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
Telegram創(chuàng)始人帕維爾·杜羅夫近日宣布，計劃擁有并養(yǎng)育100個孩子，并將大量財富傳給他們。這一舉動引發(fā)了關于生育自由與權力關系的廣泛討論。
杜羅夫聲稱，自己承擔著“公民責任”，希望通過增加人口數量應對全球人口危機，穩(wěn)定社會結構。然而，這種大規(guī)模生育的個人計劃也被視為一種利用資本和權力重塑家族與社會結構的策略。通過培育眾多子女，富裕階層能夠將財富和價值觀跨代延續(xù)，形成類似傳統(tǒng)父權制的影響力，只不過表現形式從土地和身份轉向數字財富和血緣網絡。
這種行為暴露出貧富之間在生育權力上的巨大不平等。與大多數人尤其是女性被限制生育權不同，杜羅夫憑借其財富享有極大自由，這種資源的集中讓生育變成了一種特權，反映了資本賦權的新形態(tài)。
此外，這種“家族資本主義”的模式，可能正成為富人延續(xù)財富和影響力的新手段。通過培育多代子女，資本不僅得以傳承，還能在文化和政治層面持續(xù)擴散，家庭成為現代社會權力的延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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