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隨著解放軍的百萬雄師一路突破長江防線，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根基早已搖搖欲墜。此時的重慶城，街頭巷尾彌漫著惶恐不安的氣息，商店紛紛關門閉戶，市民們揣著家當四處打聽撤離的消息，連往日里耀武揚威的國民黨軍警，也像沒頭的蒼蠅般來回奔忙。

就在這大廈將傾的最后時刻，蔣介石仍在做著最后的掙扎。他坐在重慶林園官邸的藤椅上，手里攥著一份密報，眉頭擰成了疙瘩。報上寫著："共軍先頭部隊已逼近市區，預計三日內將全面控制重慶。"他轉頭對站在身旁的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鳳低聲吩咐了幾句，毛人鳳額頭上滲出細密的汗珠。他聽懂了蔣介石話里的狠厲：無論如何，必須在這之前，把那個"心腹大患"徹底解決掉。

這個讓蔣介石如此掛心的"心腹大患"，正是愛國將領楊虎城。提起楊虎城，所有人都應該記得他的名字：這位西北軍的鐵血將領，曾與張學良一起發動"西安事變"，逼得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可也正是這場改寫歷史的兵諫，讓他成了蔣介石的眼中釘。從1937年開始，楊虎城就被秘密關押，先是在南昌，后來轉到貴州息烽，最后又秘密轉移到重慶。這一關，就是整整十二年。

此刻，楊虎城一家正被囚禁在重慶歌樂山下的戴公祠里。這座看似普通的舊宅，是軍統特務特意改造的"牢籠"。楊虎城被關在二樓東側的暗室里，房間不大，只有一張硬板床、一張破桌子，窗戶被鐵皮封得嚴嚴實實，只留一道細縫透點光。他的夫人謝葆真、幼子楊拯中、女兒楊拯貴，還有他獄中難友宋綺云夫婦和他們的兒子"小蘿卜頭"宋振中，都被關在附近的房間里。這些曾經鮮活的生命，即將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迎來最殘酷的終結。

9月6日，特務周養浩帶著幾個手下，像往常一樣提著食盒走進院子。他們臉上掛著虛偽的笑容，對看守說："今天委員長特意吩咐，給楊先生一家加菜，算是餞行。"看守看著周養浩腰間鼓鼓囊囊的槍套，他終究沒敢多問，只能點頭哈腰地退到一邊。

飯桌上擺著四菜一湯：紅燒肉、清蒸魚、炒時蔬，還有一大盆蘿卜燉肉。楊拯中才十二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看著滿桌的菜，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可楊虎城卻皺起了眉頭，這些天特務們突然變得"客氣"，連送飯都換成了瓷碗，不像以前總用缺了口的碗。他悄悄捏了捏妻子的手，低聲說："可能有事。"

果然，飯剛吃到一半，幾個特務就借口"檢查房間"，把楊拯中和楊拯貴叫了出去。沒過多久，宋綺云夫婦也被"請"到了樓下的客廳。楊虎城正要起身，特務們已經圍了上來，兩個壯漢一左一右架住他的胳膊，另一個拿著毛巾捂住他的嘴。楊虎城拼命掙扎，卻被死死按在椅子上。謝葆真想沖過去，卻被一個特務死死拖住，頭發散亂地摔在地上。

"你們要干什么？！"楊虎城的聲音因為憤怒而顫抖。周養浩抽出匕首，刀尖抵在他的胸口：楊將軍，委屈你了。委座說，留著你是個麻煩。話音未落，匕首已經狠狠刺進了楊虎城的腹部。鮮血瞬間染紅了灰色的長衫，楊虎城瞪圓了眼睛，喉嚨里發出"嗬嗬"的聲響，慢慢癱倒在椅子上。

"爸！"楊拯中哭著撲過來，卻被另一個特務一腳踹倒在地。小拯貴才六歲，縮在墻角發抖，眼淚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宋綺云夫婦想沖過去保護孩子，卻被特務用槍托砸得頭破血流。

滅口行動進行得很快。楊拯中捂著腹部的傷口，掙扎著爬到父親身邊，手指沾滿了鮮血；小拯貴被按在地上，哭聲漸漸微弱下去；宋綺云夫婦互相攙扶著，血從額頭流下來，糊住了眼睛。特務們舉著匕首，像屠宰牲口一樣，一個接一個結束了這些無辜的生命。整個過程不到十分鐘，戴公祠的客廳里，五具尸體橫七豎八地躺著，鮮血染紅了地板，空氣中彌漫著濃烈的血腥味。

