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要構建的世界觀，更應是基于自己文化觀、文明觀的世界觀。和合共生，和合天下，這更適合中國的調性。

在20世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全世界都享有很大的“燈塔效應”。美國也是戰后世界秩序的主要制定者。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中美建交，迄今已近半個世紀。在此過程中，美國一直是我們推進現代化的教材之一，即使是“9·11”事件和次貸危機，也沒有從根本上磨掉這本教材的光澤，只是不再那么閃亮。

但如今，美國之于世界、之于中國的形象，正在發生一些根本性變化，即越來越從正面走向反面。

沖擊

自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對國際秩序、盟友體系的沖擊是罕見的，甚至是顛覆性的。美國的諸多盟友都對特朗普“朋友變流氓”之舉感到震驚和困惑。他對關稅時而加征，時而暫停；對烏克蘭時而逼迫，時而支持；對聯邦開支時而砍掉，時而恢復。變，就是他唯一的不變。

如果說特朗普還有哪些態度可以預判，那就是：在白宮內部，放任對個人的忠誠與崇拜；在美國之外，毫不掩飾對普京的祈求，積極尋求其支持。

對美國國內那些認為自己守衛著憲法，守衛著美國的傳統外交政策及其價值觀，守衛著經濟運行基本法則的知識階層來說，特朗普的言論和作為讓他們焦慮、憤怒，卻又無可奈何。

他們在媒體上公開發聲，批評美國背離了北約、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在國際上發揮的“關鍵的穩定作用”；他們質疑特朗普想把格陵蘭島、巴拿馬、加拿大和加沙地帶據為己有的“打砸搶”（指隨意打人，砸壞東西，搶奪文件、物品，制造混亂的行為）和“地緣政治上的小偷”的行為；他們抨擊特朗普是一臺“巨大的敲詐機器”，他為自己的破壞行為歡呼，但對其代價卻不以為意。

3月19日，穆迪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對媒體表示，特朗普繼承了一個飛速發展的經濟，他現在正準備“故意陷入衰退”，經濟衰退的風險高得令人不安，而且還在上升。

贊迪說：“目前風險還不到50%，但這確實取決于特朗普，取決于他的做法。如果繼續推進他的關稅計劃，包括對其他國家的‘對等關稅’，并且這些關稅持續3到5個月，就足以‘把經濟推向衰退’。”

比經濟衰退更深層次的擔憂是精神和文化層面。

在《紐約時報》上，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寫道：“唯一能夠摧毀我們力量的就是我們自己，通過濫用我們最珍視的制度，以及相互傷害。”

他認為，如果這樣的狀況持續4年，“我們的市場會因不確定性而陷入崩潰，我們的企業家會精神崩潰，我們的制造商也會精神崩潰，我們國內外的投資者都會精神崩潰，我們的盟友會精神崩潰，而且我們還會讓世界其他國家也陷入精神崩潰。”

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則寫道：“西方（暫時）結束。我們所說的‘西方’是一場始于公元前的對話——哲學家蘇格拉底追尋真理，畫家倫勃朗·哈爾曼松·凡·萊因體現慈悲，思想家約翰·洛克發展啟蒙自由主義，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開創科學方法。這是我們的遺產。在我們整個歷史中，美國曾把自己理解為偉大西方事業的頂點。西方的概念在歐洲與北美的所有聯盟和交流中被具體化。但特朗普的腦子里似乎沒有‘西方’這個概念。特朗普正在切斷美國與它的精神和知識根源的聯系。”

底層邏輯

特朗普的朝令夕改、數據錯亂、夸大其詞，非自今日始，也不難識別，除非你認為誠信和言行一致不屬于政治家的本質特征。

2018年我曾寫過《特朗普“做生意的藝術”，把美國信用輸得一干二凈》一文，對其言行的風格不感到意外。但這兩個多月，看到他精力如此充沛，國內國外推了那么多事，社交媒體上發了那么多內容，始終沉浸在“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行動狀態中，我覺得也要跳出既有的思維框架，仔細思考其底層行為邏輯。

