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職后，出于長久以來強烈的壓抑感，凡之昂想寫下關于工作的經歷
內容的提綱早就寫好，但她遲遲無法動筆一個曾經以寫作為生的寫作者，發現自己好像再也寫不出東西了。
不僅如此，她甚至不愿意再從事任何一個與輸出內容有關的工作。只要一寫東西，她就會想到自己“麻木而又遲鈍的大腦控制著雙手機械地敲擊鍵盤的樣子，因為身體已經記住了這種不舒服的感覺。
在此之前，凡之昂曾經在北京一個新媒體內容工作室工作4年，她寫出了這個公眾號最初的爆款文章，但她很快發現，在這個把數據視作最終也是唯一的目標的地方，寫作變成流水線，把她吃了進去。

現代工作如何吞噬人？（圖/《人生切割術》）
離職后的兩年里，她一再開始寫又放下，但在這個過程中，她一點點脫去之前工作中養成的互聯網寫作習慣，重新找到了真誠表達的感覺，她稱之為身心腦的復健。
《不再踏入流量的河》記錄了她在這個爆款文章流水線工作的經驗，字里行間都是真誠的反思，爆款文章是如何制造的？流量如何裹挾我們？一份看起來還不錯的工作如何奪走人的生命力？實際上這不只是新媒體內容工作的問題，也不只是一個媒體公司的問題。
在所有痛徹心扉的反思之后，恐怕最重要的問題是，離開這個系統，我們還能如何想象生活？離職后，凡之昂再也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但她對生活的想象力和思考卻脫離互聯網時空，更貼近了扎實的土地。

作者：凡之昂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品方：望mountain出版時間：2025-2

用寫作謀生，變成流量教徒

2012年，微信推出訂閱號功能，人們開始在公眾號上看文章，有人說那是紙媒消亡的開始，也有人說閱讀只不過從紙媒轉移到了手機屏幕上。
無論如何，這一顛覆性的媒介變革，催生了無數自媒體，讓更多有志于寫東西的年輕人，找到了一個既能謀生又能施展拳腳的體面工作。2018年，凡之昂就這樣得到了進入內容行業寫作的機會。
從小，凡之昂知道自己喜歡寫作，但沒有人會認為一個學習成績還不錯的孩子應該去讀文科，于是她大學時候也報考了一個理科專業。大學期間，她盡情探索自己的興趣愛好，參加學生辯論、讀大量的書，還自己辦了學生雜志。
當時的大學生活還比較松弛，至少周圍的人還沒有在大學就開始焦慮地找實習。到了畢業的時候，凡之昂很偶然地遇到了一個公益項目，便到四川農村服務一年，同時偶爾給一些自媒體撰稿。直到這個項目結束，她很順利加入Wave工作室。

2017年，凡之昂在雅安的村里帶小朋友上山踏青寫詩。（圖/受訪者提供）
從讀者的身份轉換為寫作者，凡之昂最初有點忐忑，對她來說，Wave的文章看起來挺“高級”，作者像是對某一領域很了解，“自己一個本科生，能不能寫好這樣的文章？”那時候她主要的期待，是希望自己能讀得更多、寫得更好。實際上，她發現自己不僅能勝任，且反饋還不錯，甚至寫出了爆款。這讓她確立了最初的信心。
一開始，她還能寫寫自己感興趣的選題，琢磨一個文章如何寫更有趣。但一周產出一篇的節奏，意味著必須不停在找選題、找資料、寫文章中輪回，就算休息的時候，凡之昂也在刷手機找選題，“好像沒找到一個選題，今天的手機就白刷了”。很快她發現，想要在更感興趣的選題上投入多點時間是奢侈的，作者獨特的思考和表達也是多余的。
流量是寫作者的興奮劑，同時也是緊箍咒，當這個賬號后臺積累了一定數量的文章之后，Wave就形成了自己的流量方法——“把所有稿子的標題和數據輸入EXCEL表格中，尋找閱讀量最高、打開率最高、轉發率最高的稿子的共同點，”凡之昂說，“一開始大家會有自己的語言風格，直到最后，大家都被要求按照那個更有效的模式、按照市場的喜好去寫。”