但這還沒結束，這些殘忍的特務們，還將楊虎城將軍的遺體澆上汽油焚燒，然后拋入鏹水池，試圖毀尸滅跡。

這場發生在黎明前的屠殺，徹底撕碎了國民黨政權最后的偽裝。直到11月30日重慶解放，解放軍進入市區后，戴公祠的慘狀才逐漸被世人知曉。當戰士們推開那扇塵封已久的房門時，腐爛的氣味撲面而來，楊虎城一家的事才被知曉。

長子楊拯民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的關鍵時刻，楊虎城將軍的長子楊拯民站在了人生選擇的十字路口。這位參加過智取華山戰役的解放軍干部，面對國家重建的宏大藍圖，毅然決定脫下軍裝投身工業建設。當時負責西北軍政的彭德懷將軍深知這位年輕將領的軍事才能，曾多次勸他留在部隊發展，但楊拯民心中早有打算——要讓新中國挺直腰桿，必須把地下的"工業血液"開采出來。

這個決定背后藏著不為人知的故事。1935年楊拯民在日本求學時，親眼看到東京街頭穿梭的鋼鐵洪流，對比上海外灘外國人的傲慢嘴臉，這個13歲的少年就在心里想，沒有鋼鐵廠造槍炮，沒有油田出石油，中國人永遠挺不起脊梁。二十年后，當他站在玉門油礦破敗的井架前，當年埋在心底的種子終于發芽。

初到玉門油礦的景象讓所有人倒吸涼氣：解放戰爭期間遭到破壞的油井像被啃噬的骨架，蘇聯專家撤離時帶走了所有精密儀器，留下的工人們還在用解放前的老辦法"人拉肩扛"采油。楊拯民帶著技術團隊在戈壁灘上住了三個月，白天和工人一起掄大錘修設備，晚上就著馬燈研究地質資料。

辦法總比困難多。楊拯民從全國調集了300多名技術骨干，在玉門建起新中國第一個石油技工學校。在他的推動下，油礦引進了蘇聯的離心泵技術，改造了蒸汽抽油機，還摸索出"分層注水"的新方法。到1954年，玉門油礦的鉆井深度從原來的500米突破到1500米，相當于給大地裝上了"透視眼"。

數字最能說明變化：1950年楊拯民剛接手時，玉門油礦年產原油7萬噸，到1957年這個數字飆升至100萬噸。油礦職工從5000人發展到5萬人，連帶家屬形成了10萬人的石油小鎮。戈壁灘上第一次有了柏油馬路，蘇聯援建的俱樂部里傳出《克拉瑪依之歌》，石油工人的藍工裝成了戈壁灘上最亮麗的風景。

1958年調任陜西省副省長時，楊拯民的行李箱里裝著三樣東西：玉門油礦的地質圖、蘇聯專家留下的煉油筆記，還有他手寫的《石油工業發展規劃》。在陜西工作的十年間，他帶著地質隊跑遍黃土高原，在陜北發現了17處油氣顯示點。還有在銅川礦區試點"油煤糧棉"綜合開發，硬是把資源匱乏的渭北旱塬變成了工業新星。

最讓人稱道的是他在天津擔任副市長期間的"三線建設"。1965年國家啟動三線戰略，楊拯民帶著2000名技術工人進駐秦嶺深處。沒有住房就住山洞，沒有道路就用扁擔挑建材，他們在懸崖上建起了炸藥廠。

1998年楊拯民去世前，特意囑咐家人把骨灰分成三份：一份撒在玉門油田，一份埋在陜西長青林業局的林場，最后一份留在天津海河畔。如今在西安長樂路的老宅里，還保存著他用過的地質錘，錘柄上深深淺淺的凹痕，記錄著這位石油元勛從西北戈壁到黃土高原的奮斗足跡。

長女楊拯坤

楊虎城將軍的長女楊拯坤，是新中國首批投身國家建設的女性干部之一。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夕，她的人生軌跡始終與國家發展的脈搏緊密相連。從中宣部的案頭筆墨，到豐臺區的工廠車間；從旅游行業的拓荒探索，到政協會議的參政議政，這位出身將門的"楊門女將"，用一生詮釋了"堅守崗位"四個字的重量。