我的看法是，言行不堪的特朗普，很可能是一個清醒的美國領導人，是美國在這個時點上所需的變革者。如果你用世界秩序的維護者、民主的推動者等標準給他期望，那毫不現實。他是帶著對美國自身問題的危機感進行變革的，對內對外都要變。外界習以為常的關于全球治理、秩序、價值觀、美國和世界的關系等基本范式，在他那里發生了重大變化。

先看國內。在國會聯席會議向參眾兩院發表演講時，特朗普說道：“近100年來，聯邦官僚機構不斷膨脹，直至壓垮了我們的自由，使我們的赤字激增，從各個方面抑制了美國的發展潛力。這個由開拓者和冒險家建立的國家，如今卻淹沒在數百萬頁的規章制度和債務之中。本應在10天內獲批的事項，現在要花10年、15年，甚至20年，最后還可能被駁回。”

所以，他上任伊始就“立即凍結了所有聯邦政府的招聘，凍結了所有新的聯邦法規，還凍結了所有對外援助”，希望“我的政府將從這個不負責任的官僚機構手中奪回權力”，而任何抵制這一變革的聯邦官僚都將立即被免職。

再看國外。特朗普一直把美國的問題歸咎于在外部吃了虧，在現有國際秩序下吃了虧，他要努力讓美國不再吃虧。用他的話說就是：“幾十年來，地球上幾乎每個國家都在占我們的便宜，我們不會再讓這種事情發生了。”所以他要打擊非法移民，強化邊境安全，對所有貿易伙伴升級關稅貿易戰，搞“對等關稅”；他退出了《巴黎協定》，因為“這個協定讓我們花費數萬億美元，而其他國家卻不用掏錢”；他也退出了“腐敗的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反美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顯然，特朗普對當“世界領導人”并無多少興趣。凡是需要美國真金白銀去維護的價值，不管叫“集體防御”“國際正義”還是“世界霸主”，他都要算算賬，不劃算就甩掉。美國的利益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某件事看起來對美國有好處，比如“買下”格陵蘭島，他才會考慮。他最在乎的定位是“美國最偉大的總統”。

上任僅僅43天，他就在國會殿堂上宣布：“我們在43天內取得的成就，比大多數政府在4年、8年里取得的還要多，而我們才剛剛開始……很多人都說，我們總統任期的第一個月，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最成功的一個月，很多人都這么認為。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你們知道排在第二位的是誰嗎？是喬治·華盛頓。”

特朗普看中國

作為一個以解決美國自身問題為主要導向、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愿景的領導人，特朗普時不時就把中國作為參照物。

2024年8月12日（當地時間，下同），他在社交媒體上接受馬斯克采訪時表示：“中國的子彈頭列車（高鐵動車）速度快得令人難以置信，舒適得令人難以置信，而我們國家卻沒有類似的東西，甚至連接近的都沒有。”

2024年10月15日，他在芝加哥經濟俱樂部接受彭博社采訪時說：“他們說中國是第三世界國家，但我們也是第三世界國家啊，你去看看底特律，再看看我們的其他城市，我們其實才是發展中國家。”“我們需要建設的地方比中國多得多了。我們遠遠落后于中國，你看看我們的城市都成什么了。”

2025年2月7日，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在40個國家的教育排名中，美國教育倒數第一，而人均教育成本卻排名第一，“中國在教育方面就做得很好，再看看我們，我們每個學生的人均教育成本比他們多得多”。

看特朗普談中國的一些視頻，你會發現，記者問的是美國的問題，他回答時會主動拿中國做比照。與拜登政府的對華態度相比，特朗普更務實、更清醒，也更聚焦于經濟。例如，在100分鐘的國會演講中，他7次提到中國，一處都沒有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都是關稅、投資等經濟議題。