追熱點、找選題、寫報道，占據了媒體人清醒的大部分時間。（圖/《我們與惡的距離》）
Wave也會有評稿會，一般從流量倒推，根據數據來分析一個文章為什么不好，可以向流量好的文章學習。她印象中，部門幾乎沒有特別夸過哪稿子寫得好，如果有的話，只會說“之前發的數據很好，我們做一個另外的題，能不能按照這個模式來做”。
Wave的正式員工普遍采取定薪制，表面來看，流量并不作為考核的主要依據。但流量已然成了掌握所有人命脈的神，除了所有對稿件的評價體系以數據看齊外，在選題通過階段，主編會判斷什么稿子有流量、什么稿子沒有流量。荒謬的是，沒有人知道流量的確切邏輯，有時候一篇人們判斷會“爆”的文章，就是流量很少。
隨著工作越來越多，焦慮變得越來越具象，“今天寫不出來了，明天又沒有選題了，沒有題就交不出來稿子，頂不上排期”。

禁止思考，禁止白日夢

在Wave的價值排序里，一個成熟的作者不應該一直寫稿，應該當編輯，然后當主編，成為管理者。“公司不指望正職寫稿撐起那么多業務量，一定要招收線上作者，通過線上作者來提供足夠的稿子”，在這個系統中，“作者是沒有前途的”，這直指在這里寫作的流水線本質。

Wave內部的共識：一個成熟的作者，不應該一直寫稿。（圖/《弗蘭西斯哈》）
2020年，凡之昂向上級提出了辭職。但上級給了她一個升職的機會，讓她去公司旗下另一個做非虛構的賬號做主編。但情況并沒有真正改變，反而變得更糟。
一開始工作室的作者們還能根據真情實感來操作自己想寫的選題，比如令凡之昂印象深刻的是一個線上作者根據自己在衡水式中學的經驗，寫了一篇批判教育制度的文章。但隨著工作量的要求，人們不可避免地又回到了在社交媒體上刷選題的模式。
按照規定，每個作者每個月寫三篇文章，但有時候寫不出來就是寫不出來，極端情況下，有的作者甚至一個月一篇都產不出。作為賬號負責人，這些焦慮只能凡之昂扛著。
當主編看起來似乎擁有更多權力，但實際上，凡之昂發現自己能決定的事情少之又少。“那些無傷大雅的事情確實是可以由我來負責的，但涉及到公司具體的效率、管理制度等，甚至員工幾點到崗，都不是我能決定的，如果公司要裁員了，我也只能配合。”

齒輪上的人。（圖/《摩登時代》）
當上主編之后，凡之昂覺得自己被拽入了更不可控的系統中。
那時候，她不僅要負責賬號每天的推送，她要去催稿子、改稿子，回答實習生的問題，此外還要開一堆的會議，根本沒有時間寫自己的稿子。等下班回到家，她發現自己的娛樂也變得沒有質量，“除了刷小視頻我什么都不想干，連看個電影電視都覺得太累了。”
直到后來，她感到自己越來越遲鈍，“腦子轉不動了，對什么事情都沒有想法，也沒有感受了”。
當線上作者或者實習生試圖就稿子詢問意見的時候，她發現自己給不了任何真正深入的想法，因為想法得動用力氣。“我的大腦里存了幾百個不同文章的處理意見，我就給一些，有點像現在有人說吃飯不是吃飯，是生命體征維持餐，我們的工作就是這種生命體征的維持，保持它有在運轉就行了。”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年輕的哲學家西蒙娜·薇依辭去了教職，進入五金工廠，從事底薪、重體力的勞動。她在《工廠日記》里寫了和無情的機器打交道的感受：
為了達成目標，你必須以比思考更快的速度重復一個又一個動作，這不僅禁止思考，還禁止做白日夢。你必須每天8小時站在機器面前，封鎖自己的靈魂，關閉思想、感覺及所有一切。如果你感到憤怒、悲傷或厭惡，你必須將這些感受咽進肚子里，壓抑至內心深處：因為它們會減緩節奏。快樂也是一樣。
西蒙娜的結論是：最難抵抗的誘惑就是完全放棄思考，因為這是唯一讓心理不再痛苦的方法。

