰國竹書等出土孔子文獻書寫形式、文本內容的細致考察，發掘其中蘊涵的有關《論語》成書過程、原始儒家分派等信息，并對以往研究中的某些爭議進行反思。

關鍵詞：孔子；戰國竹書；《論語》

《論語》的成書問題聚訟已久。概而言之，對《漢志》相關記載的懷疑始于清代考據學的盛行，與疑古思潮的發展同步，而根本原因則在于古書記載的粗疏與互相之間的齟齬。在相關問題的研究中，已呈封閉之態的傳世文獻基本已被發掘殆盡，而不斷涌現的與孔子和孔門弟子相關的簡帛資料既是文獻流傳關鍵期的切片呈現，又往往帶來今本不見的佚失段落、異文異事，為復原這幅只剩框架的拼圖補充了更多細節的碎片，有望增進今人對《論語》源流的認識。 本文所謂“孔子文獻”指的是傳世文獻和出土之簡帛古書中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字記錄，包括孔子與君臣、弟子，以及弟子之間的對話。目前所見的出土孔子文獻有安大簡、郭店簡、上博簡、王家嘴楚簡、馬王堆帛書、阜陽漢簡、北大漢簡、張家山336號墓漢簡、海昏侯墓漢簡、定縣八角廊漢簡、肩水金關漢簡、朝鮮平壤貞柏洞漢簡等多批，頗具規模。從內容和所屬時代來看，基本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漢以來的各出土本《論語》（定縣、海昏侯、肩水金關、貞柏洞等）從內容、章次、結構等方面來看，基本可以確定為《論語》古本，有利于我們認識漢代《論語》各個版本和流傳，與今本《論語》的關系更加直接。 第二類則是戰國時期的竹書孔子文獻，包括郭店、王家嘴楚墓所出和上海博物館及安徽大學入藏的四批戰國簡冊。內容既有合編的孔門言行集(如上博簡《弟子問》《君子為禮》、安大簡《仲尼曰》、王家嘴楚簡《孔子曰》),也有單篇的孔門故事（如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上博簡《季康子問于孔子》）。 與第一類相比，戰國竹書孔子文獻異質性明顯， 呈現出一種“前《論語》”狀態。其中合編的孔門言行集，包括上博簡《弟子問》《君子為禮》,安大簡《仲尼曰》以及王家嘴楚簡《孔子曰》四篇，在結構和內容上與今本《論語》高度接近，但在章次安排、（對同一件事的）敘述詳略、甚至涉及人物等方面又與今本不同。從其內容和文本形態入手，可以窺見《論語》一書如何由原始孔門筆記等資料定型為今本的過程，回答以往在《論語》成書過程和時代方面的疑問。而單篇的孔門故事與《禮記》《孔子家語》等儒門傳記類似，有些也可與《論語》對讀，對于理解《論語》和這類文獻的關系有重要作用。

一《論語》源流研究中的主要問題

關于《論語》源流的研究，前人已有很多討論，此撮述其要。最早的記錄見于《漢書·藝文志》: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認為此書來源于孔門弟子的筆記輯錄，完成于孔子去世之后，成于弟子之手。之后何晏《論語集解·序》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等基本承襲此說。然而這個記載看似大致完整，實際非常模糊，僅包括《論語》主要內容的來源、編輯過程的起始時間和參編者的學派屬性，至于本書原始集結本的體例、完成時間和編輯者的具體身份則不明確。

后世的研究先聚焦于編輯者和領纂者是哪位孔門弟子，自柳宗元《論語辯》始擴大到孔門再傳弟子。隨著清代疑古思潮的興起，《論語》成書的時間和過程進一步受到懷疑。崔述認為《論語》前后十篇對孔子稱謂方式的不同反映出“有子、曾子門人所記”與“后人所續記”的不同。在竹書孔子文獻發現之前，崔述的研究因其突破性而影響深遠，對《論語》具體、真實成書過程的細致研究由此逐漸展開。崔述之后，顧頡剛、美國的顧立雅、白牧之、白妙子，日本的武內義雄、木村英一等對《論語》成書時間與過程基本都持類似觀點，對各章的作成時間進行研究，所得結論往往超出《漢志》框架。

進入八十年代以后，朱維錚的研究進一步引發了一系列論戰，定縣竹簡《論語》以及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等竹書孔子文獻的發現提供了更多的線索，共同推動著研究的深入。以往涉及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