不能指望美國會改變將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定位。2月21日特朗普簽發的《美國優先投資政策》總統備忘錄提出，發起針對中國強迫技術轉讓、不公平許可及知識產權政策的301條款調查，嚴格審查中國（包括香港和澳門）等外國對手觸碰美國的關鍵技術和資產。該備忘錄還歪曲說“中國企業還通過在美股上市、游說基金公司、吸引投資等方式，從美國市場拿到大量資金，間接支持中國的軍事發展”。這種對中國的認識與態度是有延續性的，很難改變。

但在簽發備忘錄后，特朗普又在內閣會議上表示，希望中國赴美投資。他說：“我看到有很多說法，聲稱我們不希望中國進入這個國家，那是不對的，我們希望他們到美國投資，那是好的，有很多資金進來。我們也會投資中國，我們會和中國合作，我們和中國的關系將非常好……但他們無法占我們的便宜。”

這又表明，美國并不打算割斷和中國的經濟聯系，只是增加了很多限定性。

回顧15世紀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開辟后人類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該崛起的國家終會崛起，再打壓也抑制不住。這個過程不可能風平浪靜，對傳統霸主和新生力量都是挑戰和考驗，都要過幾道坎。有實力方面的坎、認知方面的坎、心理方面的坎、戰略層面的坎、具體博弈層面的坎、國際關系和秩序調整的坎，最終達到新的均衡與合作。處理得好，形成均衡的代價少一點，于雙方、于世界的陣痛少一點；處理得不好，也可能是極大的沖突、動蕩甚至戰爭。

既然競爭和沖突不可避免，將其更多限制在經濟范疇，而不是全面對抗，愈演愈烈，總是好事。

如何評價特朗普？

如何評價特朗普之變？其實4年后評價才是合適的時間，我對答案持開放性態度。

正如美國第44任總統奧巴馬曾說的，“美中任何一方的成功都攸關對方的利益。美國歡迎一個穩定、和平、繁榮的中國崛起，并在世界事務中發揮負責任的作用”，現在，我也希望特朗普的變革能讓美國再次偉大。一個仍有超強實力和軍力的美國，如果真的走向衰退、混亂和極化，對世界絕不是福音。

在我看來，美國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個霸主，之后天下無霸。在力量多極化尤其是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再沒有誰有條件獨霸世界。誰想過多、過深地介入各國事務，都要特別小心地計算成本和后果。至于世界會不會因此變得更穩定繁榮，那是另一個命題，不過，我們希望如此！

對特朗普之變，我大致有如下判斷：

1.舊秩序、舊體系（現有國際體系）正在動搖，新秩序、新體系尚不明朗。世界會不會重回叢林法則，還是在人類共同的挑戰面前，仍能保持基本共識，攜手并進，還有待觀察。

2.由于國家力量、國家自我認知的變化，任何一種世界秩序都會變化。今天美國主動“退群、背盟”的事實說明，做好自己的事，比管別人的事重要。自強者才能恒強。

3.特朗普看到了美國的問題，他并不遮掩而選擇變革，是一個有勇氣的人。是變革成功重振美國，還是在一場“大革命”后變得更糟，這是美國人民才能決定的事。美國有極強的自我調整能力，但日益的分化也讓任何變革都不容易。

4.特朗普也看到了世界的很多問題，他的基本態度是“美國優先”這一“光榮的孤立主義”，為此希望世界太平一點，讓美國的付出少一點，而生意機會多一點。他基于美國的利益和成本考慮看世界，而不是基于世界的需要看美國。借用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評論，“他從未有條理地論述過當今世界的重大趨勢，以及如何讓美國順應這一趨勢，從而在21世紀蓬勃發展”。

我相信特朗普能解決一些問題，但如果沿用那種簡單化的孤立主義，很多問題也還是解決不了。

就經濟而言，特朗普“不再吃虧”的思維贏得了廣泛民意，但不少做法可能事與愿違。在拜登時代曾任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的布賴恩·迪斯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說，長期增長和提升美國人生活質量的能力，取決于它能否大規模建設，而特朗普政府所追求的經濟政策可能阻礙建設熱潮：關稅推高了建筑和制造材料的成本，政治及經濟不確定性限制了投資，大規模減稅進一步擴大赤字并推高借貸成本。