西蒙娜在自由法國報紙擔任編輯時的工作證。（圖/歷史資料）
一百年前人們在工廠里的處境，竟然讓現代白領產生了共鳴。《工廠日記》是凡之昂最近在看的一本書，她說，“人如果完全工具化，你做的事情只是為了完成公司的指標，那就會失去自主性。”麻木由此產生。
她也想過改變現狀，比如她向上級反饋，“最近的稿件質量不太行”。但往往得到的回復是，現階段太忙了，商業項目太多了，等過段時間就好了。她說，人們寄托于“接下來某段時間壓力沒有那么大了，就可以有時間做出好內容，但實際上這樣的時間段并沒有發生”。
有時候空下來，她制定了一些新的計劃，甚至花兩個月時間面試，重新招來了一批新的作者，但等新的作者來了，又開始進入下一回合的忙碌。“這樣的情況反反復復好多次，我感覺像心靈安慰劑一樣。”
思考和反抗是無效的。甚至，反抗的結果是付出更多時間，導致工作做不完，“比如今天我老老實實把工作做了，可能晚上8點就能下班，如果還要再加上跟領導提意見，領導反過來又讓我寫計劃書的話那么凌晨12點都走不了”。
情感在當代職場中是一種需要被抑制的頑疾。她的一位同事何安經常會表達不滿，又因為無法解決問題和同事、領導起沖突，但這樣的行為被認為是不夠職業化，有一次，何安因為寫一篇稿子時遇到瓶頸部門主管面前痛哭，但當時主管好像看不到這個情緒，他的反應是，“好，讓我們看這個題該怎么改”。

麻木是自我保護。（圖/《黎明前的一切》）
在還沒離職之前，凡之昂有過很多怨恨，但當真正離開這個地方，她覺得這個公司里面的人其實大多數都還不錯，問題是在這個一環扣一環的系統，“領導也要向上級交代數據，交代營收，”人們好像找不到一個最終應該為此負責的人，凡之昂說，“可能每個人都有責任吧。”

人可以不工作嗎？

在《不再踏入流量的河》里，凡之昂寫道：“從上學到工作，我一直沉浸在‘理性主義’的思想中，我相信更多的信息、知識、經驗可以幫助我做出最合理的判斷和決策，由此可以通向最明智的生活。”

某種程度上，在Wave寫稿，一開始也是在踐行“理性主義”，通過檢索信息，獲得知識，形成對某件事情的看法，但實際上這些看法，經常取決于檢索到什么信息。
比如Wave對工業化生產的深信不疑，她寫工業化大棚種植的蔬菜，便也相信這種蔬菜就是好的，小農方式種植的有機蔬菜是智商稅，后來她反思，這是一種消費者的視角，如果從長遠的環境生態和生產者的角度來看，購買有機蔬菜，支持的是更良性的農作物生產。曾經她以為的科學的道理，也可能是非黑即白的簡單判斷。

購買有機蔬菜，支持的是更良性的農作物生產。（圖/《克拉克森的農場》）
被工作內容影響到個人理念與選擇的例子還不只這些作者們寫焦慮的話題，也強化了自己的焦慮。疫情期間，凡之昂寫過好多關于年輕人找工作困難的選題、寫過自由職業會使得生活變得不穩定的稿子，所以即便工作已經不堪重負，她還是不敢離職，只能在安全區繼續待著。
直到最后，她發現自己每天在辦公室完全沒有情緒，不想說話也不想笑，即便是和朋友度過了一個不錯的周末，一到周日晚上想到要上班就會躺在床上大哭，她說：“身體好像有直接的答案，就是告訴你這樣不行，你必須休息。”
直到開始寫這本書，她與原本的狀態拉開了距離，產生頓悟：“知識之所以是知識，是別人的經驗與邏輯，它強調普遍性，卻從未告訴我們在普遍性之下，個體應該怎么生活。如果我們就是有某些不那么普遍的特質，就是無法融入普遍性之中呢？”

如果個體就是無法融入普遍性之中呢？（圖/《弗蘭西斯哈》）
從前，凡之昂一直把人生的意義寄托在職業之上，離職后，她開始看到主流之外更多的個體經驗，身邊做公益的朋友，有的做著本職工作，把公益當成一種日常生活實踐，也有人過著一種不工作、靠接零工賺錢的生活。
在離職前，她存了一筆小小的積蓄，多虧她平常就不是一個物欲太盛的人，這筆積蓄現在還能繼續維持她的生活。有了自由的時間，她開始學攝影、學開車、重新學習英語、做讀書會、重新找回自己的寫作興趣。不工作之后，她不再需要住在北京，生活開支變得很小，和一群朋友在一起，討論的經常是省錢小妙招，如果約飯，總是約定開銷在人均50元以下。
謀生問題總是重要的。她想過重新找工作，但是轉念一想，除了寫作之外，好像沒有別的技能，一旦把寫作當成謀生技能，又不可避免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
“寫作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但一定要靠寫作吃飯嗎？還是說我應該找一個其他的可以吃飯的工作。”這個問題她也還沒想明白。倒是現在她一直在實踐中，去嘗試學習不的技能，學開車的時候，她想著能不能靠開車吃飯，學英語也在想能不能靠英語吃飯。