第一，《論語》的著作權，包括原始記錄與編纂兩個方面。

《漢志》統言門人，柳宗元《論語辨》疑再傳弟子。宋代又有曾子、有子、閔子之弟子等說。郭沂認為以上爭議是由于《論語》流傳過程中后學們不斷的補遺、增益和混合而導致的，今本對孔子和弟子稱謂的混亂也源于此，而不同文獻的敘述不同是由于詳略不同造成的，編纂者是子夏、仲弓、子游在內的六十四人“小集團”。也有學者主張出自曾子及門人的領纂。

第二，原始集結本《論語》的體例。

清人劉寶楠《論語正義》注意到《論語》各章對孔子和孔門弟子的稱謂不同。崔述發現《論語》前十章記孔子回答國君與大夫之問時分別稱“孔子”與“子”,因而推斷不符合這個規律的后十章“皆后人采之他書”。孔子稱謂成為判斷各章作成年代的重要標準。而定縣《論語》等竹簡本發現后，學者發現認為這一標準其實不足為據。

歷代對《論語》各章是否有統一的主旨看法不一。楊朝明通過對首章作出不同于傳統的理解，認為該篇存在嚴密的邏輯與章旨。郭沂主張“《論語》的原始型態是許多種不同的筆記本子，或者說是許多種不同的書，而不是一部書，也不是同一部書有許多不同的版本”。照此來看，當時此書不存在統一的體例和章旨。

第三，《論語》的成書時間、命名與稱引。

朱維錚指出從戰國一直到西漢景、武之際的幾百年中，沒有人提及《論語》其書，這一點與其成書于先秦的記載矛盾，當時流傳的很可能只是零散的篇章。郭沂認為先秦就有《論語》，但將“論語”擴大到《漢志》的“論語類”文獻，認為現存西漢以前文獻中的孔子言行都是可靠的資料。又據《論衡·正說》“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認為《論語》之名應得自孔安國，《坊記》引“《論語》曰”并不可靠，有可能是注文的竄入或戴德叔侄的增益。當時的書名可能有多種，《漢志》在《論語》下的《傳》《齊說》等，是《論語》別稱。與朱說其實并不沖突。

明確贊同舊說的學者以楊朝明和梁濤為代表。楊朝明據《孟子》《禮記·坊記》對《論語》的引述和郭店簡的研究，認為《論語》應成于曾子死后孟子未生之前的公元前428至400年的二十多年中。梁濤認為《論語》成書應在孔子去世后的100年之內。

第四，《論語》與《禮記》《孟子》等文獻中孔子語錄的關系。

傳世文獻中，除《論語》以外，還有大量的孔子言行記錄散見于春秋到秦漢的古籍之中，較為集中的是《禮記》《孔子家語》《韓詩外傳》之類的儒門傳記。郭沂認為《論語》源出文獻與《禮記》并無不同。楊朝明據《孔子家語·后序》認為《家語》和《論語》都出于弟子記錄，“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余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強調《孔子家語》的重要性。此外，《孟子》《荀子》,以及《莊子》這類文獻中，也存在大量的孔門言行，多數不見于《論語》。是否與《論語》也有同樣的來源?在早期儒學研究中的可靠性如何？都是尚未解決的問題。

這些都說明了《論語》源流的復雜與研究的困難。全面審視出土文獻中最接近《論語》的孔子語錄文獻、挖掘其中的信息，或許可以提供解決問題的線索。

二 上博楚簡《弟子問》與《君子為禮》

上博楚簡1994年購自香港，相傳出自湖北，時代為戰國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之前，目前已經出版了九冊。《弟子問》與《君子為禮》屬于第五冊。

整理者對二者分篇的依據為字跡和編連形式（依據契口位置推測），但只給出了《君子為禮》篇的編連數據。簡文公布以后，學者進行了更為細致的研究。雖然只有少數竹簡的歸屬取得一致性的認識，但兩篇竹簡在字跡、形制方面確有差異的認識已經基本建立起來。

然而最初的整理者李零卻曾指出兩篇竹簡原本是編聯在一起的，正反兩面共寫有五篇簡文，正面除《弟子問》《君子為禮》外還有一種尚未公布的簡文，背面則分上、下兩欄書寫《日書》和《齊師子家見曾子》。由于另外三篇簡文始終沒有公布，這條信息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我們認為原始整理者的意見是不應該被忽視的。上述看似矛盾的信息并非沒有調和的可能。從“永元器物簿”這樣多次編連的簡冊來看，編距不盡相同的幾篇簡文也是可以編連為一卷的。這冊簿書簡冊分四段編連而成，后一組的編繩都結續于前一組的最后一支木簡上，使得每一組的最后一支簡（也就是下一組的第一支簡）被四道編繩綁縛。《弟子問》和《君子為禮》如果也是多次編連而成，應當也會留下這樣的契口或編痕。

