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歡迎來到《時光檔案》。今天我們要講述一起發(fā)生在民國時期的真實案件。這起案件在當時引發(fā)巨大轟動，至今仍被視為中國近代社會變革、性別意識覺醒以及法律制度演進過程中的標志性事件之一。它被稱為“民國四大奇案”之一——詹周氏殺夫案，也被稱為醬園弄殺夫案。（全文共7,003字）

2025年6月21日，由導演陳可辛執(zhí)導、演員章子怡主演的電影《醬園弄·懸案》全國上映。影片聚焦于詹周氏在殺夫之后，面對死刑判決到最終免于一死的整個過程，勾勒出戰(zhàn)爭末期社會眾生相與女性命運的深層輪廓。隨著影片熱映，公眾記憶被重新喚起，也掀起了新一輪關(guān)于“女性處境與正義邊界”的廣泛討論。

那么，這起轟動一時、被譽為“民國奇案”的詹周氏殺夫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位體弱的女性，為什么會選擇殺害自己的丈夫？這起案件又為何能引發(fā)輿論巨浪，甚至左右司法裁決？接下來，就讓我們把時光撥回到1945年的春天，一起走進那條舊上海的弄堂——醬園弄，看看這起案件背后隱藏的社會真相。

案件發(fā)生在1945年的上海。彼時的上海經(jīng)歷多年淪陷，社會局勢極度動蕩，經(jīng)濟凋敝，物資匱乏，民眾生活困苦。盡管部分原租界區(qū)域尚保留著特殊的管理制度和相對完善的城市基礎(chǔ)設(shè)施，但租界制度在法理上已于1943年被汪偽政府“收回”，列強對租界的直接統(tǒng)治亦基本終結(jié)。戰(zhàn)時上海雖名為“國際都市”，實則政權(quán)混雜、秩序失控，黑幫、地下賭坊與色情產(chǎn)業(yè)猖獗，市井百姓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秩序與混亂的縫隙中艱難求生。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女性的地位尤為卑微。法律制度對女性婚姻權(quán)利缺乏實質(zhì)性保障，離婚程序繁瑣、成本高昂，而家庭暴力被普遍視為“家事”，難以引起司法機關(guān)的干預。經(jīng)濟上，大多數(shù)女性依附于丈夫或家族，能獨立謀生者寥寥無幾；教育資源分配極不均衡，女性接受正規(guī)教育的機會十分有限。在主流社會觀念中，女性被要求“溫良恭儉讓”，任何形式的反抗往往遭遇來自家庭與社會的雙重壓迫與道德審判。

本文的主人公詹周氏，出生于1915年，原姓杜，江蘇丹陽人，自幼父母雙亡，是一名孤兒，后由一戶周姓人家收養(yǎng)，遂改名為周春蘭，亦有部分歷史資料記載其本名為周惠珍。1924年，年僅9歲的周春蘭被養(yǎng)父帶至上海，并被迫賣入當?shù)匾患业洚斝挟斞诀撸瑥拇碎_始了顛沛艱辛的生活。

1932年，也即周春蘭17歲那年，經(jīng)典當行的老板娘做主，她被許配給店里的伙計詹云影。1936年，兩人正式成婚。按照當時的社會習俗，婚后周春蘭不再以本名示人，而是以“詹周氏”的名義生活于世。詹周氏的丈夫詹云影，出生于1914年，比詹周氏大一歲，安徽人。他身材魁梧，身高超過一米八，體重約兩百斤，因體格龐大，鄰里多稱其為“詹大塊頭”。

婚后，詹周氏跟隨丈夫詹云影租住在上海法租界新昌路醬園弄85號二樓的后樓。所謂“醬園弄”，得名于弄堂內(nèi)曾設(shè)有一座張崇新醬園作坊，即生產(chǎn)和販賣醬油、醬菜等調(diào)味品的商鋪。“醬園”在舊時是對此類作坊或商號的通稱，“弄”則是上海方言中對狹窄巷道的稱呼。因此，“醬園弄”原意即為“設(shè)有醬作坊的狹窄小巷”。

