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生

近期，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瑪多縣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一處37字秦代摩崖石刻題記，引發業界熱議的同時，也再度激起公眾對秦政權的興趣。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統一大業，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高度集權的“大一統”帝國。秦王朝執政短暫，公元前207年被推翻。秦短促而亡，其失敗在后世長久的歷史記憶中，更多地被賦予政治教訓的意義。然而人們回顧秦史，往往都會追溯到秦人從立國走向強盛的歷程，也會對秦文化的品質和特色有所思考。要想深入了解秦的歷史與文化，著名秦漢史專家王子今主編的“秦史與秦文化研究叢書”是繞不開的。

“秦史與秦文化研究叢書”

王子今 主編

西北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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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陋之國，威動天下”

“秦史與秦文化研究叢書”共計14種，歷時6年編撰完成。每一部著作，幾乎都是作者長期深耕該領域的最新成果。他們將時代要求與史家責任相結合，重視“多重證據”論證、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方法，立足于歷史學，進行跨學科研究，以求更全面、真實地反映秦的歷史與文化。

叢書分列秦的君主集權、官吏法、農業、戰爭、交通、疆域變遷等，對秦之所以兼并六國進行立體化研究，為讀者認識秦的崛起與統一提供了全景式觀察的生動畫卷。其中，經濟方面的觀點頗具啟發意義。

秦人早期以畜牧業作為主體經濟形式。《史記》說秦人先祖柏翳“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秦人在周人稱為“西垂”的地方崛起，最初在今甘肅東部、陜西西部活動，利用畜牧業經營能力方面的優勢，成為周天子和東方各國不能忽視的政治力量。秦作為政治實體，在兩周之際得到正式承認。

秦國力逐漸強盛，后來向東發展，在雍（今陜西鳳翔）定都，成為西方諸侯國家，與東方列國發生外交和戰爭關系。雍城是生態條件十分適合農耕發展的富庶地區，與周人早期經營農耕、創造農業奇跡的所謂“周原膴膴”的中心地域東西相鄰。因此許多學者將其歸入廣義“周原”的范圍之內。秦國的經濟進步，有利用“周余民”較成熟農耕經驗的因素。秦穆公時代“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是以關中西部地區作為根據地實現的政治成功。

秦的政治中心，隨著秦史的發展，呈現由西而東逐步轉移的軌跡，即由“西垂”到汧渭之會、平陽、雍、咸陽。如果我們從生態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的角度分析這一事件，也可以獲得新的有意義的發現。秦都由“西垂”東遷至咸陽的過程，是與秦“東略之世”國力不斷壯大的歷史同步的。遷都咸陽的決策，有將都城從農耕區之邊緣轉移到農耕區之中心的用意。

回顧春秋戰國時期列強競勝的歷史，歷史影響比較顯著的國家，多位于文明程度處于后起地位的中原外圍地區，它們的迅速崛起，對于具有悠久的文明傳統的“中國”，即黃河中游地區，形成了強烈的沖擊。這一歷史文化現象，就是《荀子》中所說的：“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五霸（伯）”雖然都崛起在文明進程原本相對落后的“僻陋”地方，卻能夠以新興的文化強勢影響天下，震動中原。秦國國力發展態勢之急進，對東方諸國有激勵和帶動的意義。

在戰國晚期，七雄之中，以齊、楚、趙、秦為最強。到了公元前3世紀的后期，秦國的軍威已經勢不可當。秦國上層執政集團可以跨多緯度空間控制，實現了對游牧區、農牧并作區、粟作區、麥作區以及稻作區兼行管理的條件。這是后來對統一王朝不同生態區和經濟區實施全面行政管理的前期演習。當時的東方六國，沒有一個國家具備從事這種政治實踐的條件。

2

兩千年秦制影響世界

秦的統一，是中國史的大事件，也是東方史乃至世界史的大事件。

秦王朝推行郡縣制，實現中央對地方的直接控制。皇帝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出現，也是推進政治史進程的重要發明。秦始皇時代實現了高度的集權。皇室、將相、后宮、富族，都無從侵犯或動搖皇帝的權威。執掌管理天下最高權力的，唯有皇帝。秦的統治未能長久，但是，秦王朝的若干重要制度，特別是皇帝獨尊的制度，卻成為此后兩千多年的政治史的范式。秦政風格延續長久，對后世中國有長久的規范作用，也對東方世界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影響。

叢書認為，秦王朝在全新的歷史條件下帶有試驗性質的經濟管理形式，是值得重視的。秦時由中央政府主持的長城工程、馳道工程、靈渠工程、阿房宮工程等規模宏大的土木工程的規劃和組織，表現出經濟管理水平的空前提高，也顯示了相當高的行政效率。

當然，秦王朝具有創新意義的經濟制度，在施行時各有得失。秦王朝經濟管理的軍事化體制，以極端苛急的政策傾向為特征，而不合理的以關中奴役關東的區域經濟方針等方面的弊病，也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歷史教訓。秦王朝多以軍人為吏，必然使各級行政機構都容易形成極權專制的特點，使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都具有軍事化的形制，又使統一后不久即應結束的軍事管制階段無限延長，終于釀成暴政。