馮勝君曾指出《君子為禮》編連的兩個特殊性：第一，編距不均；第二，有的竹簡上存在超過編繩數量的契口，如簡1除整理者指出的三處外，還有“以”與“依”、“言”與“之”間兩處，簡2與后兩處相應位置也有契口。但由于“同篇其他簡對應位置上契口（或編綸）痕跡不明顯，而且在已發現的戰國簡中尚未發現編綸數多達五道的例子”，他并未深究。我們發現，馮文提及的多于編繩數量的契口在《弟子問》的一些竹簡上也同樣存在。為便于觀察，我們參考已經取得共識的綴合與編連意見，在整理者提供的縮略圖基礎上，對兩篇竹簡進行了新的拼合與復原。兩篇編繩以外的特殊編痕主要集中于A、B、C三條虛線標出的位置上。結果如下。

這樣拼復后我們可以得到一卷至少分兩段編連的、包括《弟子問》與《君子為禮》（以及另外尚未公布的三篇簡文）的簡冊（由于篇幅所限，兩篇的具體拼復過程與依據容另文詳述）。圖中可見《君子為禮》簡11中間約與《弟子問》中契口對應的位置處有一個明顯的契口，應即為《弟子問》中段編繩與《君子為禮》連結處，很可能就是《君子為禮》的第一支簡。簡冊一般由左至右編連，《弟子問》抄寫在前，應位于《君子為禮》的左側。此篇由短章組成，前后順序很難確定，現在的排序是依據內容和保存狀況來安排，內容較為完整的放在前面，殘損情況接近的簡支放在一起。可分為五組（分章釋文見附錄）。

第一組即簡[弟2+弟1],基本完整，包含一個完整的短章，暫置篇首。內容是對延陵季子的評價。

第二組包括四支竹簡，簡弟6、弟9連讀，簡[弟7+弟8]、[弟12+弟15]都屬于完簡的中下段，雖然不能連讀，可能相距不遠。內容包括第二至六章。

第三組包括簡弟10、[弟17+弟20]、弟4、弟11、弟24,第七至十一章。

第四組包括簡弟5、弟16、弟23、弟14、弟附簡，第十二至十六章。

第五組包括簡弟21、弟13、弟19,都是原簡的上半段，簡首平齊，編繩處都沒有編繩的痕跡，不能連讀，至少包括第十七至十九章。

《君子為禮》可連讀為四段。

第一段內容較復雜，包括簡君11、[君15+君13+君16+君14]、君12、孔135、弟22。內容是行人子羽將仲尼與歷史上的明君、賢臣對比，子貢認為孔子最賢，最后是孔子聽說這件事后的反應。

第二段包括簡君1、君2、君3、[君9上+君4]、君9下，包括兩章，主要人物都是孔子與顏淵。

第三段包括簡[君5+君6]、[弟3+君7+君8],是一段關于姿態、表情規定的敘述，沒有說話人。

第四段包括簡[君10+弟18],是對孔門優秀弟子的分類概述。

簡文都由若干章孔子與弟子及時人的對話組成，這是二者的相同之處。但《弟子問》的各章篇幅更短，多為以“子曰”記錄的單條孔子語（第一、二、三、六、十三章），而《君子為禮》的敘述更詳細，往往包含孔子與他人的多輪對話（第一、二、三章）或大段敘述（第四章），段落更長。在孔子的稱謂方面，《弟子問》通稱“子”。《君子為禮》則兼用“夫子”與“仲尼”。前者使用更多，“仲尼”僅兩見，一次是行人子羽稱孔子，一次是敘述部分。兩者相比，前者更似《論語》而后者更近《禮記》。

從文本內容來看，兩篇雖多與傳世文獻孔子故事相關，但對話人物、涉及事項多有差異。其中與《論語》直接相關的則不多見，內容也不全同。《弟子問》第四章有關“父母之喪”的對話發生在子貢和某位孔門弟子之間，《論語·陽貨》中則是孔子對宰我的教誨；第十六章與《學而》是觀點的相同，都認為“巧言令色”非仁；《弟子問》第一章與《子罕》都與子貢推崇孔子有關，《論語》中是子貢答太宰孔子為何多能，簡文情節有所不同，是子貢與“行人子羽”將孔子與子產、禹、舜的比較，得出孔子最賢的結論；第二章教顏淵為仁，與《論語·顏淵》類似，但顏淵聞道后的表現不同。