醬園弄處于上海原法租界東南部，是民國時期典型的工薪階層和底層居民聚居區(qū)域。弄堂狹窄，建筑密集，以棚戶式和老式石庫門住宅為主，基礎(chǔ)設(shè)施簡陋，治安環(huán)境較差，住戶多為工人、小販、傭人及失業(yè)游民，整體生活水平較為低下。

婚后最初的兩個月，詹周氏與詹云影關(guān)系尚屬和睦，這段短暫的平靜，或許也是她人生中少有的寧靜時光。然而好景不長，結(jié)婚不到兩個月，詹云影的本性便展露無遺。他不僅沉迷于賭博，常常夜不歸宿，而且還在外有了別的女人。據(jù)資料顯示，這個女人叫蘭喜，是一個大戶人家的丫鬟。詹周氏并非未察覺丈夫的出軌，相反，她早已知曉蘭喜的存在。但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詹周氏除了對丈夫進行言語勸導外，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現(xiàn)實選項。然而，她的勸說換來的不是丈夫的理解，而是丈夫的辱罵與毆打。

隨著時間推移，蘭喜懷上了詹云影的孩子。因為懷孕，蘭喜被主人家趕出了家門。無處可去的她只得來到醬園弄投奔詹云影。詹云影不勝其煩，就叫詹周氏幫他了結(jié)這件事。詹周氏把蘭喜送到醫(yī)院里，把孩子生下來，送給鄰居收養(yǎng)，又把蘭喜許配他人，試圖就此終結(jié)這段“孽緣”。

然而，詹云影對此非但沒有心存感激，反而變本加厲地對詹周氏橫加指責，稱她“不會做人”“多管閑事”。他將所有怨氣傾瀉到妻子身上，日常毆打辱罵變得更加頻繁。

嗜賭如命的詹云影，終于連典當行的工作都丟了。原來，典當行老板見詹云影長期沉迷賭博，也擔心他挪用自己店里財物拿去賭博，便將其辭退。沒有了收入來源，夫妻倆的生活很快變得捉襟見肘，甚至連溫飽都成了問題。

為了維持生計，詹周氏托人給自己找了一份紗廠的工作。紗廠的活很重，工錢也不多，但至少可以填飽肚子，無需再忍饑挨餓。然而，當詹云影得知詹周氏在紗廠工作的消息時，卻大發(fā)雷霆。他覺得妻子出去打工是看不起自己，是嫌棄他窮，并污蔑她出去打工是假，背夫偷漢是真。詹周氏不堪其辱，便與詹云影吵了起來，爭執(zhí)之間，詹周氏被詹云影打得頭破血流，工作也因此丟了。

盡管詹云影禁止詹周氏外出工作，但他本人卻未能承擔起應有的家庭責任。失業(yè)后的他，未再找尋新的工作，反而變本加厲、一門心思地吃玩嫖賭，全然置家庭于不顧。沒有收入和工作，詹周氏不得不頻繁出入典當行，靠變賣家中的小物件換取一些微薄收入，用于維持家庭的基本生活。然而，就連這些用于糊口的典當所得，也基本都被丈夫拿去賭博揮霍。

生活重壓之下，詹周氏的精神近乎崩潰。1944年10月，在長期家暴的折磨與貧困無望的現(xiàn)實中，她產(chǎn)生了強烈的輕生念頭。詹周氏自覺生無可戀，選擇了吞服來蘇爾（一種家用清潔劑）自殺，意圖以死解脫。幸運的是，住在同一露臺的女鄰居察覺到了異常，并及時將詹周氏送到了新閘路的宏仁醫(yī)院進行搶救。經(jīng)過十余天的搶救，詹周氏最終僥幸脫險，保住了性命。然而令人心寒的是，詹云影在詹周氏出院回家后，并未表現(xiàn)出絲毫悔意或憐惜之情。盡管明知詹周氏自殺的原因，但詹云影依舊我行我素，毫無悔改之意。

