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伊朗的社會轉型遠比想象的復雜。書齋里的學者可以用各種理論分析解釋這個世界，但真實世界中的變量之多超乎想象，不同國家的社會轉型有不同的特色，根本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正如美國總想用民主改造伊拉克一樣，有位宗教領袖曾經指著美軍將領說道：“你想要多少選票，告訴我一聲，少一張算我輸”。美國人心里包治百病的民主，不過是大阿亞圖拉眼里的笑話。
巴列維時期，教士在廣大鄉村地區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是裁決者——老百姓遇到糾紛往往找德高望重的教士，教士怎么判他們就怎么聽。他們還是慈善家——由于教士們擁有大量土地，收益頗豐，遇到災年，他們樂于施助，以維護自己的光輝形象。
可巴列維實行的土地革命將教士們累積的財產一掃而空，可現代司法制度又沒能在基層順利建立起來。這就導致基層社會慢慢失控了——在一個沒有信得過的裁決者和社會保障能力的地方，權力真空進一步強化了弱肉強食，基層老百姓雖然分到了土地，但那些土地大多數是些山地，增長有限的收入難以抵消對社會墮落的憤恨。
最終推翻巴列維的是一種合力——社會各個階層終于達成了共識，不管將來如何，現推翻國王再說。誰也沒法預測歷史，沒法預料日后的結局，歷史中的每個人只需要做出符合當下邏輯的抉擇即可。
如今，教士集團面臨了同樣的問題，甚至比巴列維時期更嚴重。他們不但面臨內部的普遍不滿，更是遭遇了更嚴重的外部沖突。
唯一對他們有利的是，反對派目前還沒有一個類似當年霍梅尼一樣的“凝結核”，沒法組建一支系統的反對力量。但正如所有類似國家發生過的故事一樣，只要聚集起足夠的能量，鏈式反應一旦開始就不可逆轉。那時候，教士們可就徒喚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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