此外的更多段落則不見于《論語》，如《弟子問》簡[2+1]對吳公子季札的評論、與子路關于如何王人的討論（簡17）、過曹遇農（簡17、20）、對子游感嘆（簡4），《君子為禮》第五章對優秀弟子的分類概述，等等。

從文本結構來看，兩篇簡文并不留白提行，而是接連書寫，都使用了兩種寫法、功能不同的標點符號。一種用于表示較短語意停頓的短橫，見于《弟子問》簡13、22、23，和《君子為禮》簡2“也”字下。第二種是表示章節結束的墨塊，見于《弟子問》第一、五、八、十、十一章，《君子為禮》第二章末。需要說明的是，《弟子問》因為殘缺較多，多不能連讀，我們對章節的劃分僅針對較完整的段落和明確的章節來進行，其中第十和十一章的簡文不排除還存在其他現已無法連讀的內容，并不一定是現在這樣前后緊挨在一起的。而《君子為禮》雖然可以連讀成幾大段，但章節的末尾大多殘損，所以章節符的使用不明。總之，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特別是《弟子問》，墨塊并沒有出現在每個完整的章節末尾，第三、九章結尾是沒有章節符的——兩篇簡文在匯集章節的同時很可能已經在進行更大段落的劃分了。

三 安大簡《仲尼曰》

2015年初入藏安徽大學，戰國早中期，未發表的簡文中還有一篇孔子與子貢的對話。

本篇保存基本完好，共13支竹簡。原簡長43厘米，寬0.6厘米，正文滿寫于竹簡正面，首尾不留空白。無篇題。竹簡兩道編連。從圖版來看，編繩分別位于距離竹簡首、尾約11個字的位置，對稱編連。每簡兩個契口，契口前后字間距較寬。以簡12為例，此簡書寫更密，有些部分字與字之間幾乎沒有空隙，但在契口處卻有約一個字的空白（下圖為簡12上契口周邊截圖）。由此來看，可能為先編后寫。

首先來看簡冊的文本信息。

從字跡、墨色等情況來看，本篇竹簡正反兩面都存在多次書寫的痕跡。正面文字包括三個部分：第一是竹書正文，包括竹簡正面從簡1到13墨勾前的文字，包括是二十五條“仲尼曰”；第二是簡13墨勾后的“人仲尼之耑也”；第三是簡13末尾墨跡更淡的“仆快周恒”四字。

整理者指出簡背有兩種文字：一種是編號，分別位于簡1-7（書寫方向與正面文字相反）、9（疑似）、13（“二”）；另一種可能是與正文內容無關的習字，見簡7（五個“人”字）、簡8（“豫”字）、簡9（墨跡很淡，疑為“九”字）和簡12（共18字，正書“寡=命大”，倒書“）。此外，據原大圖版可以發現簡背還有幾處非文字墨跡，包括簡6背面三條斜跨線，簡8背上、下段各有一處，簡11、12上部也各有一處。這種墨跡學者較少提及，作用暫不明確。

正文的二十五條孔子語中，除第十九條以外，都以“仲尼曰”起始引述孔子之言。據整理者所附《〈仲尼曰〉與相關文獻對照表》,正面的二十五條孔子語中幾乎有一半可與今本《論語》對讀，包括第四、五、九、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一條，都是孔子之言，二者所論人物、事件、觀點一致，僅在用語上存在區別。其他幾條也多見于《大戴禮記》《禮記》《說苑》《孟子》《中論》《玉篇》等所引孔子語。

竹簡正面的另外兩種附記文字，已有學者指出字跡有別，并進一步推斷文字性質。觀點雖然不盡相同，但將正反文字合觀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簡13墨勾后的“人仲尼之耑也”斷讀存疑，整理者認為墨勾位置應在“人”之后。我們認為七字的形體特征與正文存在明顯區別，字間距也更寬。第二種附記文字墨色更淡，字間距、書寫位置都能夠與之前七字相區別。即使同出一手，也一定存在書寫時間的間隔。在沒有確實證據的情況下，不應隨意對竹簡本身的符號、文字進行與書寫情況不同的臆斷。