為了活下去，詹周氏不得不向周圍的鄰居求助。街坊鄰居素知詹周氏的家庭情況，也都很同情她的遭遇，紛紛慷慨解囊，資助了她一些錢財，幫助她自力謀生。詹周氏用這些錢，購買了菜刀、砧板、竹籃等物品，準備沿街叫賣醬豬肉等熟食謀生。然而，正當她籌備開張之際，被深夜返回家中的詹云影知悉。詹云影竟然將詹周氏集資所得剩余流動資金，全部搜刮而去，致使詹周氏的求生計劃再次落空。

無奈之下，詹周氏只能為鄰居臨時縫制衣物、做些細碎針線活以換取微薄酬勞。盡管她竭盡所能節(jié)衣縮食，日子依然捉襟見肘，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生活幾近絕境。

1945年3月20日凌晨3時許，詹云影從遠東飯店的賭場返回家中。詹周氏見其歸來，便鼓起勇氣與丈夫商量，她對丈夫說起家里的境況，提議將家中僅剩的衣柜、桌椅變賣，換取些許資金，用以擺設(shè)一個油汆排骨年糕的小攤，好補貼家用、改善生計。然而，詹云影不僅未予支持，反而聲稱，就算賣了，他還是要拿去賭。這番話令詹周氏心寒至極，兩人不歡而散，默然就寢。

根據(jù)一審判決記載和詹周氏在法庭上的供述，當天凌晨6時，一夜未眠的詹周氏起床小解時，看到抽屜有一把菜刀，正是她此前為經(jīng)營流動醬豬肉攤所購置的工具。一想到自己遇人不淑、生活無望，她心中積壓的憤懣與絕望徹底爆發(fā)。詹周氏舉起菜刀，瘋狂砍向了正在酣睡的詹云影，直至將其殺死，并切割成了十六塊，分別裝入家中的空皮箱中。在這個過程中，詹云影曾短暫發(fā)出慘叫聲，驚動了樓下人稱“王瞎子”的住戶、也即二房東王爕陽。王爕陽聞聲上樓詢問，詹周氏謊稱丈夫正在說夢話，暫時掩蓋了事發(fā)真相。大概早上8時，王爕陽的妻子王陳氏發(fā)現(xiàn)自家樓頂?shù)哪景逵醒碌温洌D生疑竇，于是便和丈夫一同上到二樓的詹家查看。開門的是詹周氏，王爕陽夫婦正要開口詢問發(fā)生了什么事情，便被屋內(nèi)的恐怖景象所震驚。只見客廳中，一個皮箱里赫然裝著一具已被肢解的尸體，正是詹云影。血水正從皮箱中滲出，滴落到地板上，場面觸目驚心。再看詹周氏，渾身血跡，頭發(fā)散亂，眼神空洞，夫婦二人立即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因為事態(tài)嚴重，二人立即將詹周氏扭送到了上海市警察局新成分局。

到案后，詹周氏對于殺死丈夫詹云影的罪行供認不諱，但辦案警員對于詹周氏供述的動機和殺人過程表示懷疑。在他們看來，丈夫打罵妻子再正常不過了，怎么可能因為這種事情就起殺心，而且一個只有80斤的孱弱女子，怎么可能將一個近200斤的男子殺死并分尸。他們推測，這背后一定有人慫恿和幫助，并且動機很可能是出于奸情。

