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禎一朝，楊鶴、楊嗣昌是一對悲劇的父子。

在崇禎皇帝曾經任用過的大臣中，楊鶴是資歷較深的一位。早在萬歷三十二年（1604），楊鶴已經高中進士，并相繼擔任了一些官職。他歷經萬歷、泰昌、天啟、崇禎四朝，其間屢次遭到排擠，皆因自甘清貧、敢于直言，不為同僚所喜。

萬歷四十七年（1619），明軍在薩爾滸之戰中慘敗，楊鶴為朝廷推薦了熊廷弼、張鶴鳴、薛國用、袁應泰等人，并對楊鎬四路喪師的原因進行了精辟的分析。楊鶴說道：“遼事之失，不料彼己，喪師辱國，誤在經略；不諳機宜，馬上催戰，誤在輔臣；調度不聞，束手無策，誤在樞部。至尊優柔不斷，又至尊自誤。”不僅指出各級官員的失誤，且將矛頭直接指向了萬歷皇帝。魏忠賢當權之后，便以楊鶴曾經庇護熊廷弼為名，將楊鶴罷官，并逐出朝廷。

進入崇禎朝之后，楊鶴重獲起用，先是出任左僉都御史，隨即被提升為左副都御史。崇禎三年（1630），陜西的民變已漸成氣候，對于彼時的背景，《明史·楊鶴傳》有著較為詳細的交代：“先是，遼左用兵，逃軍憚不敢歸伍，相聚剽虜。至是，關中頻歲祲，有司不恤下。白水王二者，鳩眾，墨其面，闖入澄城，殺知縣張耀采。由是府谷王嘉胤、漢南王大梁、階州周大旺群賊蜂起，三邊饑軍應之，流氛之始也。當是時，承平久，卒被兵，人無固志。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氓，徐自定耳。’”

《明史》的記載透露出以下信息：其一，陜西的民變與遼事的潰爛有著直接的關系；其二，雖曰“民變”，但民軍中卻包含了大量的逃兵，其戰斗力并非普通的“流賊”可比；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官方采取的乃是視而不見的鴕鳥政策，期望民變自生自滅，終于釀成了“賊氣愈熾，漸不可制”的后果。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楊鶴被朝廷任命為陜西三邊總督。“廷臣莫肯往者，群推鶴”，他們共同推薦楊鶴去赴任，擺明了是想看他的笑話。這其實正是執掌權柄的朝中大僚的狡猾之處，既可推卸責任于人，又可將敢于直言的楊鶴排擠出權力中樞，從中不免看出一些黨爭的影子。而楊鶴對于此職也是勉為其難，坦陳自己“實無勘定禍亂之才，亦未閱歷邊疆，恐難勝任”，但在崇禎的親自督責之下，楊鶴“恐跡涉規避，不敢固辭”，終于忐忑地接過了這塊燙手的山芋。

楊鶴初抵陜西，對民變施行的乃是剿撫并用的方略。他頗有知人之明，大膽起用了洪承疇、杜文煥等基層官員，命他們掌兵，相繼取得了一些勝利，局勢一度得到控制。然而，正當楊鶴按部就班地推進自己的剿撫計劃時，“己巳之變”突然爆發，后金大軍繞道蒙古攻入塞內，兵鋒直指北京。陜西駐軍奉旨勤王，楊鶴手上可以調動的軍隊為之一空，“以致邊腹空虛，流賊乘機煽動”，當此時，楊鶴即便有心圍剿，亦已無兵可調，除了招撫，他已經沒有別的辦法可用了。

事實上，對于陜西民變，崇禎帝本人起初也是傾向招撫的。畢竟他有心做中興之主，就要維持一個愛民的形象，不可殺戮太重。崇禎在給禮科給事中張第元的批復中這樣寫道：“守令一方，司命催科，撫字得法，自然盜息民安。”崇禎帝認為，陜西民變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是地方官員在“撫”字上所下的功夫不夠，所以，他不僅一再督促楊鶴施行以撫為主，以剿為輔，剿撫并用的策略，且明言“楊鶴相機招安，允協朕意”，并在批復臣屬的奏疏中多次申明自己的態度：“秦晉之盜，皆吾赤子，請先用撫，而撫不可以空言為也，宜急敕有司多方設賑。”

問題大家都看到了，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還是錢。經過多次廷議之后，時時在大臣面前哭窮的崇禎帝終于痛下決心，他命御史吳甡攜帶內帑銀十萬兩前往陜西賑饑，并曉諭地方：“即或脅入賊黨，若肯歸正，即為良民，嘉輿維新，一體收恤。”