凡之昂在加拿大農場打工換宿。（圖/受訪者提供）
總之，離職多年，她再也沒有工作，只不過這件事情并沒有想象中那么不可接受，甚至她覺得這日子挺快樂。她也會有對未來的經濟來源的壓力，有時候她會做點零工賺點零花錢，最近，她開始考慮擺攤，不過，這些壓力對她來說，都在可承受范圍內。

逃離抽象世界

“逃離抽象的世界，走進真正的人類中間”是西蒙娜探尋真理的必由之路，把自己扔進五金工廠，作為一名工人去生活，讓她超越書本與知識，以更身體性的方式理解社會不公義的一面與人類的苦難。
這幾年，凡之昂也在通過行走，去關注自己真正關心的問題，而不是用一種互聯網思維來決定自己關注什么。比如她對環境、種子感興趣，就沿著河流、山脈去去考察。
去年，凡之昂在太行山的一個村子里待了一個月，最近一些年來，山西旱澇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她想知道歷史上曾經有大片森林的山西，為什么現在水土流失會這么嚴重？
這個村子位于山西、河北和河南三省的交界處，6月份是最缺水的季節，但是他們馬上要開始搶種稻谷，老人們就用三輪車，甚至只是挑著擔子運水到田里灌溉，由于日夜不停地運轉，抽水泵壞了，只能人工取水。白天，她經常跑去跟爺爺奶奶聊天，他們見面問的問題就是“天氣預報怎么說，今天下不下雨”。

凡之昂在太行山里的一個村子做調研。（圖/受訪者供圖）
對于一個不事種植的人來說，眼前這些見聞讓她覺得比書本讀到的所有東西都震撼得多。“我們都講現在科技發達了，但是有些人的生活還是很辛苦。”

這與當地生態環境惡化有關，上世紀60年代之后，大規模砍伐樹木發展工業，影響了當地的生態系統，到現在，當地為了保護土地，退耕還林，開始重新搞生態種植，但農民們種植樹木拿到手的工錢并不多。在那里，她經常有一種很深的自我懷疑，“一方面我覺得應該要保護生態；另一方面又覺得，讓生活本來就苦的人搞生態種植而不是經濟作物種植，有點何不食肉糜。”

在追求生態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矛盾，真實就是沒有非黑即白的答案，這些矛盾需要人們不斷實踐一點點去調整。凡之昂比以往更深地意識到，知識并不單是從書本中得來的，如果真的對一個問題感興趣，就要到現場去，去和人打交道。
這是她第一次做這樣類型的一個調研，看到農民那么努力生產、努力找水，她也會對自己的“特權”有更多反思，她開始在想，“如果你要寫作，到底是為誰而寫？”

一定要靠寫作賺錢嗎？（圖/《小婦人》）
但還有一個問題困擾著她：“我始終是以一個外來的身份進入，所以也保持著一種可以隨時離開的特權，真的與這個地方有很深聯系的人來相比，心態是不一樣的。”

雖然這些反思目前都沒有一個真正的結果，但凡之昂覺得，自己現在也不一定急著“產出”，“我們在媒體工作時總被要求特別快地產出，講究投入產出比，但是快的產出犧牲的一定是深度。”對她來說，光了解作物是什么、人們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樣的是不夠的，她不希望這些只是作為展示。

媒體很擅長制造話題，也許通過曝光的方式可以讓許多社會問題得到關注，但之后呢？疫情時，她也和許多人一樣在各種信息中感到無助。但后來她覺得，人的精力有限，她希望自己專注在一個領域上，和其他有共同目標的人協作，推動一些改變。
離職之后，凡之昂取關了三百多個公眾號，不再刷社交媒體，更不看爆款文章，生活似乎沒受到什么影響，不工作后，信息焦慮消失了。“不再踏入流量的河”，反而要求她需要對現實生活有更多的想象力，去尋找途徑做有益的事情，而對生活的想象力正是當下人們脫離系統圍困的方法。

作者 | 劉車仔編輯 | 陸一鳴運營 | 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