再以中美貿易為例。根據美國商務部數據，2024年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大約為3000億美元，這一巨額數字成了向中國加征關稅的重要理由。但特朗普從不關心中國對美出口中有多少產品是美國在華企業生產的，如蘋果、特斯拉；他也不關心在華的美資企業每年在中國產生了多少銷售額。美國企業享受了中國市場的紅利，美國消費者享受了中國制造的紅利，而特朗普總在為美國喊冤。

至于說中國制造影響了美國就業，確實，美國減少了不少制造業的工作機會，但這是美國資本的選擇。更重要的是，現在美國還有多少充足的勞動力愿意去做和中國工人一樣的工作呢？

中國怎么辦？

今年以來資本市場的“東升西降”，背后是關于中國經濟敘事和關于美國經濟敘事的基調發生了改變。再加上特朗普在西方世界引發的強烈沖擊，我身邊有不少朋友感嘆，“特朗普總能讓我們提振信心”。

我對中國企業的進化與創新能力有堅定的信心，也一直認為國家競爭的根本在于以產業能力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的競爭。所以中國企業遭遇美國打壓，我并不擔心。我相信壓力之下隱藏著強大的爆發力，無非是花多少時間的問題。比如7納米芯片的制造，也許再過3年就不再是問題。

好好發展經濟，做好做強產業，不斷創新，無論外部環境怎樣變化，我們都有信心和定力。

美國的變化還促使人們思考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比如，美國一向被認為是自由大熔爐，美國常春藤盟校更是金光閃閃。現在特朗普開始對多元、平等、包容進行反思和清理，這是不是意味著，光是自由并不必然導向全面發展？我本人是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觀念的信徒，我也在想，“自由全面發展”的自由，是否也要建立在一定的規范性、約束性基礎上？換句話說，有一定的約束，更有利于總體上的全面發展。

類似這樣的問題有很多。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有助于我們消除“單向度的迷思”，而進行客觀、辯證的反思。

最后我想說的是，盡管中國經濟的崛起是一個相當確定的趨勢，但我們自身存在的問題有很多，結構性、體制性、素質性的痼疾，大家都看得到，卻一直難以解決，不斷反復。我們切不可在中低收入人群還有好幾億人、宏觀負債日增、微觀動力待振的情況下，就認為自己真的像國際上某些學者所說的，“中國是足以匹敵美國的‘超級大國’”，然后急于去填空，填補美國留出的空白。

我不主張中國急于去填空的理由之一是超級大國要承擔超級責任，也要有美元這樣能享受特殊紅利的貨幣作為基礎，但我們并無條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實踐中是一個長期過程，努力承擔國際義務既要身體力行，也要量力而為。

理由之二是回顧歷史，中華民族的基本理念是和平、和睦、和諧。中國是一個很有文化觀、文明觀的國度，以文化為天下。近代以來，我們和世界的關系往往是被動的、是響應式的，但因為有超強的韌性、消化力、學習力、追趕超越力，最后化被動為主動，由依附而主導。今天如果因為美國的留空，就急著到世界上去填空，可能很多都是坑。

事實也證明，那些總是采取攻擊性態度、要主宰世界和周邊國家的，終會因不得人心、力不勝任等，自我收縮。

因此，今天中國要構建的世界觀，更應是基于自己文化觀、文明觀的世界觀。和合共生，和合天下，這更適合中國的調性。

有目標，有堅持，按照歷史深處“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習慣與節奏，多自我反思、自我變革、自我增強、自我超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樣的中國，偉大復興是自然的結果，對世界的發展也會更加有利。

責任編輯：楊曉 | 責任校對：趙艷麗 | 審核：張旭 | 美編：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