1952年，北京中南海的紅墻下，26歲的楊拯坤抱著一摞文件走進中宣部大門。此時的她，剛從西北野戰軍政治部轉業不久。作為楊虎城將軍的長女，她的名字里既有"拯民于水火"的家訓傳承，更有新時代女性"巾幗不讓須眉"的志氣。

右女

組織上安排她到宣傳部的基層宣傳處工作，這個崗位聽起來光鮮，實則是最瑣碎的"幕后工作"：每天要整理來自全國各地的宣傳材料，從地方上報的先進事跡到農民寫的翻身日記，從工廠的技術革新報道到學校的掃盲成果總結，每一份材料都要逐字核對，確保符合政策導向；還要參與起草各類宣傳文件；更要和基層宣傳干部面對面溝通，聽他們講農民的困惑、工人的需求、學生的想法，再把這些鮮活的聲音提煉成指導全國宣傳工作的參考意見。

1956年，隨著國家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組織上考慮將她調往地方鍛煉。這時候的北京豐臺區，西邊的豐臺站是京漢、京山、京包三條鐵路的交匯點，南邊的長辛店是老工業基地，工廠的煙囪晝夜不息，鐵路的汽笛聲回蕩在田野間。

楊拯坤被任命為豐臺區委常委、區政府副區長，分管工業、交通和民生工作。當時豐臺區的機械廠主要生產農具，技術落后，產品質量不穩定。她帶著技術人員跑遍哈爾濱、沈陽的先進廠礦"取經"，回來后牽頭成立"技術攻關小組"，和工人們一起熬夜調試設備。

最終，機械廠的齒輪合格率從60%提升到90%，產品遠銷東北、華北，成了豐臺區的"明星企業"。到1960年她調離豐臺時，這個區的工業總產值比五年前翻了兩番，職工平均工資漲了40%。

進入上世紀70年代，隨著國家經濟逐步恢復，旅游業開始萌芽。1973年，楊拯坤被調往北京市旅游局工作，此時的她已經47歲。當時中國的旅游業還處于"接待外賓"的初級階段，景點只有故宮、長城、頤和園等"老三樣"，講解詞多是"這是古代皇帝住的房子""那是古人打仗用的城墻"，既缺乏文化深度，也不符合外國游客的參觀習慣。楊拯坤敏銳地意識到，旅游不僅是看風景，更是講文化。要讓外國游客知道，長城不只是磚石堆成的墻，更是中華民族團結一心的象征；故宮不只是皇帝的家，更是一部活的中國古代史。

為了設計更有吸引力的旅游路線，她帶著翻譯和導游跑遍北京周邊：去周口店看"北京人"遺址，在琉璃河考察燕都遺跡，到潭柘寺聽老和尚講"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故事。她還請來歷史學家、民俗專家，一起整理出"皇家文化線""民間藝術線""紅色記憶線"等多條特色路線。

其中最受歡迎的是"長城文化深度游"——除了登城遠眺，還增加了"長城磚的燒制工藝"講解、"戍邊將士的生活場景"復原，甚至讓游客親手體驗用古代工具傳遞軍情。外國游客感慨："原來長城背后有這么多故事！"

1981年，楊拯坤升任北京旅游局黨委書記、副局長，這時候的她開始思考更長遠的問題：如何讓旅游業從"接待型"轉向"產業型"？她推動成立旅游商品公司，開發具有北京特色的景泰藍、風箏、兔兒爺等紀念品；協調交通部門開通"旅游專線公交"，解決游客"最后一公里"難題；甚至創新性地提出"淡季促銷"策略：冬天推出"胡同里的年味兒"體驗游，夏天辦"頤和園荷花節"，讓北京的旅游淡季不淡。在她任上，北京旅游局的年接待量從1973年的8萬人次增長到1982年的80萬人次，旅游收入翻了五倍。