警方于是對詹周氏的社會關(guān)系進行了排查，很快他們就發(fā)現(xiàn)了同住醬園弄85號的黃包車夫、人稱“賀大麻子”的賀賢惠和詹周氏有交集，且在案發(fā)后失蹤。警方將賀賢惠列為了本案頭號犯罪嫌疑人，并很快將其逮捕歸案。到案后的賀賢惠承認和詹周氏有染，但堅決否認參與殺害詹云影。賀賢惠說，自己一直很同情詹周氏的遭遇，只要她開口，就算自己手頭再緊都會拿出一點救濟。不知道是詹周氏“錢債身償”，還是賀賢惠乘人之危，總之一來二往，兩人有了私情。

詹周氏也堅決否認賀賢惠與案件有關(guān)，并將同謀者指向了另外一個男人，人稱“小寧波”的何寶玉，何寶玉原本是詹云影的朋友。詹周氏說，他才是真正的“奸夫”，而殺詹云影正是小寧波提出的。動手那天，小寧波趁詹云影熟睡后遛進她家，詹周氏拿出一把菜刀，小寧波先往詹云影的頸脖猛砍一刀，然后詹周氏再朝他腦袋上補砍一刀。警方也很快將何寶玉逮捕歸案。

然而，經(jīng)過調(diào)查，賀賢惠、何寶玉二人在事發(fā)時都有確鑿的不在場證明，與案件無關(guān)。原來，詹周氏是因為被警方刑訊逼供的太厲害，再加上詹云影正是被何寶玉帶壞才沾上賭博的，她心中有恨，便誣陷了何寶玉。最后，何寶玉和賀賢惠都被無罪釋放，警方最終認定該案是詹周氏單獨所為。

1945年5月4日，上海地方法院對詹周氏殺夫案作出一審判決，法院以詹周氏“房幃喋血，情無可原，分尸成塊，殘忍尤烈”為由，宣判“詹周氏殺人處死刑，褫奪公權(quán)終身，菜刀一把沒收”。隨著判決的宣告，這起轟動一時的慘劇就要落幕，即將被行刑的詹周氏馬上就是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如果故事就此打住，那就絕不能稱為民國奇案了。詹周氏自己也不知道，因她殺夫而引發(fā)的一場輿論風潮正席卷上海，而主導這場風潮的正是上海灘赫赫有名的女作家蘇青。

案發(fā)后的第二天，《申報》等主流媒體便以“謀殺親夫”、“毒婦殺夫”、“分尸十六塊”“十三刀”等聳人聽聞的標題對案件進行報道。報道一味強調(diào)詹周氏以“十三刀”將丈夫肢解成“十六塊”，突出案件手段之殘忍，迅速在社會上引發(fā)巨大轟動，輿論也普遍將詹周氏視為蛇蝎心腸的典型。隨著“奸夫”情節(jié)的披露，詹周氏更是被冠以“當代潘金蓮”的稱號。在當時社會普遍奉行傳統(tǒng)禮教、強調(diào)婦德的背景下，詹周氏幾乎成為“亂倫弒夫”的輿論靶子，公眾要求嚴懲詹周氏的聲音此起彼伏、不絕于耳。

然而，就在輿論一邊倒的情勢下，著名女作家蘇青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彼時的上海，婦女解放運動正逐漸興起，成為城市文化界熱議與追逐的“時髦”話題。蘇青以文風犀利、個性大膽著稱，曾因長篇小說《結(jié)婚十年》聲名鵲起，該書在當時的銷量甚至一度超越張愛玲的《傳奇》和《流言》，成為滬上暢銷之作。在上海地方法院對詹周氏作出死刑判決后的一個月左右，蘇青在仔細研讀了《申報》等關(guān)于醬園弄殺夫案的報道后，在《雜志》上發(fā)表文章《為殺夫者辯》，站出來為詹周氏仗義執(zhí)言。