而楊鶴探明了崇禎帝的態度，也開始放開手腳，大力招撫。有吳甡帶來的十萬兩內帑銀作為后盾，他先后招降了最具實力的民軍首領神一魁，以及黃虎、小紅狼、一丈青等人。神一魁歸順之日，楊鶴特地在寧州城門樓上設置龍亭，命神一魁率領大小頭目叩頭禮拜，山呼萬歲。楊鶴隨之代表朝廷赦免了神一魁的罪行，并授予他守備官職，神一魁的手下則大都發給饑民印票，遣送還鄉。

而楊鶴也確實做出了一種守信用、重承諾的姿態，對神一魁招撫成功之后，他不僅“致其壻帳中，同臥起”，還“宣詔赦之，畀以官”，進而讓神一魁及其部屬四千余人駐守寧塞。楊鶴顯然想以自己的誠心打動神一魁等民軍將領，為之不惜得罪曾經為“剿賊”立下過汗馬功勞且與神一魁等人結下血海深仇的杜文煥。當神一魁帶領部下進駐杜文煥的家鄉寧塞時，杜文煥感嘆曰：“寧塞之役，賊畏我而逃。今者賊偽降，楊公信之，借名城為盜資。我宗人，可與賊逼處此土乎！”于是，杜文煥不得不帶領家人背井離鄉，遠遠避開了這個是非之地。

果然，隨著受降的民軍將士越來越多，楊鶴很快就感到力不從心，他發現吳甡帶來的十萬兩內帑銀不過是杯水車薪，根本無以應對越來越多的饑民，也起不到太大的賑濟作用。最令楊鶴感到頭疼的還是如何安置這些“降丁”：讓他們加入官軍的隊伍，就要按月發餉，而且官軍也收容不下太多的饑民；讓他們解甲歸田，就要保證他們的生存所需，如果對他們不聞不問，就是驅之死地，終不能予以生全。已經升任延綏巡撫的洪承疇不禁這樣感嘆道：“解散安插言之甚易，行之實難。以數千之眾，村落盡成丘墟，無居無食，何以度生？押回未必盡回，散又無處可散，誠是千難萬難！”

壓倒楊鶴的最后一根稻草終于來臨了。崇禎四年（1631）夏秋之際，神一魁復叛，陜西的局勢陡變，一時間楊鶴成為朝廷的眾矢之的。崇禎帝命剛剛升任陜西巡按的吳甡查實上報，曾經親眼見到楊鶴困境的吳甡覺察到崇禎帝的態度有所轉變，他不僅不為楊鶴辯解，反言楊鶴“茍圖結局，徇撫諱剿”，并直陳“邊賊徒撫失策，地方流禍堪憐”，將“主撫誤國”的責任全部推給了楊鶴。

而關鍵時刻，崇禎帝居然翻臉不認人，他好像完全忘掉了自己曾經說過“楊鶴相機招安，允協朕意”之語，而將楊鶴定為“力主撫議，縱賊殃民”的禍首，并隨即下達圣旨，宣稱：“楊鶴總制全陜，何等事權！乃聽流寇披猖，不行撲滅，涂炭生靈，大負委任！著革了職，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

崇禎帝原本是想將楊鶴處以極刑的，因為此舉可以將他當初支持過楊鶴招撫的作為消弭于無形。但是，彼時的崇禎帝正準備重用楊鶴的兒子楊嗣昌，所以才格外開恩，將楊鶴遣戍江西袁州。

楊嗣昌隨即為其父申辯曰：“臣父未任以前，業已蔓延猖獗。然沿邊四撫五鎮，未有他故，猶可彈壓撐持。不幸臣父受事，延、甘、陜撫連換八人，勤王之師五帥并發，精銳盡付東行，緩急無一可恃。指出楊鶴“力主撫議”的客觀原因。

楊鶴則在自己的申辯狀中寫道：“臣仰窺圣意，不嗜殺人。值皇上發帑金十萬，遣按臣吳甡賑濟饑荒，招撫流賊，神一魁復新蒙赦宥，臣乃奉行德意，頒布詔書，仿先臣王守仁散宸濠賊故事，給免死牌票，誘賊投降，無非欲解散歸農，如是而已。”婉轉說明了他在陜西所做的一切，不過是“仰窺圣意”、奉旨行事。

崇禎八年（1635）十月，楊鶴死于戍所。楊嗣昌為父親請恤，崇禎帝不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