除了本職工作，楊拯坤還身兼多職：她是北京市紀委委員，經常熬夜審閱案件材料，為干部隊伍建設把關；她是第六、七、八屆北京市政協常委；她還是全國婦聯第四、五屆執委。

1994年，楊拯坤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歲。

次女楊拯美

楊虎城將軍的次女楊拯美，走的是一條比姐姐楊拯坤更“扎腳”的路。如果說拯坤像一株扎根城市的白楊樹，那拯美更像戈壁灘上的紅柳。

1954年，18歲的楊拯美攥著中國人民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站在校門口。那時候的人民大學，可是全國多少青年擠破頭都想進的“干部搖籃”，尤其是工業經濟系，專門培養國家經濟建設的“操盤手”。可誰也沒想到，這個姑娘兩年后會做出主動申請去大西北的決定。

剛到蘭州那會兒，拯美差點被風沙“嚇退”。甘肅的春天來得晚，三月了還刮著裹著黃土的冷風，她住的宿舍窗戶紙被吹得嘩嘩響，夜里得用枕頭壓著才能睡。組織上分她到省經濟委員會，負責工業經濟規劃，她第一天上班就背上行李包，去車間摸機器，去地里找礦。

這樣的“蹲點”經歷，她整整做了三年。從蘭州的鋼鐵廠到玉門的油田，從天水的農機修配廠到酒泉的發電站，甘肅的每片戈壁灘上都印過她的膠鞋印。她筆記本里記滿了“土辦法”：張掖的老鄉用駱駝毛篩礦石，定西的農民用土窯燒磚，這些被城里工程師瞧不上的“笨法子”，她都認真記下來。

1962年，拯美被調到甘肅省統計局。那時候的統計工作可不像現在有電腦，全靠算盤和鋼筆。她帶著十幾號人，蹲在各個縣市的糧庫、煤礦、紡織廠，白天收數據，晚上打算盤。

真正讓她“出名”的，是在團省委的日子。1965年，30歲的拯美被任命為共青團甘肅省委副書記。那時候的西北青年，要么忙著搞生產，要么忙著學技術，可有些偏遠地區的娃娃連學都上不了。拯美坐不住了，帶著團委的干部們翻山越嶺，去定西、臨夏的深山溝里找“失學兒童”。

1973年，拯美調任甘肅省輕紡廳計劃處處長。這時候的甘肅輕工業，還停留在“手工織土布、土法釀醋”的階段。她看著倉庫里積壓的土布，急得直跺腳，這么好的羊毛、棉花，咋就做不出像樣的毛毯、棉紡？她帶著技術員跑遍全省，發現白銀的毛紡廠設備老舊，蘭州的棉紡廠缺少原料。于是她大膽提議，引進外地技術，聯合辦廠！有人反對：“西北窮，哪有錢引進？”她拍著胸脯：“我們可以用羊毛、棉花換設備，先合作生產，再慢慢還賬！”

就這樣，她和輕紡廳的同事們磨破了嘴皮子，跑斷了腿，終于和上海的紡織廠談成了合作。1975年，甘肅第一家中外合資紡織廠在蘭州投產，第一批“隴原牌”毛毯運到上海，被搶購一空。

1980年，拯美升任甘肅省輕紡廳副廳長。這時候的她，已經是個“老甘肅”了，皮膚曬得黝黑，說話帶著西北口音，連吃飯都離不了油潑辣子。她主持規劃的“七五”輕工業項目，讓甘肅的毛紡、食品、造紙等行業集體“升級”。

1985年，拯美調任甘肅省政協常委。這時候的她，本可以“輕松”些，可她又牽頭成立了“甘肅經濟發展咨詢委員會”，把退休的老工程師、老廠長請回來，給年輕人傳技術、講經驗。她還關注婦女權益，在政協會議上大聲疾呼，西北的婦女能頂半邊天，得給她們學技術的機會！后來，她推動建立的“婦女掃盲班”“女工技能培訓中心”，讓上萬名農村婦女走出了大山，進了工廠。

2018年冬天，楊拯美在蘭州逝世，享年82歲。

移民加拿大孫子

楊虎城將軍的次孫楊瀚，是家族中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這個出生在戰火年代的年輕人，用一生時間守護著家族的記憶，更用行動詮釋了歷史傳承的責任。從北京到加拿大，從學者到歷史守護者，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堅定而執著。