秦王朝的專制統治表現出高度集權的特色，其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具有與此相應的風格。秦王朝雖然統治時間不長，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卻在若干方面對后世有規定性的意義。秦滅六國，實現統一之后，丞相李斯就上奏建議以“秦文”為基點，欲令天下文字“同之”，凡是與“秦文”不一致的，通通予以廢除，以完成文字的統一。叢書中《秦文字研究》一書從文化角度系統探討了秦文字的發展過程，尤其是秦統一文字對中華民族最終形成和發展所起到的奠基性作用。

秦王朝推行文化統一的政策，并不限于文字的統一。在秦始皇出巡各地的刻石文字中，可以看到要求各地民俗實現同化的內容。比如瑯琊刻石說“匡飭異俗”，之罘刻石說“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表示各地的民俗都要改造，以求整齊統一；而強求民俗統一的形式，是法律的規范，就是所謂“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應當看到，秦王朝要實行的全面的“天下”“同度”，是以秦地形成的政治規范、法律制度、文化樣式和民俗風格為基本模板的。

漢代匈奴人和西域人仍然稱中原人為“秦人”，漢簡資料也可見“秦騎”稱謂，說明秦文化對中土以外廣大區域的影響形成了深刻的歷史記憶。遠方“秦人”稱謂，是秦歷史的文化紀念。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一書中將東周時代的中國劃分為７個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齊魯文化圈、楚文化圈、吳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關于其中的“秦文化圈”，論者寫道：“關中的秦國雄長于廣大的西北地區，稱之為秦文化圈可能是適宜的。秦人在西周建都的故地興起，形成了有獨特風格的文化。雖與中原有所交往，而本身的特點仍甚明顯。”關于戰國晚期至于秦漢時期的文化趨勢，論者指出：“楚文化的擴展，是東周時代的一件大事”“隨之而來的，是秦文化的傳布。秦的兼并列國，建立統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為后來輝煌的漢代文化的基礎”。

秦文化既有復雜的內涵，又有神奇的魅力。秦文化表現出由弱而強、由落后而先進的歷史轉變過程中積極進取、推崇創新、重視實效的文化基因。

3

秦的勝出密碼

在對于秦文化的討論中，不可避免地會導入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在戰國七雄的歷史競爭中最終秦國取勝，為什么是秦國而不是其他國家完成了“統一”這一歷史進程？

秦統一的形勢，翦伯贊說，“如暴風雷雨，閃擊中原”，證明“任何主觀的企圖，都不足以倒轉歷史的車輪”。秦的“統一”，有的學者更愿意用“兼并”的說法。這一歷史進程，后人稱之為“六王畢，四海一”“六王失國四海歸”。

其實，秦始皇實現的統一，并不僅僅限于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原戰國七雄統治的地域，亦包括對嶺南的征服，桂林、南海、象郡的設立。考古學者基于嶺南秦式墓葬發現，如廣州淘金坑秦墓、華僑新村秦墓，廣西灌陽、興安、平樂秦墓等的判斷，以為“說明了秦人足跡所至和文化所及，反映了秦文化在更大區域內和中原以及其他文化的融合”“兩廣秦墓當是和秦始皇統一嶺南，‘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與越雜處’的歷史背景有關”。

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正是自“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起始。而蒙恬經營北邊，“卻匈奴七百余里”。南海和北河方向的進取，使得秦帝國的國土規模遠遠超越了秦本土與“六王”故地的總和。

對于秦能夠實現統一的原因，歷來多有學者討論。有人認為，秦改革徹底，社會制度先進，是主要原因。李學勤指出：“睡虎地竹簡秦律的發現和研究，展示了相當典型的奴隸制關系的景象”“有的著作認為秦的社會制度比六國先進，筆者不能同意這一看法，從秦人相當普遍地保留野蠻的奴隸制關系來看，事實毋寧說是相反”。

秦政以法家思想為指導。法家雖然經歷漢初的“撥亂反正”受到清算，又經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受到正統意識形態壓抑，但是由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可知，仍然有長久的歷史影響和文化慣性。這說明中國政治史的回顧，有必要思考秦政的作用。

叢書認為，在總結秦統一原因時，應當重視《過秦論》“續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的說法。然而秦的統一，不僅僅是帝王的事業，也與秦國農民和士兵的歷史表現有關，是各地萬千士兵與民眾的奮發努力促成了統一。秦國統治的地域，當時是最先進的農業區。直到秦王朝滅亡之后，人們依然肯定“秦富十倍天下”的地位。因農耕業成熟而形成的富足，也構成秦統一的物質實力。

當然，由于秦史與秦文化是一個復雜、多元的問題，同時由于在諸多問題上仍然受到資料局限，作為對秦史與秦文化的系統性、全方位研究，還存在一些可進一步深入探究的地方。例如對于對戰國時期秦的基層社會治理、秦國內部復雜的階級關系與社會關系、秦社會制度的兩面性、秦二世而亡的制度性缺陷等。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可以在理論上進一步深化對秦史及秦文化的辯證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