蘇青在《為殺夫者辯》中指出，詹周氏自幼父母雙亡，是個孤兒，年僅九歲便被迫做丫鬟，十七歲由養(yǎng)家做主訂婚，二十一歲成婚，其一生幾無自主選擇之權(quán)。婚后，丈夫在外吃穿嫖賭，無所不為，長期不歸。詹周氏好言規(guī)勸，換來的卻是毆打與辱罵。在丈夫與一名丫鬟私通并導致對方懷孕后，詹周氏不僅未起沖突，反而忍辱代為善后，安排產(chǎn)子與托養(yǎng)事宜，竭力維持家庭完整。丈夫失業(yè)期間，詹周氏獨自外出做工，艱難維持一家生計。然而丈夫依舊沉溺嫖賭，不思悔改，將家中家具變賣殆盡，對家庭毫無擔當。面對家暴、經(jīng)濟壓迫與情感剝奪的多重重負，詹周氏最終以極端方式抗爭，并非出于惡意，而是在無路可退、孤立無援中的絕望選擇。詹周氏“雖法無可恕，但罪有可原”。

文章發(fā)表后，迅速在社會上引發(fā)強烈反響，輿論開始轉(zhuǎn)向?qū)φ仓苁系睦斫馀c同情。《雜志》趁熱打鐵，在七月號推出了“殺夫案筆談特輯”，刊登了《武大郎與詹云影》、《詹周氏和潘金蓮》、《法理人情》、《我以為》四篇文章，把詹周氏的生平、身世、經(jīng)歷抖落個底朝天，把詹云影不務正業(yè)、家暴等惡行公布于世。撰稿人不但駁斥了“淫婦可殺”的論調(diào)，還指出，殺死詹云影是為了死里求生，拼命求活。詹周氏因生活的壓迫而殺人，嚴重點來說，未嘗不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據(jù)說在這個過程中，還有一位天主教的嬤嬤出來作證，聲稱詹周氏懷有身孕，肚子中的孩子是無辜的，等待孩子生下以后，再處死刑也不晚。當然，事后證實，詹周氏當時并無身孕，但這在客觀上為詹周氏爭取了寶貴的“求生”時間。至于是否有這么一位天主教的嬤嬤，當下已經(jīng)無從考證，但從另一個側(cè)面來說，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各界關(guān)注、同情詹周氏的遭遇，大家紛紛呼吁“刀下留人”。

就在社會各界為詹周氏奔走吶喊之時，詹周氏殺夫案在法律層面也迎來了重要轉(zhuǎn)機。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汪偽政府亦隨之垮臺，國民黨政府全面接管了汪偽政府的政權(quán)與地盤。由于國民黨政府不承認汪偽政府審判機關(guān)的合法性，因此“一切偽法院之判決無效”，這當然也包括了詹周氏殺夫案的判決，詹周氏在亂世中似乎找到了一線生機。

1946年9月16日下午，時隔一年多后，國民黨政府時期的上海地方法院對詹周氏殺夫案重新開庭審理。據(jù)媒體報道，“時法庭之旁聽者，人頭擁擠，多家庭婦女”。根據(jù)當時記者的描述，詹周氏“身衣藍布短衫褲囚服，胸前繡有白色二二六號碼，赤足穿灰布搭口鞋”，“身材矮小，面容慘淡”。律師以“本案之發(fā)生系激情與義憤，實在昏聵中臨時動機，并未深思熟慮，毫無預謀之因果”為由請求撤銷偽第一審原判。

令人玩味的是，法官當庭問詹周氏為什么不離婚。她答道：“我不懂法律。我丈夫幫人講，不給我生活費，讓我軋姘頭，離婚時就可不津貼我離婚費。”，詹云影的歹毒無賴可見一斑。對于法官問“為何要斬十六段”，詹周氏辯稱，“殺死后，耳朵邊好像有人對我說斬斷他，斬斷他”，自己也不知道當初怎樣會做出這種事，“似有‘赤佬’上身”。

經(jīng)公開開庭審理后，法院當庭作出一審判決，仍然判處詹周氏死刑。面對判決結(jié)果，詹周氏當庭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訴。盡管她深知翻案的希望渺茫，但仍試圖通過上訴為自己爭取一線生機。