1949年楊虎城遇害時，楊瀚剛滿四歲。這個本該在爺爺膝下承歡的年紀，卻過早見識了命運的無情。母親帶著年幼的他東躲西藏，直到新中國成立才在陜西老家安定下來。

1980年代初期，楊瀚在整理父親遺物時，發現一封泛黃的信箋。這是1937年楊虎城出獄后寫給家人的信，信中詳細記錄了被囚禁期間的遭遇。這個發現讓他如獲至寶，從此開始系統收集家族史料。他跑遍全國二十多個省市，走訪一百多位位西安事變親歷者。

1996年楊瀚移民加拿大，但他每周雷打不動在生活的社區，開設的"歷史講堂"。給華僑們講楊虎城"單刀赴會"的膽識，講張學良"西安扣蔣"的決絕，更講那些被歷史教科書遺忘的細節。

2000年前夕，64歲的楊瀚做出一個重要決定：閉關撰寫《楊虎城大傳》，直到2005年，《楊虎城大傳》正式出版。

與張學良的會面，是楊瀚研究生涯中最難忘的經歷。1999年深秋，他第一次站在夏威夷的養老院里，看著輪椅上的張學良。本以為會聽到激動人心的歷史揭秘，沒想到老人只是淡淡說了句："謝謝你來。"

2000年張學良百歲壽辰時，他帶著新書再赴夏威夷。這次老人主動開口，聊起了楊虎城。而這些珍貴對話被楊瀚逐字記錄，后來成為破解"西安事變"決策內幕的關鍵鑰匙。

2012年北京，一場與歷史記憶有關的重要會面卻在溫暖的氛圍中展開。1月18日這天，一位身著深色西裝的中年男子走進了世界楊氏協會的辦公地點，他就是楊虎城將軍的孫子楊瀚。協會秘書長楊飛早已在門口等候，遠遠望見楊瀚便快步上前，緊緊握住他的手：“可算把你盼來了！”兩人并肩走進會議室。

這次會面，楊瀚特意準備了一場內容詳實的分享。他站在投影幕布前向在場的楊氏宗親代表講述了祖父楊虎城將軍的傳奇人生。“提起我爺爺，很多人可能只知道‘西安事變’，但那段歷史背后，是他一生都在為民族存亡奔走的赤子之心。”楊瀚從楊虎城早年投身革命說起，講到他如何在民族危亡之際，與張學良共同發動兵諫，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又講到他堅持抗日的主張，即便后來被蔣介石扣押，仍在獄中寫下“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的錚錚誓言。

臺下的聽眾聽得專注，有人輕輕點頭，有人眼眶微微發紅。這些故事或許在教科書里讀過，但從親屬口中說出，更添了幾分真實的力量。

有人提議拍一部紀錄片，用影像還原歷史場景；有人說可以做線上互動展覽，讓年輕人通過手機就能“參觀”楊虎城的故居；還有人建議在學校開設相關課程，把英雄的故事編進教材。討論越熱烈，思路越清晰，最后楊瀚和楊飛對視一眼，幾乎同時開口，做一個“楊虎城愛國項目”。

這場會面像一顆種子，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慢慢生根發芽。到了2013年，楊瀚再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3月5日，在一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研討會上，他建議，以70周年為契機，兩岸學者、民間團體一起開展抗戰歷史的研究和對話，把被遺忘的細節找回來，把被誤解的地方說清楚。只有這樣，和平統一的路才能走得更穩。

11月，正值楊虎城將軍誕辰120周年。各地陸續舉辦紀念活動，鮮花擺滿了西安的“楊虎城將軍陵園”，挽聯在風中輕輕飄動。就在這時，一封特殊的信件從北京寄往臺北，收信人是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寫信的人，正是楊瀚。這不是他第一次就歷史問題發聲，卻是分量最重的一次。

信的開頭，楊瀚的語氣平和卻堅定，直指歷史痛點，1949年，蔣介石先生未經過任何軍法審判，便下令對我祖父及家人、秘書實施極端手段，致其慘烈犧牲。這一歷史事實，不容回避；這段血淚教訓，必須反思。并且提出：希望中國國民黨能正視這一歷史事實，以公開、正式的方式，對當年的錯誤行為作出說明，向所有英靈道歉，并為他們恢復應有的歷史名譽。

如今，當年那個“楊虎城愛國項目”已經落地，相關的紀錄片在電視臺播出后反響熱烈，線上展覽的點擊量突破百萬；關于抗戰歷史的研究論文越來越多，兩岸學者的交流也越來越頻繁；而楊虎城將軍的事跡，也以更生動的方式走進了校園、社區。這一切，或許就是對歷史最好的銘記，對英雄最深的告慰。

