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
知命與努力
題記:知命和努力,原來是不可分離、互相為用的,再沒有不相容的疑惑了。知命與努力,這便是儒家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民族一大特色,向來偉大人物,無不如此。
今天所講的題目是“知命與努力”,知命同努力這兩件事,驟看似乎不易合并在一處,《列子·力命》篇中曾經說明力與命不能相容,我從前作的詩也有“百年力與命相持”之句,都是把知命同努力分開,而且以為兩者不能并存,可是,究竟是不是這樣呢?現在便要研究這個問題。
命字到底怎么解呢?《論語》中的話很簡單,未曾把定義揭出來。我們只好在儒家后輩的書籍中尋解說,《孟子》《荀子》《禮記》,這三種都是后來儒家的重要的書。《孟子》說:“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币庵^并不靠我們力量去促成,而它自己當然來的,便是命。《荀子》說:“節遇謂之命。”節是時節,意謂在某一時節偶然遇著的,便是命?!抖Y記》說:“分于道之謂命。”這一條戴東原解釋得最詳,他以為道是全體的統一的,在那全體的里面,分一部分出來,部分對于全體,自然要受其支配,那叫做“分限”,便是命。綜合這幾條,簡單的說,就是:我們的行為,受了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的支配,偶然間遇著一個機會,或者被限制著止許在一定范圍內自由活動,這便是命。命的觀念,大概如此。
分限——命——的觀念既明,究竟有多少種類,經過詳密的分析,大約有下列四種:
(一)自然界給予的分限:這類分限,極為明顯易知,如現在天暖,須服薄衣,轉眼秋冬來了,又需要穿厚衣,這便是一種自然界的分限。用外國語解釋,便是自然界對于人類行為,給的一個order,只能在范圍內活動,想超過是不能的。
(二)社會給予的分限:凡是一個社會,必有它的時間的遺傳和空間的環境,這兩樣都能給予人們以重要的分限。無論如何強有力的人,在一個歷時很久的社會中,總不能使那若干年遺傳的結果消滅,并且自身反要受它的影響。至于空間方面,亦復如是,環境的勢力,好似一條長鏈,互相牽掣,吾人的生活,便是在這全國環境互相牽掣的勢力支配的底下決定,人為的改造,是不能實現的。小而言之,一個團體,也是這樣,凡一個學校,它有學風,某一個在這學校里念書的學生,當然受學風的影響和支配,想跳出學風以外,是不容易的。而這個學校的學風,又不是單獨成立的,又與其他學校,發生連帶關系,譬如在北京某一學校,它的學風,不能不受全北京學校的學風的影響和支配,而不能脫離,就是這樣。全北京的學風,影響到某一校;一校的學風,又影響到某一人,關系是如此密切而復雜,所以社會在空間上給予人們的分限,是不可避免,而不易改造的。
(三)個人固有的分限:在個人自身的性質、能力、身體、人格、經濟諸方面,常有許多不由自主的狀態,這便是個人固有的分限。這些分限,有的是先天帶來的,有的是受了社會的影響自然形成的,然而其為分限則一。譬如有些人身體好,有些人身體壞,身體好的人每天做十多點鐘的功課,不覺疲倦,身體弱的人每天只用功幾點鐘,便非常困乏,再不停止,甚至患病,像這種差別,是沒有法子去平均和補救的。講其原因,自然是歸咎于父母的身體不強壯,才遺傳這般的體質,這都是以前的祖先遺留的結果,不是一時的現象。或可稍圖改善,然一樣的運動,一樣的營養,而強者自強,弱者自弱,想立刻平等,是不可能的。才能、經濟諸端,尤其易見,有聰明有天才的人,一目十行,倚馬萬言,資質愚笨的人,自然趕他不上。身體才能,固然不能變易,即如物質方面之經濟力,似乎可以轉換,然而要將一個窮學生于頃刻中化為富豪,亦是不能實現的事。物質的限制尚且如此之難去,何論其他,個人分限,誠不可輕視的了。
(四)對手方給予的分限:凡人固然自己要活動,然而同時別人也要活動,彼此原都是一樣的。加之人的活動方面,對自然常少,而對于他人的常多,所以人們活動是最易和他人發生關系的,(既)然如此,人們活動的時候,那對手方對于自己的活動也很有影響,這影響就是分限了。猶之下棋,我走一著,人亦走一著,設禁止人之移棋,任我獨下,白屬全勝,無如事實不許,禁止他人,既難做到,而人之一著,常常與我以危險,制我之死命,于是不得不放棄預定計劃,與之極力周旋,以求最后之勝利。此即對手分限之說,乃人人相互間,雙方行為接觸所起之反應了。