然而，她大概做夢也沒想到，命運的齒輪已經(jīng)開始悄然逆轉(zhuǎn)。1947年1月1日，為慶祝八年抗戰(zhàn)勝利，國民黨政府頒布了《罪犯赦免減刑令》。根據(jù)該赦免令，自1947年1月1日起，除戰(zhàn)爭罪犯、漢奸、貪污、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以及吸毒販毒等法令中特定規(guī)定情形予以排除之外，凡犯罪發(fā)生在1946年12月31日以前，且最重本刑為無期徒刑以上的人，死刑減為有期徒刑十五年，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十年，有期徒刑，刑期減半。詹周氏殺夫案發(fā)生在1945年，符合《罪犯赦免減刑令》的減刑條件。

1948年4月20日，上海高等法院對詹周氏上訴案作出終審判決，撤銷了詹周氏殺人罪的原審判決，改判詹周氏有期徒刑15年，剝奪公權(quán)10年，菜刀1把沒收。

至此，詹周氏殺夫案的審判經(jīng)法律之手正式畫上了句號。該案從案發(fā)至1948年4月20日作出最終判決，耗時三年多的時間。生在亂世，遇人不淑，是詹周氏的人生不幸；然而也是這個亂世讓她絕處逢生，在一波三折的歷史動蕩中尋得一線生機。

（5）

終審判決作出后，詹周氏被關(guān)押在提籃橋監(jiān)獄服刑。由于手工技藝嫻熟，繡花速度快、質(zhì)量高，她被分配至監(jiān)獄的繡花組勞動，在女犯中表現(xiàn)尤為突出。1949年5月27日，隨著上海解放，新中國的誕生，詹周氏被移送至上海大豐農(nóng)場（位于江蘇）服刑。因為積極勞動，改造表現(xiàn)良好，詹周氏被獲準提前釋放，并被安置在上海大豐農(nóng)場川東分場工作。同時，她將自己的名字“詹周氏”改回了“周惠珍”。1959年，經(jīng)人介紹，她與擔任炊事員的嚴少華結(jié)婚成家，農(nóng)場為二人分配了住房，婚后生活平靜而安寧。周惠珍十分珍惜這段遲來的婚姻，兩人相敬如賓，感情融洽。不久后，周惠珍進入農(nóng)場托兒所工作，負責照料幼童，直至1981年退休。盡管周惠珍一生沒有生育，但她卻十分喜歡孩子。在她家中的玻璃柜臺，以及鏡框里都擺放著許多托兒所孩子們的照片。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周惠珍在農(nóng)場去世，享年80余歲。至此，關(guān)于詹周氏殺夫案的故事就全部結(jié)束了。

詹周氏的命運，是那個時代千萬底層女性命運的縮影。她不是英雄，也不是劊子手。她只是一個被困在婚姻、困在制度、困在命運中的普通女人。

在家暴沒有法律概念的年代，拳腳和冷漠可以肆意落在她身上；在女性沒有話語權(quán)的年代，她即使?jié)M身傷痕，也只能低頭忍耐；而當她終于試圖走出命運的牢籠，選擇用血與火反抗一切的時候，卻又被輿論推向道德與法律的審判席。

她不是沒試過求生，不是沒試過隱忍，不是沒想過退路。她甚至嘗試用死亡終結(jié)一切，卻被拉回來，又跌進更深的深淵。她只是，在所有通道都被堵死后，用最原始的方式掙脫桎梏，向這個世界發(fā)出最后的吶喊。

法律或許可以判她有罪，但歷史不能否認她的苦難。今天，我們不再生活在那個女人沒有聲音的年代，可詹周氏的故事，依然提醒我們：正義的遲到，是暴力的溫床；而沉默的縱容，會讓更多悲劇重演。

當法律終于為弱者站出來的那一天，才是所有詹周氏們，真正得以安息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