再來看本篇的結構與體例。

簡文在簡13最后一條孔子語后有篇章結束符，寫作“√”。正文中還用了26個短橫表示停頓。結合二十五條孔子語接連抄寫、不留白提行的抄寫形式來看，本篇沒有展現出如《君子為禮》和《弟子問》那樣層次不同的結構。26個短橫中有22個用于一條孔子語的末尾，如簡1“言多而行不足，人”下之“人”、簡2“亦不我力”之“力”、“必于此”之“此”等；其余4個則用于孔子語的中間，分別位于簡5“敢為不善乎”的“乎”字之下，簡1“芋蘩而實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之“天”字下，簡6“吾不堇其仁”之“仁”下，和簡7“古之學者自為”之“為”下。與兩篇上博簡相比，這些短橫只是表示停頓，并不具有分章的功能。二十五條孔子語之間是并列的關系，寫作者（同時也包括抄寫者和閱讀者）都沒有進行更大段落的劃分與歸并。

簡文引孔子言均稱“仲尼”，無一例外。與之對話的人物則僅見季康子之使者。簡文沒有明顯的自題篇名，但綜合內容和書寫形式來看，我們認為“仲尼之短語”即是對正文的總結，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篇名的作用。

四 王家嘴楚簡《孔子曰》

2021年6月出土于荊州王家嘴798號墓，是一座戰國晚期前段的小型東周墓。所出竹簡約800支，包括《孔子曰》《詩經》之《國風》部分和《樂》三種。趙曉斌初步公布了十例(十個段落)共27支竹簡的釋文和照片。這批竹簡還在整理中，相關信息基本都來自與整理者趙曉斌的介紹。在此概述如下。

《孔子曰》殘損較為嚴重，揭取殘片約1000個，初步判斷原為330支左右，保存較完整的約110支。完簡長46、寬0.6厘米。

首先來看內容。

簡文內容和文體都與《論語》極為相似。涉及先賢、時人、孔門弟子等眾多歷史人物。例一包括五支竹簡，主體內容是一章孔子與子貢、子路、公西華關于“聞斯行諸”的對話，篇幅較長，以墨塊分為兩節，可與今本《論語·先進》對讀，簡文的子貢今本為子路，諸生發問順序也有不同。例二包括兩支竹簡，主體部分為一章孔子對子路為季氏宰的批評，與今本《論語·先進》17章對讀，但今本中孔子批評的是也做過季氏宰的冉求。例三包括六支竹簡，至少有十章“孔子曰”,有的相鄰數章可見明顯主題，多可與今本對讀，然順序不同，分屬多篇。例四有四支殘簡綴合，主要的一章可與《論語·雍也》11章(“賢哉回也”)對讀，語句稍有不同。其余六例雖不見今本《論語》,但與《禮記》《孟子》《左傳》等傳世文獻所記相合。顧史考推測，王家嘴《孔子曰》字數約在9240字上下，約為今本百分之六十，篇章數與今本比例也大致如此。

再來看結構。

簡文至少由6位書手抄寫，存在一支竹簡上有兩種筆跡的情況。全文分多卷，部分簡背有卷題，均不見于今本《論語》，如“居川上之下”“大宰”“知之樂之”“奚之下”“恥不仁之上”“可知也之下”。未見全書總題。卷中分篇，每篇相當于今本一章，最后記總篇數“貳百□十又五篇”。多以“孔子曰”起始（按：有的章節有簡短的前導敘述，如例八“哀公問于孔子曰”,例十“孔子在陳”,這種方式也類似《論語》），較長的章節又分若干節（如例一的一大章）。分篇、分節均用“■”間隔。

除上述整理者介紹的情況外，細審圖版，我們發現了兩種留白的現象。第一種見于例八“哀公問于孔子曰”章的墨塊后，表明此簡應屬于此卷最后一章。第二種見于例一，更為特殊。此章篇幅較長，分為兩節，這處留白位于第一節的中部，前后內容是子路問與孔子答，“孔子曰”與之后的具體回答（“有父兄在……”）之間有一大段空白，一部分位于簡425的下半段，約有12字的長度，一部分位于簡432+515的開頭，約三個字的長度，但從簡文內容來看，被空白分隔的兩段簡文之間并無任何脫漏，完全是可以連讀的，且與今本《論語》一致，前后字跡也看不出明顯差異。我們推測，這種情況可能是多人分工書寫而導致的。

首先，此書篇幅巨大，接近一萬字，在已發現的古書類戰國簡冊中是最長的一種，書寫時很可能需要分工合作一起完成，問題在于是接連書寫，還是分工后同時書寫。

第二，整理者已經發現此書字跡多樣，甚至同一支竹簡上存在兩種字跡，我們推測這就是分工書寫造成的。

第三，從編繩痕跡來看，本書簡冊為三道編連，上下兩道編繩在竹簡首尾，第三道約在竹簡中心點，從圖版來看，三道編繩與文字距離都比較近，存在疊壓筆畫的現象，如例三簡465簡首、中間的，例一簡432+515中部的、尾部的，可以肯定簡冊的制作應為統一書寫完畢后編連。