此四種分限——再加分析,容或更有——既經明隙,只受一種之限制時,已足發生困難,使數十年之工作,一旦毀壞,然人生厄運,不止如是,實際上,吾人日常生活,幾無不備受四種分限之包圍和壓迫。因此,假使有一不知命的人,不承認分限,甚至不知分限,或不注意分限,以為無論何事,我要如何便如何,可以達到目的。此種人勇氣雖然很大,動輒行其開步走的主義,一往直前,可是,設使前邊有一堵墻,攔住去路,人告訴他前面有墻,墻是走不過去的,而他悍然不顧,以為沒有墻,我不信墻的限制,仍然前行。有時前面本是無墻,僥幸得以穿過,然已是可一不可再的成功,今既有墻,若是墻能任意穿行,自然很好,但墻實在是不能通過的東西,于是結果,他碰了墻,碰得頭破腦裂,不得不回來,回來改變方向,仍是照這樣碰墻,碰了幾回之后,一經躺下,比任何軟弱人還軟弱,再無復起的希望。因他努力自信,總想超過他的希望,不想結果失望,自然一蹶不振,這種人的勇氣,不能永久保持,一遇阻礙,必生厭倦,所以不知命——不信分限,專恃莽氣的人是很難成功的。
儒家知命的話,在《論語》中有很重要的一句,便是批評孔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那一句。可見知其可為而為之——不知或不信分限,不是勇氣;必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才算勇氣。明知山上有金礦動手去掘的人,不算有勇;明知不可為,而知道應該去做的人,才算偉大。這句話很可以表現孔子的全部人格,也可以作為知命與努力的注腳,“知其不可為”便是知命,“而為之”便是努力,孔子的偉大和勇氣,在此可以完全看出了。
猶如愚公移山,他雖不能一手把很高的山移完,可是他的子孫能夠繼續著去工作,他自身雖止能見到移去一尺二尺,也是夠愉快,比起來未見分毫的移動,強得多了。成功猶如萬萬里的長道,一人的生命能力,可不能走完,然而走到中途,也勝于終身不走的哩!所以知命者,明知成功之不可必,了解分限之不可逃,在分限圈制前提之下去努力,才是真能努力的人??!
我們為何需要真正的努力,因為只有真正的努力,才可不厭不倦。人何以有厭倦,多因不知分限,希望過大,動遭失敗,聽以如此。知命的人,便無此弊??组T學問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居之無倦”,“請益。曰:無倦”,“自強不息”,“不怨天不尤人”諸端。所謂不厭、不倦、不息、不怨、不尤,都是不以前途阻礙而退餒,是消極的知命。如“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都是以稍有成功而自娛,是積極的努力。
孔子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工夫,實在是知命和努力的一個大榜樣。儒家弟子,受其感化的,代不乏人,如漢之諸葛亮,固知輔蜀討曹之無功,然而仍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己”為職志者,深明“漢賊不兩立,皇室不偏安”之義,曉得應該如此做去,故不得不做,此由知命而進于努力者也。又如近代之胡林翼、曾國藩,固曾勛業彪炳,而讀其遺書,則立言無不以安命為本,因二公飽經事故,閱歷有得,故諄諄以安命為言,此由努力而進于知命者也。凡人能具此二者,則作事時較有把握,較能持久。其知命也,非為懶惰而知命,實因鎮定而知命;其努力也,非為僥幸而努力,實為犧牲而努力。既為犧牲而努力,做事自然勇氣百倍,既無厭倦,又有快樂了。所以我們要學孔子的發憤忘食,便是學他的努力;要學孔子的樂以忘憂,便是學他的知命。知命和努力,原來是不可分離、互相為用的,再沒有不相容的疑惑了。知命與努力,這便是儒家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民族一大特色,向來偉大人物,無不如此。諸君持身涉世,如能領悟此一語的意義,做到此一層工夫,可以終身受用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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