其他子女

楊虎城的子女們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都走出了截然不同卻又同樣閃光的人生軌跡。

先說三女兒楊拯英。她這一輩子，幾乎都和“教育”“歷史”這兩個詞分不開。1979年的時候，她被任命為西安中學的副書記兼副校長。

不過，楊拯英心里一直有個更大的牽掛，就是西安事變的歷史研究。作為西安事變重要參與者楊虎城的女兒，她總覺得有責任把這段改變中國命運的歷史更清晰地記錄下來。

1981年，她做了一個讓很多人意外的決定：主動申請調到陜西省政協文史辦公室工作。這個部門主要負責整理、保存重要歷史資料，聽起來清苦，卻離她心中的目標更近。

那時候檔案館的條件遠不如現在，資料大多是紙頁泛黃的舊文件，有些甚至破損得厲害。楊拯英一筆一劃地抄錄、校對，遇到不清楚的地方，就到處查證、請教老專家。她常說：“這些資料不是紙片，是活的歷史，得讓后人知道，當年的西安事變到底是怎么發生的，背后有多少人的犧牲和努力。”

在文史辦的那些年，她參與整理了大量和西安事變相關的珍貴文獻，從當事人的回憶錄到手寫的會議記錄，從電報底稿到照片資料，每一份她都視若珍寶。她還主動聯系當年參與事件的老同志，聽他們口述歷史，把這些鮮活的記憶轉化為文字。

正是她的堅持，許多原本模糊的歷史細節得以清晰呈現，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而且她還連續擔任了陜西省政協第五屆到第八屆的委員會委。

1995年8月，楊拯英終于從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這時候的她，已經為教育事業和歷史研究奉獻了大半輩子。2021年9月17日，這位一生要強的老人，在西安的家中安詳離世，享年87歲。

再說說四女兒楊拯漢。她和三姐的性格不太一樣，在1958年國家號召年輕人到基層去、到艱苦的地方去，楊拯漢二話不說就報了名。那時候的新疆，條件遠不像現在這么好，尤其是石油工業剛起步，很多地方連條像樣的路都沒有。她被分配到新疆石油管理局經濟研究所，這一去，就是整整30年。

最讓人心疼的，是大女兒楊拯陸。她的人生永遠停在了22歲，但她的名字，卻永遠刻在了石油勘探的歷史里。1958年，楊拯陸從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后，主動要求加入地質勘探隊，目標是新疆的三塘湖地區。

那年冬天，天氣格外惡劣。一天傍晚，勘探隊在一處戈壁灘扎營，突然狂風大作，烏云像打翻的墨汁一樣壓過來，轉眼間，暴風雪就鋪天蓋地地來了。氣溫驟降到零下20多度，風刮在臉上像刀割一樣疼，帳篷被吹得搖搖晃晃，隨時可能被掀翻。隊員們趕緊收拾設備往帳篷里跑，可楊拯陸卻還在外面，在可能有石油跡象的地層，正拿著地質錘仔細敲打采樣。

隊友們瘋了一樣沖出去找她，在離帳篷幾百米的地方，終于看到了她的背影：她整個人蜷縮在地上，身上的棉衣被風雪浸透，手里還緊緊攥著地質錘和記錄本。當隊友把她抱回帳篷時，她的手腳已經完全失去了知覺，嘴唇發紫，話都說不出來了。大家用熱水給她擦身，用被子裹了一層又一層，可她的體溫始終升不上去……最終，這個年輕的生命永遠留在了三塘湖的風雪里。

楊拯陸犧牲的消息傳來，整個勘探隊都沉浸在悲痛中。后來，她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墓碑就立在三塘湖畔。每年清明，都有石油工人和學生們去給她掃墓，獻上一束白色的馬蘭花。

最后說說長孫楊協。他是楊虎城的長孫，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北京工作、生活，從沒因為爺爺的身份要求過特殊照顧。他的工作很普通，是單位的普通職員，每天按時上下班，認真完成每一項任務。同事們都覺得他“沒什么架子”，誰有困難找他幫忙，他總是盡力搭把手。退休后，他更是過得簡單樸素：每天早起去公園打太極，和老鄰居們聊聊天，偶爾去菜市場買菜。