根據上述信息我們推測，例一特殊留白的形成有兩種可能。

第一，經驗豐富的抄手有意為之。本書書寫任務的分工有可能不是以章節為單位，而是以所依據的底本竹簡數為標準；抄手A分得的任務是抄寫例一后半段的內容，前一部分則歸抄手B。抄手A抄寫時根據所使用的竹簡和底本竹簡的容字情況推測出上一部分內容無法寫在一支竹簡上，故在他抄寫的第一支竹簡上預留了三個字的位置。而抄手B由于某些原因沒有完成前一部分，最后仍由抄手A寫完，所以前后兩部分字跡相似。而他的判斷并不準確，最后的書寫結果卻是第一部分沒有寫滿一支竹簡，導致現在看到的這種特殊的留白。

第二，失誤所致。具體原因就多了，比如本章都是抄手A負責，他抄寫到“孔子曰”(或之前的某處)時由于某種原因中斷了書寫，而再次開始書寫時（從“又父兄在……”始）另選了一支竹簡，根據印象預留了三個字的空白。

總之，這處特殊留白的成因與篇幅巨大的多卷簡冊制作過程直接相關，有賴于竹簡的全部公布，必須根據字跡的細致研究與分類進行判斷。現在我們能做的僅僅是指出這個特殊的現象，引起研究者的進一步關注。綜合上述信息，可以對此書結構試做如下推測：

第一，全書以墨塊分章，抄寫完畢后計其總數（“貳百□十又五篇”），較長的章即使以墨塊分節，一般來說也應以內容為據，算作一章（即簡文所稱的“篇”）。

第二，全書分卷，每卷第一章應抄寫于卷首，之后接連抄寫本卷其余章，最后一章末尾后留白，下一卷另用一冊竹簡從頭抄寫，每卷有卷題，從篇章層次來看，這里的一卷或與上博簡兩篇中以墨塊分隔的一部分相當。

第三，全書抄寫為分工合作完成，統一寫完之后再做編連。

五 竹書孔子文獻對《論語》成書過程的啟示

介紹完四篇戰國竹書孔子語錄文獻后再來看《論語》源流研究中的一些爭議。

第一，關于《論語》的著作權，原始記錄者和編輯者的身份。

雖然都未題著作者，但從四篇戰國竹書的敘述方式來看，此類孔子語錄應確如傳世文獻所載主要出于孔門弟子的記述。除《君子為禮》組成段落較長，稍顯特殊外，其余三篇都是極為近似今本《論語》的短章，最典型的敘述方式就是以“子”“孔子”“仲尼”加“曰”字起始，引述一兩句孔子之言。由于《弟子問》殘缺較多，《孔子曰》尚未完全公布，三者中保存完整的《仲尼曰》最為典型。全篇除第十九條以外，都以“仲尼曰”起始引述孔子之言，不只沒有任何敘述性的文字，甚至也沒有對話人。第十九條的區別則在于加入了季康子使使問政仲尼的前導敘事，之后才是本節要表核心觀點，同樣以“仲尼曰”來引述，前導敘事只是為了提供核心觀點的具體語境，使其可以被理解而已。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一條與其余二十四條“仲尼曰”相比并無本質的不同。我們認為，這類文獻自形成之時起就自帶天然的、默認的聽話人——孔門弟子，既包括孔子的入室弟子，也包括依靠入室弟子轉授的門人，以及弟子之弟子，門人之門人。

至于原始孔子語錄文獻的編輯者，也應該是這些人，其具體身份依據目前的材料還很難確定。從四篇內容、結構，各不相同的竹書來看，編輯者并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此類孔子語錄文獻在戰國時期似乎并不存在一個定本。即使存在一個為孔門后學認定的權威本，在流傳中也很難始終以全本原貌的型態出現。

第二，關于原始集結本《論語》是否存在統一的體例，具體表現在對孔子的稱謂是否統一、各篇是否有統一的主旨等方面。

已發現的漢簡《論語》已經表明古本與今本在孔子稱謂方面存在不同，《論語》全書、不同時代版本對孔子的稱謂存在隨機性。而從四篇戰國竹書來看，這些原始孔子語錄文獻各自對孔子的稱謂反而是有各自的統一標準的。《弟子問》一概稱“子”,《君子為禮》稱“夫子”（僅有行人子羽問子貢時稱“仲尼”一次，子貢答仍稱“夫子”）,《仲尼曰》稱“仲尼”,《孔子曰》已公布的簡文都稱“孔子”（唯例一公西華轉述孔子與子貢、子路問答時稱“子”）。由此來看，這類戰國文本，不論篇幅長短，編輯過程中對孔子稱謂的統一是一道必要的工序。而四種稱謂本身——“子”“孔子”“夫子”“仲尼”，雖然情感意涵有別（如統稱“孔子”的《孔子曰》中公西華與孔子對話時，只稱“子”,顯然與兩人是直接的對話者、關系比敘述者與讀者更為親昵有關），但綜合所有文獻來看，并未與學派屬性產生綁定的關系。“仲尼”之稱雖在《君子為禮》中出自行人子羽之口，卻是竹書《仲尼曰》對孔子的標準稱呼，且傳世文獻也不乏儒門后學稱先師為“仲尼”的例子（如《荀子·仲尼》）。

今本《論語》各篇是否存在主旨，四篇戰國竹書中，《孔子曰》的篇幅與篇章結構與今本最接近。然而從已公布的內容來看，例三包括六支連讀的竹簡，含十條“孔子曰”,屬于同一卷（可看作今本之一篇），十條“孔子曰”中，第一、二、三、四、七、八都與孝道有關，而其他幾條的議題則分別為君子（第五、六）、道（第九、十條），并不統一。由此來看，這一篇其余尚未公布的章節以及全書其他篇卷，未必會有統一的主題。正如顧史考指出的《孔子曰》和《論語》皆有物以類聚的現象，也有不倫不類的組合。而《仲尼曰》的二十五條孔子語，有的屬于言行規則、待人之道、對弟子、賢臣的評贊、對小人的責罵、君子的品行等等，主題不一。我們認為，對今本《論語》各篇是否具有主旨的爭議，根源在于研究者基于主觀認識形成的文本概念與早期文本特征之間的矛盾。從文本本身來看，這類語錄的匯集即使會考慮到主題的一致性，但由于不同主題的篇幅很難達到一致的規模，因而在聚章成篇，或分篇斷章的過程中，幾乎不可能做到統一主題，凝聚出唯一的主旨。

第三，《論語》的成書時間、命名與稱引，三個問題是緊密纏繞在一起的。

應該首先說明的是，這里的“論語”指的是今人熟悉的二十篇《論語》。判斷一部出土文獻或傳世文本是否是某種古本《論語》的標準，應該是其內容、體例、篇章順序與今本《論語》是否大致相合。此書原始集結本產生與否的標志，也應是其內容、體例、篇章順序是否固定為與今本大致相合的狀態。如果以古今書籍概念的不同將所有孔子文獻都看作《論語》,那么相關問題就會因為缺乏錨點而很難展開了。將所有孔子文獻都稱為“論語”的做法是不合適的，《漢志》的“論語類”或許僅是擇一作為類名，不代表此類所有文獻都叫《論語》。

以此為準，已發現的戰國竹書中還沒有一篇可以算作古本《論語》。本文重點考察的四篇竹書中，《孔子曰》與《論語》最為近似。但從已公布部分來看，雖然其中可與今本對讀的約占一半，但根據例三連讀的簡文，其與今本篇章的順序并不相同；例一中與今本在人物方面的區別也不容忽視；再加上顧史考《初探》指出的，同一章中有些部分簡本顯得更為原始，而另外一些部分則是《論語》更顯原始。這些不同，顯然并非傳抄致誤可以解釋的。

四篇竹書都沒有總篇名。《孔子曰》的卷題寫于簡背，從整理者披露的卷題名來看，命名的原則似與今本摘取每篇首章孔子語的前兩個字不同，具有措述大意的特點（如“智之樂之”），有的篇卷可能屬于同一主題，分上下兩部分（如有“居川上之下”“恥不仁之上”）。

《仲尼曰》墨勾下的“人中尼之耑也”七字總括全篇，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篇名的作用，釋讀的爭議與原始孔子語錄類文本的命名直接相關。“耑”的釋讀是關鍵。整理者提供的三種思路中“論語”的讀法與“耑”聲韻俱遠（另外兩種是“端語”意即“正語”以及“短語”），如此釋讀的驅動力應該就在于解決原始《論語》的命名問題，然而顯然是不合適的。此外，學界還有很多釋讀方案。我們已經談到過整理者讀“短語”之說可從，于音理、用字和語言習慣都很契合。在此可以從此類孔子語錄文體的角度補充一個旁證。

有關孔門言行的記錄，無論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其文體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篇幅較短，內容僅為孔子稱謂+曰+孔子言；另一種篇幅較長，除上述內容以外，往往還有敘述性的文字，說話的人物也不僅是孔子，還另有一人或多人與之對談。兩種文體往往混合在一起，無論是戰國竹書《弟子問》《孔子曰》，還是今本《論語》中都是如此。與之相比，《仲尼曰》顯得比較特殊。全篇幾乎都是第一種文體，唯一的例外（即第十九條），前文已經分析過，簡短前導的敘述文存在的意義是引出之后的“仲尼曰”，與其余諸條并無實質的不同。因此，從這一點來看，作為總結的“耑”——“短語”很可能是就這種統一的體例而言的。

綜上，從竹書的情況來看，此類孔子語錄集并沒有統一的書名（或大類名）。《論衡·正說》認為此書的編定和得名都在孔安國以后。與源自《漢志》的主流看法不同，以前并不受重視。近年來隨著相關出土材料的增多，這條記載越來越多地被提及。所述很可能是與實際情況相符的，《坊記》稱引《論語》書名的孤例不足以作為判斷其年代的標準。王充提到《論語》“敕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研究者多以今本之“篇”來理解，而以《孔子曰》來看，“篇”其實為今本之一章，《正說》之“數十百篇”的篇幅規模和文本結構也可能就是類似我們今天看到的《孔子曰》這些戰國竹簡孔子語錄類的文本。

第四，關于《論語》與《禮記》《孟子》等文獻中孔子語錄的關系，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相關文獻的來源與生成過程；二是這些孔子言論的真實性如何判斷。

關于第一個方面，首先需要說明，除了本文重點討論的四篇戰國竹書孔子言行合集外，在已發現的戰國簡冊中還有數篇單獨成篇的、更為詳細的、甚至可以與《禮記》《孔子家語》等傳世文獻對讀的簡文，包括郭店楚簡中的《緇衣·五行》,上博簡中的《子羔·孔子詩論·魯邦大旱》《孔子見季桓子》《緇衣》《相邦之道》《仲弓》《顏淵問于孔子·民之父母·武王踐祚·子路初見》《子道餓》《季康子問于孔子》,以及未發表的《齊師子家見曾子》等四篇文獻。其中，《季康子問于孔子》與《論語·顏淵》季康子和孔子的對話相關；《仲弓》與《論語·子路》“仲弓為季氏宰”章有關。《論語》中的記載都比較簡略，簡文對話內容更加完整、詳細。郭齊勇與淺野裕一的觀點雖然不完全相同，但都認為簡本為《論語》中相應部分的擴充。李零則與之相反，認為《論語》很有可能是從這些故事中摘抄出來的。從信息傳遞的角度來說，把表意完整的段落濃縮為簡短的語句更為容易。所以我們傾向于李說。但這種方式顯然不能解釋全部的文獻。

湯淺邦弘在對比了《顏淵問于孔子》與《論語》《大戴禮記》《孝經》等傳世文獻后指出，儒家系統文獻形成的過程中，曾存在過各種橫跨諸文獻的不同傳承，在形成的過程中相互之間不斷地互相影響。福田哲之據定縣漢簡《儒家者言》和阜陽漢簡篇題木牘指出，西漢時期有不同于《論語》的其他儒書流傳分布。前引郭沂認為兩類文獻有共同的來源。

兩類文獻的關系非常復雜，為便于討論，暫且將其形式特征概括為“單純的引語”與“完整的段落”兩種。雖然《論語》中更俱代表性的文體是前者，但后者也是存在的。事實上，無論是全部戰國孔子文獻，還是本文重點討論的四篇竹書孔子語錄，幾乎都包括上述兩種文體。我們認為，兩類文獻相互影響很可能是符合事實的，但從四篇竹書來看，戰國時期的文本存在文體的不同。《弟子問》和《仲尼曰》基本屬于“單純的引語”，《君子為禮》屬于“完整的段落”,《孔子曰》則兩者兼具。

至于文獻中孔子言論真實性的問題，目前還沒有很好的判斷標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是否見于《論語》并不是相關記載是否需要懷疑的絕對標準。無論是《孔子曰》《仲尼曰》等戰國文獻，還是海昏侯、定縣所出漢代古本《論語》，與今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相關問題的研究中，去除近似宗教的情感影響，保持客觀的眼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恐怕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

附錄《弟子問》與《君子為禮》分章寬式釋文

作者：梁靜，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